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叶挺被囚五年，被释放后却离奇坠机身亡，意外还是阴谋？

1946年4月8日，一架载着中共重要领导人叶挺、王若飞、秦邦宪（博古）等人的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在西安机场加油后，本该在当天下午抵达延安东关机场，但是毛主席、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却并没有在东关机场等到这架飞机。

大家心急如焚地等了4天，4月11日噩耗传来，飞机在山西西南部海拔2000米的黑茶山撞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周恩来得知叶挺夫妇与两个年幼的孩子全部遇难的消息，当场痛哭失声，悲痛到不能自已。

今天距离这场悲剧已经过去了整整78年，可是坠机的真相不但没有浮出水面，反而变得越发扑朔迷离。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飞行高度应该在6000米的C-47运输机会撞上海拔2000米的黑茶山？为什么延安在西安的正北方向，坠机地点却在延安东北方向300公里的黑茶山？

坠机发生过程

4月8日上午8时45分，一架美国 C-47运输机从重庆冒雨起飞。

同机员除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还有著名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叶阿九，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黄齐生之孙），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王若飞同志副官魏万吉，秦邦宪同志副官赵登俊，叶挺同志幼子阿九的保姆高琼。

另有机组人员：佩戴飞虎队标识的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瓦伊斯上士和迈欧、马尔丁，共17人。

飞机起飞后，机组即用电台同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联系，报告一切正常。机降落中转站西安，经短暂休整，于11时55分起飞前往延安。半小时后，机组再次与美军观察组联系，报告飞行正常。

下午1时许，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群众数百人，陆续赶到延安东关机场，准备欢迎归来的战友。

空中传来隐隐约约的轰鸣声，在场有人推断飞机已到延安上空，然而轰鸣声却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

随后，美军观察组收到机组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飞机迷失方向了。中共中央得此消息后高度关注，当即组织数以万计的军民多方寻觅。美军观察组也协调派出两架飞机，连续3天在延安附近搜索，但均无结果。

4月8日下午2时许，山西省兴县东南附近村民听到隆隆的飞机声，紧接着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庄上村村长李文堂立即带人寻声前往一探究竟，在黑茶山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旁发现飞机残骸。

村党支会议决定次日组织人员上山展开搜寻工作，同时报告中共晋绥分局。分局命令保卫部部长谭政文及其机要秘书兼机要股股长顾逸之，率人前往事发地点调查。

4月10日清晨，谭政文、顾逸之等人赶到飞机失事现场。经仔细辨认，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的遗体找到，次日继续搜寻，相继找到其他遇难者的遗体。

4月11日晚10时，中共中央接到晋绥边区关于飞机失事的电讯后，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十分简短的消息：“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

飞机残骸

疑云重重

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载《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文章，署名作者是顾逸之。

顾逸之早年曾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事后顾逸之向中央书面报告了“四．八”失事现场的处理情况。

在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顾逸之提出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

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而不是在空中坠毁。因为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飞机的撞痕处非常明显，飞机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

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调查结果来看，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飞机才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

三、从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会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顾逸之在文中还谈到“四八空难”事件的后事处理。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期间，中共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表现出极大诚意，为了不给国民党留下借口，新华社当时发布消息时只是说“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

周恩来一直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特务动的手脚。1951年周恩来与叶挺之子叶正大和叶正明谈话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件事情出来后，当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接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后排从右至左：叶正大、叶挺、李秀文、叶正明，前排从右至左：叶华明、叶扬眉、阿九、叶楣

空难真相

因为当时的飞机还没有安装黑匣子，缺乏揭示真相的决定性证据。到今天为止，空难的真实原因仍然众说纷纭，总结起来，大概是三种：

一是由于恶劣天气。

这是目前为止对此次事件，两党的官方说法。

从当时亲历此事的人们的回忆和后来的各种记录来看，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飞机起飞当天的气象条件十分糟糕，不利于飞行。

据当天在重庆机场亲历飞机起飞的段清文口述，重庆机场这边的雨从上午一直下到中午12点左右，中午时雨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越下越大。

在当时身处延安迎接飞机的人们的记录中，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吃过早饭，天下起了雨，一会儿延安上空便烟雨蒙蒙。环列延水的山峰，都被云雾所笼罩”。

王若飞：右一

但是，飞机究竟飞到延安没有，抑或飞到了延安，还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无法降落，遂造成事故？

一种说法是飞机在飞抵延安上空时，因云浓雾大，无法着陆，决定返回西安时，误入陕西，于4月8日下午2时许，撞在黑茶山上。

这种说法也成立，但有一个漏洞，美方的机长兰奇上尉是一位佩戴飞虎队臂章的老练飞行员，飞行时间超过3000小时，怎么会发生如此低级的技术失误，任由飞机撞山呢？

但不管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飞机起飞时、飞行中和飞抵目的地的这段时间，飞行气象条件都是极其恶劣的。但是否由于天气恶劣直接导致飞机失事，缺乏直接证据。

