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另一副面孔

看看蔡元培的相片，起初的印象是非常和善，人畜无害。看的时间一长，从他的眉眼隐约感受到此人的内敛杀气，他以“北大校长”著称于世，并不是善男信女所能坐上这个位子的。

世人皆知蔡元培是教育家，但鲜有人知他的另一个身份——革命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教书育人，而是以北大作为基本盘，搞革命。

蔡元培1868年生人，绍兴府山阴县人，这年代处于大清即将完蛋转化为民国的过渡期。不过蔡元培自幼就展示异于常人的天赋，16岁在科举上所向披靡，考中秀才，25岁中二甲进士，就凭这战绩，蔡元培足够秒杀现在的博士硕士了。科举就像金字塔，能够爬上顶端，已经是人中之龙凤了！

清朝授予他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职，大清如果没灭亡的话，按照正常的步骤，蔡元培中进士，入翰林，前途不可限量，大概率可以成为巡抚、总督、侍郎、大学士之类的位高权重的高官，最后光荣退休，荣归故里。

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大清就开始摇摇欲坠了，爆发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件，蔡元培敏锐嗅到一股不寻常的味道，大清应该支撑不了多久了！精明过人的他，开始谋划后路了，狡兔三窟，大清要是继续撑着，还当大清的官，如果灭亡了，再改换门庭不迟。这时候，他开始关注时事，维新派在政坛上活跃得特别厉害，吸引了蔡元培的目光，他开始崇拜上了谭嗣同。

好景不长，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清廷处死谭嗣同，维新派昙花一现，蔡元培才感觉到，维新派不过如此嘛，基本政坛斗争都玩不转，他开始迷惘了，很快就转变了想法——大清病入膏肓，想要救中国，必须另起炉灶。

想通了这一点，蔡元培舍弃了翰林院职务，放弃了看似稳定地铁饭碗，走上了一条前程未卜的路程，他带上不多的积蓄，到江浙一带传播爱国思想，找关系，创办了新式学堂，并摸索出属于他的一套，那就是教育救国之路。

只教育，不行动，在蔡元培心里，接近于纸上谈兵，他只是拿这个作为幌子，他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喊打喊杀的激进绝不亚于年轻人。

1904年，留日学生杨笃生、苏凤初、周来苏、何海樵、胡晴崖、汤仲祚等人成立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整天研究化学知识，准备回国以后制造炸弹，刺杀清朝政要。这些需要庞大的资金，还好他们搭上了梁启超，梁启超是维新派大佬，有钱有势，拨了一笔巨款，作为暗杀团的经费。

暗杀团的何海樵，经过上海的时候见到蔡元培，一见如故，邀请他加入暗杀团，蔡元培一听大喜，玩命的事情，触动了他蠢蠢欲动的心，立马表态入伙。

入伙时间不长，蔡元培很快成了灵魂人物，他不仅是满腹经纶的理论派，又是撸起袖子说干就干的实干派，没日没夜学习制作炸弹，等待时机做一把大的。不到半年时间，蔡元培白手起家，把一个小团体占据了，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核心人员都有——章士钊、刘师培、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黄炎培、秋瑾、柳亚子等。

江湖派系很多，除了蔡元培的光复会，还有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团体，经过大佬们聚集商量，达成一致的共识，合并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从一个清廷翰林华丽转身变为同盟会大佬，有了这样的深厚资历，他的仕途一飞冲天，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44岁的蔡元培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又出任北洋政府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

民国初年，蔡元培突然沉寂，不是他想沉寂，是他的光复会，超出他的掌控力，分裂了，蔡元培失去了他的基本盘。蔡元培在整合光复会的过程中，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自己的思想，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说白了，光复会要按照蔡元培的思想走，他没提出来，所以光复会成员的思想迥异，大家都是一个盟的，江湖地位都摆在那，谁也不服谁。

徐锡麟认为，光复会的政治使命是“排满”，满人要排除、满政府要排除、满贵族要排除，凡是满洲的一切都不允许留在汉地十八省。

章太炎认为，排满可以，但不要一棍子打死，反对满洲皇帝官僚，满人要看成分和思想是否和咱们统一。

有人主张，光复会可以尝试社会主义；也有人说，光复会可以尝试民族资本主义。

提出来的思想有错嘛，都是对的，但要真正以一种思想力排众议，谁也办不到，总之各说各话，一盘散沙。

蔡元培束手无策，他没有一套完整的思想纲领，只能行动行动再行动，他始终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不仅如此，蔡元培颇有书生气，擅长和他一个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但无法和满口粗话，一身江湖气的三教九流交往，和孙中山比起来，手段心机可谓天上地下。

