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至暗时刻

花神咖啡馆是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它的璀璨时光始于1913年。当时，诗人阿波利奈尔接手咖啡馆，将一楼变成《巴黎之夜》杂志编辑部。那是人们最乐观的时刻，他们相信辉煌可以永续，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之火将照耀人类未来。但谁也没想到，阴霾已降临大地。1914年，残酷的一战爆发。

一战期间，阿波利奈尔仍会每天定时来到这里。1917年，他介绍菲利普•苏波和安德烈•布勒东相识，不久后又介绍他们与路易•阿拉贡相识，达达主义的班底就此形成。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发明了“超现实主义”一词。次年，阿波利奈尔病逝，一战也渐近尾声。

但一切并未结束，历史就像拙劣的轮回，二十年后，同样残酷的二战爆发。但于巴黎人而言，花神咖啡馆的传奇正是在二战期间达到巅峰。1939年，花神咖啡馆易主，新老板是布波，他在咖啡馆内厅装了巨大的炭炉。不久后，巴黎沦陷，花神咖啡馆的温暖火光不但抚慰人心，也让众多反法西斯人士——尤其是作家们——聚在一起，捧着一杯热巧克力，期盼着胜利。

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萨特和波伏娃每日在此相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写作或畅谈。萨特说：“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一条自由之路”。

这是属于花神咖啡馆的历史，也是属于左岸乃至巴黎的历史。但它的璀璨绝非全部，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们——比如萨特和波伏娃——也不是全部。在这座城市里，更多的是小人物，在那段巴黎的沦陷岁月里，他们或醉生梦死，或挣扎求生，或妥协合作，或奋力抵抗。在他们身后，正是巴黎沦陷时期的社会图景。

法国学者戴维•德雷克在《烽火巴黎：1939—1944》一书中，描述了巴黎沦陷前后的普通巴黎人生活。1940年夏，英法军队无力抵挡德军的强大攻势，发动敦刻尔克大撤退。巴黎人在恐慌中面对着德军的兵临城下，法国政府决定撤退，巴黎沦陷。

吕一民在书中序言慨叹：

“如果说法国在最初只是称为大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终以主要战胜国之一成功地实现了普法战争后一直存在的对德复仇愿望，那么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却不仅经历了其现当代史中的‘至暗时刻’，同时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巴黎被德军直接占领，纳粹的旗帜竟然在为纪念一战中为国捐躯的法国士兵修建的无名烈士墓上的凯旋门迎风飘荡。由此，巴黎，这一长期作为‘法兰西的心脏在跳动’的法国首都，这座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绝对堪称世界首都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都市，一度沦为‘废都’。”

在此之前，巴黎人早已有了悲观预期。戴维·德雷克在书中写道：

“7月的民意调查表明，45%受访者认为战争将在年内爆发；而3个月前，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只占37%。尽管和平主义盛行，仍有人担忧倘若英、法未能坚决抵抗希特勒，整个欧洲便会落入纳粹掌中。”

法国政府仍然在试图稳定民众情绪。193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日，是法国大革命之初攻陷巴士底狱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它也成为法国政府向世界展现军事实力的机会，当天有两百万民众顶着盛夏的瓢泼大雨，在香榭丽舍大道两侧观看阅兵式。“当坦克部队和超过三万五千名士兵穿过这条著名街道时，人群发出阵阵欢呼声。这场精心策划的阅兵式旨在让法国人民放心：即便希特勒胆敢轻率引发战争，他们的国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

法国人最大的倚仗，当然是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这条庞大的防御线沿法国东北国界而建，自瑞士巴塞尔到斯特拉斯堡北部20英里处的阿格诺，绵延100多英里，宽7公里，被认为是无法穿越的。

但时局显然超出了法国人的估计。书中写道：

“8月23日，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消息令法国、英国乃至整个世界大为震惊……8月24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次日，法国政府便命令三十五万法国预备役士兵归队；两天后又召回七十多万预备役士兵。波伏娃称，当时巴黎的情绪‘混杂着自大、胆怯、无望和恐慌’。”

