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23章：延安会谈

搞定了第二次洛川会谈后，李克农一行人匆匆北上找党中央汇报成果。所谓的找”党中央”，也就是找到党组织最核心的那几个负责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当时红军为了解决缺人缺武器缺粮食的问题，以及尝试在条件更好的山西开辟根据地的想法，正集中主力东征攻打阎锡山，所以中央所在地搬到了山西石楼。李克农一行人北上过延长，到清涧河口渡过黄河，于3月16日抵达石楼。这段路要是搁今天，开车走长延高速用不了3小时，当年他们靠两条腿整整走了9天。

赶到中央驻地后，众人吃了便饭略作休息，便进入早就布置妥当的会议室，所有重要人物都在场。李克农按照一路准备的腹稿，一五一十地讲了10天前他跟张学良谈判的详细经过，重点放在张学良提出的各项要求，以及我方的应对情况，连张学良在关键时刻的表情细节都没放过。中央同志听完很欣慰，从李克农的汇报中他们意识到，张学良是愿意谈判停战的，解决东北军问题大有希望。会议结束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大堆想法，领导发话说把各自的想法带回去好好整理酝酿，下次开会集中讨论。

众人酝酿整理了10天，3月27日开会专门讨论如何与张学良进行下一次谈判，大家一致认为张学良态度诚恳，谈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有希望，红军的困局也能解开，所以必须好好谈。既然张学良提出要毛泽东或周恩来当中的一位跟他谈，会上就决定让周恩来同志走一趟，周恩来当即表示没问题。散会后李克农跟王以哲确定会谈的时间地点，王以哲4月5号回电称：4月8日晚上8点延安不见不散。

（毛泽东和彭德怀）

4月8号的活动，那4月7号一大早就得出发，于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在6号联名给张学良发电提前打招呼，大致内容说，我方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会在4月8日赶赴延安参加会谈，到时候你们得把我们的人接进去并确保安全。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以下5点：第1是停止一切内战，大家联手抗日；第2是全国红军集中河北，先行抵御日本入侵；第3是建立国防政府，共同商讨抗日大计；第4是双方以各自的方式派代表去苏联寻求帮助；第5是我们两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以及通商合作等细节问题。

4月7日一大早，周恩来和李克农吃完早饭骑着马就出发了，当然这一趟去的不止他们俩人，身后还有一大帮人跟着，有收发电文的机要组，有负责安全的警卫连，还有负责行李、马匹和食宿的后勤人员，以及其他辅助工作的文职人员。一行人从瓦窑堡出发一路南下，4月份的陕北一点都不暖和，出门时天就阴沉沉的，第二天到了川口镇附近开始下大雪，雪停后又下雨，又湿又冷满地泥水，布鞋都湿透了。在川口找好避雨歇脚的地方后，机要组立刻架起电台给王以哲发电，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就没办法进延安城，进不了城谈判就没法举行，真是急死个人。

相比周恩来那拨人，张学良北上延安就容易多了。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天气不像陕北山区那么诡异，他不用像周恩来那样提前一天出发，他当天走就行。张学良8号一早以视察军务的名义向西北剿总打了招呼，然后从西关机场直飞洛川。张学良的飞机是当年最先进的波音-247，内部能坐10个人，驾驶员是我们第13章提到的美国人巴尔。出行时张学良一般都坐副驾驶，他会跟飞行员用英文交流驾驶技巧，视野良好的时候他还会自己开上一段。

西安到洛川20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到了洛川67军的军部稍作休息和安排，张学良按计划准备继续以视察延安防务的名义飞往延安，但是报告说联系不上周恩来他们，难道是放我鸽子不成？这也没必要啊！张学良一行人只好在洛川过夜，并让电台一刻不停地保持联络。9号天气不错，早晨王以哲向山西石楼发电，结果中央的电报接通了，回电说人昨天一早就出发了，这会儿肯定是到了，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万幸的是中央和周恩来的电台是通的，而周恩来跟张学良之间不通，于是远在山西的中央作为中转，把时间地点说清楚了。

（波音-247客机）

得知谈判方已到了指定地点，张学良立即下令飞往延安。临出发时随机捎上王以哲和黄显生俩人。飞机上还有谁呢？还有从西安一路而来的刘鼎，此刻他心情激动，因为这次会谈也是他回归组织的机会。飞机上还有警卫2营营长孙铭九，除了贴身保镖的身份，他平时负责处理张学良的机密函电，也是8个月后在骊山虎斑石后面亲手抓住蒋介石并把他背下山的人。

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外一个简陋的机场，等候多时的东北军军官列队敬礼，拉过马来一人一匹，大家骑着马离开机场，晃晃悠悠到了桥儿沟镇的天主教堂。那个教堂是东北军129师683团的驻地，团里军官们日常起居开会就在那里面，接到王以哲的命令后，他们前一天把自己的所有物品清走，并把最好的屋子打扫干净给张学良住。安顿下来后，王以哲召集这些军官们开会，叮嘱他们把教堂附近的一个营撤走，这么做是故意将阵地空出来，方便会谈人员往来，还把平时放哨站岗的卫兵清走，由团部军官亲自执勤，睁大眼睛通宵不许睡。

