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科创家长下场，要关注公平，也需要警惕阶层固化的风险

北邮15名研究生状告其导师郑某师德师风问题，北邮快速处置，取消郑某导师资格，但谁也没有料到，此事引爆了另外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青少年科创比赛中家长下场的舞弊现象。

在相关举报中反映，郑某要求2名研究生为其正上初中的女儿做科创比赛的项目，结果未能胜出，被郑某责骂：连初中的事情都做不好。

北邮的研究生落败于一个初中学生的科创竞赛，网友深挖这项科创比赛，于是发现这项比赛中有一些获奖项目远远超出了中小学生的能力与水平，比如 “基于PID断续足迹追踪以及视觉避障锁定的生物保护机器人”，还有诊断早期肺癌等研究，仅就题目而言，就已经让众多大学生自愧不如。随后，上海的青少年科技竞赛也被网友举报，存在类似的问题。

因为一些题目过于高大上，网友戏称，青少年科创已经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父母斗法。

其实类似一幕多年前就出现过。2020年初，因为出现了多个小学生做癌症研究获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多个获奖项目公正性被质疑。最后来自中科院的研究员陈勇彬承认参与了孩子关于直肠癌基因的科创项目，其孩子云南省一等奖被撤销。

青少年科创变成父母的角力？

目前一些青少年科创活动，尤其是获奖的学术味道浓厚，我们很难和中小学生联系起来。大家不了解的是，在此之前的出国留学领域，类似的现象就已经出现。

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大学录取上不惟分数，看重成绩之外的东西，包括各种科技创新项目，公益项目等等，于是各种“背景提升”公司就批量出现。这些公司为孩子量身定做各种科创项目，社会公益活动，甚至量身定做各种国际竞赛，画展，影展，不一而足。其中最流行的就是科创。其中一种模式就是给你找一个教授的项目组，让你挂名，如果幸运，还可以在论文上署名，最后这位教授给你写一封推荐信。当然，这一切，都是以金钱为基础，而且国内教授和国外教授，名校与非名校之间价格差距悬殊。

曾有业者给我讲了一个极端夸张的案例。一位家长在给孩子申请美国的大学时花了数十万美金，给孩子在美国搞了一个国际展，这个孩子最后获一等奖，但真正参赛者就一个人，其他国家参赛者只是拉来配合演出的群众演员。包括颁奖嘉宾，也只是花劳务费请来的国际名人。国人不了解的是，美国最著名的场所，包括联合国会场，包括卸任总统，都是明码标价可以租用、邀请的，更不要说随便注册一个世界某某协会之类的组织。

我们的各级招生制度因为惟分数备受诟病和批评，因此，不惟分数，推行综合评价就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共识，各级升学考试都提出了不惟分数，综合素质评价的改革方向。

尤其是当下的中考，全面下调考试难度，淡化区分度，甚至以水平测试替代中考，倒逼推动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的改革。在这种导向和需求的带动下，一些家长各显神通，或花钱委托，或亲自下场为自己孩子代劳，设计各类综合素质活动，尤其是科创项目，而类似的机构也如雨后春笋批量出现。于是，中小学生做癌症研究就流行起来，甚至广泛涉猎芯片，人工智能等所有热门尖端技术。过去活跃于出国留学领域的各种机构全面转向国内客户，综合素质逐渐应试化，商业化，流水线化。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肯定中小学生积极参与这类科创活动，但是，一旦作为升学招生的依据，就很难避免作假现象的存在，哪怕是极少部分，甚至是个案，对升学考试的公平都是严重的伤害！

美国为什么可以搞综合评价？

是如何保障真实性的？

在推行综合评价上，专家嘴里的模范生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可以这样搞，我们就不行？这是很多人质疑质问的一点。

原因很简单，国情文化不同。

美国社会治理的基础就是个人诚信，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上的一套治理制度，最经典的代表性做法就是签字制度。你签字了，你就为此负全部责任。

正是因为以个人信用为基础，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方便地推行综合评价，甚至主观评价，因为其逻辑就是默认你是有信用的，是不会说谎的，不会偏私的，只要你签字了。

