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金财：回归经学初心，势在必行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的跋，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当当、京东等网站购买。

作为大《六经》工程的内容之一，在重新解读《今文尚书》的过程中，我配合翟玉忠老师做了少许工作。如今书稿初成，玉忠老师希望我写几句话，作为此书的跋。借此机会，我谈几点学习《今文尚书》的几体，求教于方家。

中华文明相较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最大特点是，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便以天下、国、家的治理为核心，而其他文明则是以宗教神道为核心。西方国家是在近代以后才重视国家治理的，但自始至终，他们的治理都受到宗教和资本的强烈干扰；当今还有部分国家政治与宗教不分离，甚至是宗教支配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从文明起源上说，中华文明最为重视国家治理。

雅斯贝尔斯曾提出一个轴心时代的概念，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和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以赛亚，希腊出现了荷马等。我想说的是，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文明和以宗教神道为中心的文明，虽然出现的时代相同，但层次却有高下之分。中华文明的治理特色是将不同地区、不同血缘、不同信仰的人们组织起来，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改造自身、社会和自然，其难度远远大于将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组织起来，通过修行追求解脱。因为将不同地区、血缘和信仰的人组织起来，追求人间世俗幸福，是一项涵盖人、社会和自然的系统大工程，极为复杂艰巨。而以宗教神道为核心的文明只是将信仰相同的人组织起来，修行又以个人身心的调整为主，较少涉及对社会和自然的改造，其广度和深度均远逊于中华文明。

总之，中西文明禀赋不同，特性迥异，不能因为诞生的时代比较接近，就忽略它们之间的差异，那样会抹杀中华文明本具的宝贵特质。

其次，在经学演变过程中，先秦时代六经是诸子百家共宗的经典，源自王官之学的六经通过孔子删定、传播形成孔门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即经学）。在孔门四科的基础上衍生出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以六经为宗，他们继承六经以治理为核心的主旨，围绕此主旨分析现实问题，对如何结束封建，实现统一，建设中央集权国家等问题进行研究与实践。相较于两汉经学以祥瑞谶纬等论证政权更迭、社会发展，经学大师荀子从隆礼重法的角度解决封建纷争等问题，他的学生韩非从生产发展的角度认识政权更迭，韩非提出的上古、中古、近古概念都是以生产力为标准。而两汉经学则从两个方向发展六经之学，一个是祥瑞谶纬，另一个是依文解义，导致六经之学走向神道化、繁琐化。

所以，两汉经学是六经之学的神道化、庸俗化、繁琐化，表面上是六经的发展，实际是六经之学在先秦诸子水平上的倒退和反动，使得经学沦为谋求政权更迭和利禄功名的手段。伴随着汉朝中央集权的不断削弱，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动荡时代。豪强门阀把控地方和中央，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如果重建中央集权，将从根本上威胁和打击豪强门阀的利益。在此背景下，魏晋玄学诞生，他们回避社会发展和国家统一等现实问题，只沉醉于奢靡的物质享受和极致的艺术创作，佛教和道教盛行，经学衰落。经过隋唐军功贵族、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割据力量的打击，门阀阶层衰落。地主阶层经过秦汉时期的军功地主、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地主发展为一种新形式，即宋明士绅地主。

宋明理学虽然仍以六经为宗，却偏离六经的国家治理核心，选择其中具有玄思的篇章，运用佛教道教理论加以重新解读。理学一方面强调修身，以之对抗佛教道教理论和修行；另一方面强调宗族治理，以之对抗中央集权，从而维护士绅地主阶级的利益。南宋理学信徒表面上支持中央集权，主张北伐，但他们反对皇帝重用非士绅出身的人才，反对皇帝抓军权。皇帝不掌握军队，如何进行北伐呢？这是假北伐真投降，假统一真割据。由于士绅地主阶层成为宋朝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主要统治阶级，理学也成为宋以后最强势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明末、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理学信徒的飞黄腾达，看到理学被士绅买办们的吹捧推崇。直到新中国成立，在彻底消灭理学的阶级基础士绅阶层后，才将理学从主流官方意识形态的神坛上拉下来。总之，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虽然以传承经学自居，本质上却是六经之学在先秦诸子百家水平上的倒退。

第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前提，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尚书》等中华元典。主要成书于春期战国时期的中华元典是对远古以来直至夏商周三代先贤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是中华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之所在。其基本原则对秦以后国家治理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其正确性也为后世实践所验证。所以，《尚书》等中华元典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初心，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

中华文明从时间上说源远流长，从空间上说囊括四海，为后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典章文献，地下更有取之不尽的珍贵遗迹遗物。提炼文明精华、展示精神标识的工作，只能从中华元典这一源头入手，随波入流必定会千头万绪，劳而无功。在这方面玉忠老师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比如玉忠老师在《文脉寻根》一书中将中华文明之所以早熟又长寿的秘诀，概括为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率先做到了“道在帝先、神不胜道，天人不二、内外不二，建中立极、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积极有为【1】。”

学术界曾流行过如下似是而非的观点，即中华文明既早熟又不成熟。熟就是成熟，早熟理所当然也是成熟，只是成熟得早而已，怎么能说又不成熟呢？正如玉忠老师总结的那样，中华文明早熟的原因，是它先于其他文明突破了神道宗教垄断文化、众多利益集团瓜分国家政权的状态。那些认为中华文明不成熟的人，是站在西方的立场，把资本主义当作文明的标杆和历史的终结。实际上，资本主义文明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恰恰是因为中国中央集权天下为公的传统，有效避免了大资本的野蛮增长和喧宾夺主。

如果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上认识文明的成熟度，那么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才是既滞后又不成熟，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实现对神道宗教和资本的突破。在突破宗教垄断文化和资本瓜分国家权力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依然道阻且长，希望渺茫。

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重要原因，是它们在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高度契合。这让我们坚信，回归中华元典正得其时，回归经学初心势在必行！

注释：

【1】翟玉忠：《文脉寻根》第一册，华龄出版社2022年，第1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