等到傍晚天色暗了，张学良这才让王以哲派人出城去找周恩来，时间大概是晚上6点钟，而把周恩来等人领到天主教堂已经是晚上8点。双方的距离有10公里远，走1个多小时稍微久了点，原因在于事情没有简单到能抽象成数学题：从A走到B，距离除以速度就是行走时间。双方见面后王以哲就说了，只能参与谈判的周恩来和李克农去，其他一大堆警卫包括秘书戴镜元都不能去，大伙儿一听不乐意，这就有一个简单的沟通安抚过程，最后达成的条件是警卫人员控制机场，周恩来没回来之前，任何飞机不能起降，这些谈妥之后，众人这才跟着一起去了延安城。

那年头没有路灯没有电视，延安城郊区是土窑，城里是土房子土院落，晚上8点就彻底黑了，天一黑大家就睡，所以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周恩来到了延安城。在接到王以哲前来迎接的消息前，周恩来和李克农换上了黑色的中山装，这在那年头属于红军干部的高级礼服，体现出对谈判方的尊重。当年在教堂大院里站岗放哨的东北军军官李维回忆称，那天周恩来穿着中山装，留着黑色胡须，进了教堂时，主动跟他握了手，一副胸有成竹平易近人的样子。

（1936年留着胡须的周恩来）

彼时张学良已经在院内等候，看到周恩来后握手寒暄，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大人物见面的情形差不多。周恩来第一句话说的很讲究：我是东北长大的。周恩来所说不假，他189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不到1岁过继给叔父，1910年跟着四伯父到了东北铁岭，在那里读了3年书。张学良回答说：我知道你这段经历，我的老师张伯苓跟我说过。周恩来惊讶地问：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当年我抽大烟、打吗啡、吃喝玩乐，听了张伯苓先生的演讲并受他规劝很受启发，于是拜他为师，所以咱俩属于师出同门呀。说到这里俩人哈哈大笑，领导们笑了，其他人也跟着笑，整个院子里气氛轻松愉快。通过张伯苓这位大教育家开场，张学良可是煞费苦心，因为周恩来可是张伯苓最得意的弟子。

17岁那年，沈阳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张伯苓做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桀骜不驯的官二代张学良站在人群里听，张伯苓讲到“中国不亡因为有我”的观点，张学良听完血就往脑袋顶上冲，心想你算老几说这大话，差点跳上台跟他理论。耐着性子继续往下听，原来张伯苓的观点是遇到事不要你赖我、我赖他，国家的事大家都有份，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听到这张学良大受启发。演讲完毕跟张伯苓交流后更是心服口服，他当时的自我认识是：我比普通人更有权力和资源，更容易为社会做一些事。后来张伯苓开办南开大学时，张学良捐了20万银元；张学良整顿东北大学时，张伯苓多次前去提供指导，俩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

那么周恩来呢？其实他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是在东北念书时说的。1913年四伯父调动到天津上班，周恩来一同跟过去并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期间又写诗又演舞台剧成绩还很不错，校园生活比2024年我们的中学生丰富多了，因而得到了校长张伯苓的格外关注和培养。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恩来被张伯苓特批进入南开大学，周恩来也是南开大学第一批96人中的一个，那年张伯苓为了帮助解决周恩来的学费问题，还让他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

（张伯苓检验参加军训的南开学生）

两个陌生人一旦有了某种交集，距离突然就拉近了，何况都是教育大家张伯苓的弟子，这意味着价值观和思想理念的趋同，任何疑惑和防备都可以瞬间卸掉。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教堂，其它人立刻回到自己的位置，站岗的站岗，收拾的收拾。他俩的会谈并不在教堂大厅内举行，而是在教堂二楼的一个小隔间里，所以对于会谈的内容，理论上在场的人都不知情，他们能听到的也就是寒暄的那部分对话，真正会谈的时候其他人只能看到那间屋子亮着灯，因而之后所有人对此次谈判内容的回忆，都是从周恩来和张学良俩人后来的汇报交流中自己脑补还原的。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会谈从9点开始，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3点多。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无法真实地描述当时俩人的状态。据院里站岗的东北军回忆称，过了12点之后，张学良和周恩来两人时不时在窗前来回走动，可见他们聊得比较松弛，不用在意坐姿和礼仪，怎么舒服怎么来。

到凌晨两点后两人聊饿了，尤其是周恩来，他前一天没吃晚饭就跟着王以哲的人出发，到了天主教堂时已经过了饭点，作为客人也不好意思再提要求，忍到凌晨已经扛不住了，但他还是很有毅力地扛到张学良自己都忍不住的地步。东北军这次重点工作放在安全和保密，把半夜吃饭这个事给疏忽了，于是把剩下的小米粥和馒头热了热，炒了两个素菜，简陋的让王以哲都没脸端上去，但是周恩来吃的狼吞虎咽，多次夸奖这顿饭好吃，这个夸奖也就免去了他们事后被张学良批评。