我们却完全不同。目前各地中小学推行的综合素质评价，往往变成复杂的证伪工作，因为一开始我就默认你可能是假的，所以需要提交一堆的证明，以证明你的这些成绩是真实的，比如照片，视频，第三方证明等等。因为不相信你，甚至担心神通广大的家长作假，于是为了增加作假难度，就增加综合素质评价的繁琐程度，也因此，2019年深圳家长不堪其扰，集体到深圳教育局上访，最后深圳教育局决定暂停这套繁琐的综合素质评价。

美国是如何保障个人信用，不说谎的？这是一套复杂的社会治理系统形成的，其中核心一点，就是依靠严惩形成强大威慑，说谎作假的成本大到让你负担不起，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美国并非没有作假的。前两年美国著名大学就曝出“体育特长生”的舞弊案。因为美国大学非常重视体育，所以大学都拿出不少的名额给“体育特长生”。一些无法量化的项目，以及集体项目，完全就相信教练的判断。于是一些家长就嗅到了机会，用巨额资金贿赂教练。这一丑闻爆发后，所有学生被退，所有教练被起诉并罚以巨款，关键是家长，也无一例外被起诉下狱，并被罚以巨款。一位在加拿大的华裔家长为此躲到了欧洲的西班牙，但仍然被美国通过相关渠道引渡回国起诉，虽远必诛！

作假让你成本大到无法承受，倾家荡产，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在诚信问题上，是不讲获益与惩罚成本的对等原则，因此基本不敢冒这个险，以身试法。

因此，不能简单说是诚信制度，诚信体系问题，其实远不止诚信制度的问题。2015年我们修法考试舞弊入刑，但一般都是3年以下，更主要的是，基本不抓家长，谁帮孩子舞弊抓谁。如果我们把招生考试舞弊入刑10年起步，家长全部起诉下狱，我估计就没有几个家长敢作妖了，我们能做到吗？

所以说，国情文化不同，美国做的很好，但我们无法学，更不能照搬，原因就在这里。

综合评价无疑需要继续探索，结合国情文化探索自己的模式，但必须确保公平这个底线，这是我们推进综合素质评价的前提，先决条件。

警惕一些综合素质评价

带来的阶层固化问题

美国曾有学者调查表明，在超级大学里，家庭收入在前1%的同学，超过了家庭收入在后40%的。我们的自主招生与保送生政策也明显有类似的家庭特征。2012年史静寰教授对保送生与自主招生学生的家庭分析就表明，入围同学的家庭大多来自超大城市、大城市家庭，来自小城市或者农村的占比较小。

造成这一结果并非舞弊，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的。

比如2020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另外一起案例。武汉大学李红良教授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在这个大赛中以“茶多酚的抗肿瘤实验研究”获三等奖。对于公众的质疑，李红良教授坚决否认，武汉科协也背书证明合规。在回应媒体质疑时，李红良介绍，孩子的辅导老师有两人，其中一个是王茜，王当时是湖北省人民医院的实验技术员。李强调，王茜和李红良妻子原来在一个大院上班，是好朋友。而李红良妻子也是业内高层次科研人员。

当时著名公众号“知识分子”就发文质疑李红良的回复：首先，由于该研究涉及动物实验，操作者必须首先获得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证”，两个孩子是如何获得的；其次，该研究使用的裸鼠属于免疫缺陷小鼠，必须在专业动物实验室饲养，而华科附属小学不具备这样的实验条件。另外，该项目实验伦理审批、经费来源也不明确。

换句话说，普通人走进实验室宰杀小白鼠做实验都是困难的，更不要提做这么复杂的对比实验，以及伦理审批。

同样，某著名大学一个院士的儿子中学期间以3篇SCI文章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后又顺利入读其父亲所在学校的博士，于是有人举报并质疑：学术也传宗接代？

这句戏谑的话，在一定条件下的确是可能的。日前一位小学生课堂上造句说，因为爷爷爸爸妈妈都是行长，所以他要继承家族产业，也当行长。童言无忌，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家庭的影响与便利，我们很难完全否定父母与家庭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复杂影响。

生于这种家庭不是罪过，受父母耳濡目染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家风家教的一部分，在不违规的前提下，父母给孩子成长提供便利帮助也是正常的，人之常情。

所以，综合评价需要继续探索，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确保公平公正的底线，同时，也需要警惕与之相关带来阶层固化的风险，比如一直存在一种批评的声音：综合评价更有利于城市的孩子。

至少要把这个可能与风险降至最低，最低！

图片来源：创客贴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