授衔时，有六位副兵团将领原本要授上将，最后为何只授中将和少将

五五授衔，是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在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采用了军衔制，这对军队的正规化促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次授衔，组织上参考了苏联的军制，将官级别共分为：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五级。根据原则，授予将军军衔的最低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参加革命。当然，具体授衔时也会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比如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等起义将领。

这次授衔的级别参照的标准是1952年的级别评定，军委委员级授予大将军衔，正兵团级或功勋卓著的副兵团级授予上将军衔。在参加正兵团级干部中，除了自动要求降衔的徐立清，全部是上将。而在副兵团级干部中，有19位上将，22位中将，一位少将。

在最早拟定的上将名单中，李天焕、程世才、莫文骅、郭化若、廖汉生、贺晋年六位副兵团级干部都是位列上将之中的，但最终却都被授予了中将和少将，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组织上对授衔名单所做的调整。在最初的预授名单中，张宗逊、周纯全、萧克、王震、宋任穷五位同志都是位列大将名单中的，后来，大将的名单调整为十人，正式确立了十大大将后，这五位将领就从原先的大将降为了上将，而上将名单也就相应的要做调整了。

最先被调整出名单的是李天焕、程世才、莫文骅、郭化若和贺晋年。我们来看看这五位的资历，李天焕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初组建时是副政委，当时担任政委的是李井泉。当李天焕升任政委时，已经是1949年了，资历上稍微差了点，又不是军事干部，最终被授予中将也是比较合理的。

另一位是程世才。程世才的资历还是足够的，他在红军时期就做过红30军副军长、军长的职务，是红四方面军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之一。但是程世才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履历不太够，他做过东北民主联军三纵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解放战争初期，程世才作为首批纵队司令员，职务上还是够的，他是中后期基本在地方军区任职，没指挥过太多战役，军功方面差了点，所以被调整为中将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上将名额就那么多，而东野将星云集，当时已经有19位上将了，内部竞争太激烈。

再来看看莫文骅。莫文骅是广西邕宁县人（今广西南宁江南区），大革命时期入团，1929年随邓政委、张云逸参加百色起义，因为颇有智谋，在起义后担任红七军的参谋。进入中央苏区后，莫文骅被调到红五军团搞政工，担任宣传部长，从此开始了自己政工干部的生涯。

在革命年代，莫文骅担任过红13师政委、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辽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政委、四野第41军政委、13兵团政委等职务，上过军校，以军事干部起步，半路改行做政委的莫文骅，做到了政工干部的极致，成为兵团政委。

按理说，莫文骅是够得上上将的，他之所以仅授中将，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红七军系统已经有一位大将张云逸、两位上将韦国清、李天佑了，而四野也有19位上将，作为这两个系统出身的莫文骅，与他们相比在资历和功勋上并没有优势；第二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莫文骅在广西指挥剿匪时表现一般，对他的授衔影响很大。最终，上将资历的莫文骅只被授予了中将。

另一位是贺晋年，贺晋年是西北红军的代表人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做到了军长的级别。解放战争时期，贺晋年在东北战场表现极为出彩，先后担任过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司令员、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48军军长、第十五兵团第二副司令员等职务，建国后，还担任过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务，从资历和级别来说，解放战争时期做到兵团第二副司令员，介于上将和中将之间。

也就是说，贺晋年授予上将或者中将都是可以的。考虑到他是西北红军的代表，授予上将很有机会。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贺晋年只被授予了少将，代表西北红军授上将军衔的则是阎红彦。

郭化若是第九兵团政委，1952年被定为副兵团级，资历上来说够上将，但郭化若担任政工干部的时间比较长，军功上面差了一点，所以被授予中将也是正常的。

我们看到，廖汉生并不在被调整出上将的名单中，但授衔时贺老总建议廖汉生只授中将衔，由贺炳炎升任上将，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贺老总这个提议，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廖汉生是贺老总的侄女婿，贺老总此举也是为了避嫌，另一方面，廖汉生和贺炳炎是一对搭档，贺炳炎只要负责军事指挥，廖汉生搞政工，贺炳炎作为军事干部进入上将名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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