二是国民党特务用磁铁干扰导航设备。

事发50年后，香港媒体报道，一位已经隐居台湾多年，当时参加“四八”空难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死之前透露了部分真相。

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而安排飞机飞行任务后，马上电话报告了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

于是军统特务决定对这架重要的飞机下手，他们直接找到了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任特工队队长的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因此也十分慎重。

他接受了一个略懂飞机构造特务的建议，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后自然坠落。如此一来伪装成意外，神不知鬼不觉，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他们头上 。

具体如何行动呢？

首先，他们让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

然后，杜吉堂找到了懂得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检修过程中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上午，飞机飞离重庆，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指示并不准，比实际高度偏低。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此时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影响了飞行员的判断。

危险时刻，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作用了，飞行导航系统失灵，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机竟然飞向东北方向，向山西飞去。

当时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当飞行员飞至黑茶山地区时，飞机的高度仪因为磁铁的干扰出现问题。

没有了高度仪的辅佐，兰奇上尉只能凭借经验，在高山之间穿梭，直到飞行高度由6000米降到2000米，飞行员在浓雾中依旧没有发现危险，就这样一头撞到了黑茶山上。

这种说法比较符合逻辑，但是也有两个问题，一是飞机坠毁之后，当地曾组织人力在事故现场地毯式搜索，但是并没有找到磁铁之类的可疑物品；

二是秦邦宪之子秦铁认为该文漏洞百出，可信度不高，就去查找消息的原始出处和“杜吉堂”这个关键证人，结果都没有找到。

这种说法还有个间接证据。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我党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乘坐国民党安排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

国民党自觉理亏，答应了这一要求，以后成为了惯例。

三是国民党特务更换燃油。

叶挺将军之子叶正光先生称，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原国民党特务曾发表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披露，当年飞机在西安加油时，蒋介石曾密令他在叶挺一行人乘坐的飞机中用一种非燃料油代替燃油。

这种非燃油液体比重大，沉积于油箱底部，当油箱燃油实际上已耗尽时，航天仪表上却依然显示有足够的燃油。当时延安雨雾沉沉，能见度低，不宜降落，加上与地面失去联系，只能返航。

但为什么会飞向晋西北的黑茶山？这种说法无法解释。

英雄身后事

空难发生后，中央决定将烈士遗体从黑茶山运往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在黑茶山到岚县机场的运灵过程中，沿途干部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以报答帮助翻身的救命恩人。

他们感慨地说：“和平停战，就是这些恩人给老百姓办的好事。”灵柩过处，“千百群众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4月13日，灵柩经贺家湾时，已经深夜11点，一位老婆婆带着两个小女孩提着酒捧着供品，在寒风中伫立街头等待达二小时之久。

4月17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岚县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各界1.5万人满怀悲痛，参加了祭悼。

4月19日，延安各界3万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国统区，重庆近1万名各界代表为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

1946年4月19日延安各界隆重追悼“四八“烈士

千古留名

这次空难给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中叶挺将军由于皖南事变被捕入狱5年多，此时刚刚被释放仅一个月，谁能想到竟然遇到了这场离奇的空难。

如果叶挺不死，那么1955年授衔时，他很可能被评为元帅，那样我军就会有两位叶帅。

与叶剑英一样，叶挺也是广东人，早年曾在孙中山身边担任警卫团的营长。后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第四军三十四团的团长，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1927年8月1日，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在周恩来、贺龙和叶挺等人的领导下，南昌起义正式打响。

南昌起义后，叶挺又与张太雷等人共同领导广州起义，并组织了工农红军。

虽然广州起义最终失败，但是工农红军却被全国人民熟知。

后来越来越多的武装力量开始用红军的称号，叶挺也成为红军的第一任司令员。

他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1988年中央军委确定的36名开国军事家中名列第13位。

毛主席更是当面称赞，叶挺是共和国的第一任司令员，人民军队的历史要从他开始写起。

之后，叶挺一直率领新四军抗日，直到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期间叶挺宁死不屈，还在重庆渣滓洞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囚歌》：供人进出的大门紧闭着，为狗爬出的洞却敞开着！

这首诗激励了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反抗三座大山的压迫，去争取新生活。

1946年3月4日，经过我党营救，被扣留五年之久的叶挺将军终于重获自由，并在三天后恢复党籍。

4月6日深夜，刚刚恢复自由身的叶挺将军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邀请他前往延安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能够重回组织，叶挺非常开心。

得知王若飞和博古正好于4月8日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便找到王若飞希望一同前往，王若飞欣然应允。

就这样，叶挺将军同刚刚久别重逢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叶扬眉和尚未取名的幼子阿九，一同登上了这架夺命的飞机。

毛泽东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结语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无论“四八空难”的真相能否水落石出，我们都应该铭记在这场事故中逝去的所有革命先烈，他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