所以，光复会的一些大佬，不把蔡元培放在眼里，不服调遣，最终，1907年5月，蔡元培离开上海，到德国留学。

他一直在思考，究竟哪里不对头？武力革命的路线尝试过，没成功；暗杀革命的路线尝试过，效果不如人意；革命领袖的身份尝试过，大部分人不认可。

他做什么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直到1916年回国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才以全新的姿态活跃起来。到了北大做校长的时候，马上聘用了很多精英人才到北大任教，他请来的都是什么人？

有陈独秀、李大钊、刘师培、鲁迅、钱玄同、黄侃。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他们所有人的线头都捏在蔡元培的手中，换句话来说，他们都和光复会极有渊源。

陈独秀——安徽芜湖的反清组织“岳王会”会长，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曾到安徽举行起义，两人关系亲密有加。

李大钊——光复会成员白毓昆的学生。

刘师培、鲁迅——光复会成员。

钱玄同和黄侃——光复会元老章太炎的学生。

这么看一目了然，蔡元培招募过来的都是光复会的人，他把这些人都召集到北大，是打算东山再起，用北大的宝地，创立新的光复会，真正属于蔡某人的光复会，不受人挟制。

在北大，蔡元培干得风生水起，支持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用新青年的力量彻底吹透北大的风气，思想彻底改造，让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以校长之尊，和林纾论战，辩论新文化和桐城古文之争，表面是文化冲突，实则是林纾背后是皖系军阀徐树铮，徐树铮又是北洋元老段祺瑞的亲信，而蔡元培是革命党，他们的论战就是革命党和北洋之争的延续。

有他的存在，曾经乌烟瘴气的北大，脱胎换骨，过去的北大是众多北大学生混日子的地方，在他们心中北大只是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蔡元培来了，他开窍了，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直在日拱一卒，细心又耐心地推动改革，直至1919年，北大便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生政治运动的策源地，教员、总理等知识青年都深受影响。

执掌北大是蔡元培的巅峰时刻，离开北大后，蔡元培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

在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后，蔡元培离开北大到法国留学，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如春风横扫中国大地，众多有识之士都纷纷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偏偏蔡元培不怎么认同。

1927年3月，国共北伐势如破竹，前景大好，孙中山的遗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即将成功，但蔡元培回到了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提议发动“护党救国”运动，讨论了维护国民党，拯救中国民国的问题。

4月，汪精卫回到上海，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向汪精卫提议，解决我党问题。蔡元培希望汪精卫只留下国民党，排除我党，组织内把我党党员全部排除掉，让国民党一家独大，一党坐天下。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和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李宗仁等人再次召开会议，他制定了一份名单，要求国民党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按名单捕人。

这份名单里有教员、总理、陈独秀、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曾经的同事，学生，都已经和蔡元培划清界限了。

4月9日，蔡元培等人又发出《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提出十一条理由，最后写道：“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4月12日，常凯申悍然发动政变，蔡元培成了他的马前卒。他和常凯申在前期是荣辱与共，政变不久，常凯申下野，蔡元培辞职跟他回上海，担任常凯申宋美龄婚礼的主婚人，常凯申复出，蔡元培更是鞍前马后，出谋划策，鼎力支持。

蔡元培为什么死心塌地跟着常凯申，主要和他的立场有关，他是浙江绍兴的地主阶级大家族出身，他很爱国，也立志救国，但阶级决定了他的立场，始终要维护地主利益嘛，自然和工农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

他的光复会，大部分是江浙人，而常凯申在南京另立政权，老乡见老乡，自然凑一筐，常凯申的江浙利益集团和汪精卫的广东利益集团，注定他们俩要一人淘汰出局，结果成功了的是常凯申，失败了的是汪精卫。

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追随常凯申，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为常凯申冲锋陷阵，但常凯申却没把他纳入核心圈子，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劝李济深，到南京与常凯申和谈。

结果常凯申不给蔡元培面子，蔡元培把李济深劝回来后，结果被扣押，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才放出来。

蔡元培没面子，心灰意冷，此后八年，他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基本不过问政事，更不再提革命二字。

1937年11月，蔡元培移居香港，三年后去世。

他去世了，我党的教员亲自发去唁电，随后派廖承志到香港吊唁，并在延安举行追悼会，总理送上挽联：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而常凯申没有什么表态，还在日记说风凉话：“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不知道黄泉之下的蔡元培作何感想，如果一门心思跟随我党，说不定地位和成就更加高，走错一步，满盘皆输，可惜！

世事之讽刺，莫过于此。

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起点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起点是蔡元培，不管他后期做什么了，毕竟功大于过，也让他名垂青史，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