8月30日，法国政府开始疏散滞留巴黎的儿童。9月最初几天，约五十万市民也离开了巴黎。巴黎的财富也被转移，北郊圣德尼教堂、巴黎圣母院、圣礼拜堂、圣厄斯塔什教堂和圣塞弗兰教堂无数昂贵的彩色玻璃板被送往巴黎外保管。卢浮宫和其他博物馆的藏品也被送出巴黎。此外，协和广场的纪念碑、建筑物和雕塑，胜利广场的路易十四雕像以及新桥的亨利四世雕像周围都堆满沙袋，保护它们免受德国轰炸。“尽管政府仍在宣传和平，没人公开承认巴黎正在备战，但是，这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随之而来的是巴黎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段时光，贝当政府的投降让巴黎人陷入难言滋味，生活的困苦也随之而来。

戴维•德雷克所记录的还有另一面——德军眼中的巴黎。

“很多德国士兵来自农村，有些人甚至从未离开过自家农场。他们常常听到巴黎的名字，却没料到能亲临此处。巴黎的景观深深震撼了来自德国城乡的士兵。第三十步兵师的一名步兵写道：‘我是汉堡人，算不上乡巴佬。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城市。’他被巴黎的文化传统和便捷交通深深吸引。和很多战友一样，他登上埃菲尔铁塔，把妻子的名字刻在柱子上。”

德军在控制巴黎后，流连于巴黎老城的大街小巷，他们在埃菲尔铁塔、圣心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和凯旋门旁拍照，把照片寄给骄傲的家人。他们对这座城市有多么着迷，巴黎人的内心就有多沉痛。

巴黎人也遭遇了强制的分化，犹太人被逼着必须佩戴黄星标志。书中写道：

“黄星一下子出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很多巴黎人逐渐对贝当的‘合作政策’失去了信心。这项政策依然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实在的好处。与欧洲未来的主人结盟符合法国最佳利益的论调开始显得苍白……正如阿贝茨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之前所畏惧的，德国的疯狂报复完全摧毁了依靠宣传赢得法国民心的可能。他们的行径让巴黎人想起德国人野蛮的旧日典型形象。”

这就使得德国孤立巴黎犹太人，将其作为单独的一个种族进行展示的计划起到了反面效果。别林基在日记中写道，客观的观察者只要走访巴黎的犹太人聚居区，就会立刻看穿德国人的谎言。

虽然在德国人的强压之下，许多巴黎人选择了妥协，但更多人选择抗争。遍布街道的街垒在这座城市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正如书中所言：

“街垒本是为了阻挡德军部队运动，但有些时候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它们是对巴黎革命历史——法国大革命、1830 年与1848年革命和1871 年公社运动的致敬，但也使普通巴黎民众成为了实现自由的参与者，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同时，它也是抵抗者射击德军或使用燃烧瓶发起袭击时的理想掩体。街垒也可以用来划分抵抗组织解放的区域，或是阻挡重要的交通道路，”

虽然它们并无法抗衡德军的坦克，但巴黎人仍然穿着便服，寻找所有可能找到的武器（比如旧猎枪、古怪的装饰手枪和左轮手枪，还有一些从德军手中夺来的机关枪和其他武器），成为真正的战士，直至巴黎解放。

书中写道，巴黎人民在首都解放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巴黎已经拒绝屈从于德国的控制，这所城市已经恢复民主体制，而仅仅是这些收获，分分毫毫都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但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吕一民在序言中写道，在战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法国各界人士均在致力于恢复“法兰西的伟大”，导致法国史学家最热衷于展现的是当年法国人共同遭受的苦难，以及法国人在抵抗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力求使“抵抗”在战后法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二战最主要的象征。与此同时，一些不太光彩的史事则会被法国人予以回避。直至近年来，法国史学界才扭转这一倾向，可以坦然讨论一些以往讳莫如深的话题。

《烽火巴黎》也是如此，德雷克并未刻意谱写那些大人物的“英雄史诗”，而是以普通人的命运跌宕为核心，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挖掘个人生活史、对话、生活细节和记忆片段。他也坦言：

“距巴黎沦陷七十多年的今天，我们知道沦陷如何随德国战败而终结，而彼时，没人知道历史走向：或许纳粹取得胜利？或许巴黎解放？或许结局更为暧昧不清？”

那些身在局中的人，才是历史最大的真实。

书名：《烽火巴黎》

作者：[英]戴维·德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李文君/王玥玄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定价：118元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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