接近凌晨4点，该谈的都谈了，口头协议也达成了，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也该离开了，再不走天要亮了。刘鼎这次也跟着周恩来等人一起走，一晃好几年他终于要回到组织，心情很激动，陕北什么样他还没见过。为什么大家不吃完早饭走呢？因为那年头大家虽然睡得早，但是起得也早，农民早上5点都已经下地干活了，为了保密周恩来等人4点多就离开教堂，由东北军护送出了城，机场的同志们看到周恩来安全归来，一同撤离机场，护送首长重新回到川口镇的临时驻地。

天刚亮突然下起大雨，这就没办法动身北上，大伙儿被迫在川口镇住了一天一夜。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明的“艾宾浩斯曲线”又叫“记忆曲线”，说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衰减，一开始忘得最快，一段时间后只剩下一部分也就不忘了。想要记录或汇报什么事，第一时间能保留的是最多的。因而周恩来第一天就和秘书等人把谈判的要点整理发给中央，以免他们焦虑。第二天又把谈判的过程、细节和成果写了更详细的电文发给中央，发完这些后睡觉也踏实了，赶路也不着急了。

（杨家岭大桥与延河）

送走周恩来后，张学良召集身边的人询问这两天的情况，然后回房间躺下，但他激动的睡不着，一直挨到天亮，吃过早饭后并没有立刻离开延安，而是视察了延安周围的防地，接见了此次谈判中负责安保工作的军官，忙完了这一切后才驾机返回西安。无论张公馆的下属，还是西北剿总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张学良去延安视察防地了，是忙“剿匪”的事情去了，没人知道他刚刚跟红军的高层人物周恩来见了面。即使是东北军的其他军长级将领，知道此次会谈的人也寥寥无几，只有关系好的几个人在后来的闲谈中知道了一点皮毛，因而这件事一直瞒着军统，瞒着南京政府，瞒着蒋介石。

1991年90岁高龄的张学良完全自由，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访时谈到西安事变。那时候的张学良对很多往事早已记不清，但他对周恩来印象极其深刻，采访时竖起大拇指说“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他非常会说”。从这句简短的评论我们就能猜出来，那天夜里俩人在天主教堂的隔间内，才华横溢口齿伶俐的周恩来引经据典，把张学良给彻底说服了，多年以来张学良对那晚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么当天晚上他俩到底谈了什么呢？这个从周恩来给中央发的两份电文中可以还原，他俩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国家未来的方向问题。张学良下野出洋的那一年，去过意大利和德国，两国繁荣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队令他大为震惊，回国后表示中国应该学习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模式，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这个观念老蒋非常满意，只是后来内战不断，各省军阀各怀鬼胎，张学良逐渐对这条路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就此和周恩来讨论。周恩来用民主自由，联合广大人民的力量，走群众路线等思想，让张学良相信红军的路线是没错的。

两人当然还谈到了最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果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如何处理蒋介石的身份问题。张学良很为难，他知道红军和国军是对手，红军容不下蒋介石。而自己跟老蒋情同父子，再说老蒋的权力和地位很高，掌握的战争资源最大，不管是交情还是实力都反不了他。周恩来当然知道张学良的难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充当了一个聆听者和理解者，当场拍板决定“联蒋”的决定他做不出来，关于蒋介石的问题他的态度是“搁置争议”，等他回去向中央汇报商讨后再做回复。

（1936年时期的张学良）

除此之外他俩还对毛泽东提前发的会谈概要逐一讨论确认，张学良还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资料，详细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中重要人物、各派系之间的情况，比如汪精卫的观点，政学系、安福系、军统、中统的情况，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宋氏三姐妹的抗日态度，CC派的抗日态度，黄埔系将领陈诚、胡宗南的主张，非蒋介石嫡系的将领唐生智、蒋光鼐、冯玉祥等人的抗日态度等等。张学良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专门打探并分析南京的情况，因而他掌握了最详细的信息，他把这些信息说给自己的对手，从性质上属于严重的泄密。但张学良这人坦诚、爽快、心机浅，只要投缘开心什么事都做的出来，这也是他这个富二代的特点。

对于谈判成果，我们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电文挨个总结，这部分总结来自学者杨奎松的大作《革命》系列第四册。第一，张学良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在公开抗日前他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第二、完全赞同红军集中河北，但他建议走绥远接近外蒙难度更低。第三、红军所有部队以后移动时，东北军都可以让道配合。第四、目前反蒋他做不到，但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离开单干。第五、打通苏联的事，他会派人从欧洲去，红军的人他可以送到新疆出境。第六、蒋介石发电责怪他，命令他从延安打通到山西的路线。第七、他支持并愿意思考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第八、愿意和红军暗中合作演戏，让东北军在目前防地修筑工事拖延时间。第九、红军可以在东北军防地采购物资，不方便的东北军代购，还可以赠送弹药，并希望红军派得力联络员在东北军中常驻。

1956年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在台北“井上温泉”疗养基地，当时蒋介石跟秘书陶希圣合著《日俄在中国》一书，写到西安事变时不会写了，不知道西安事变到底咋发生的，一拍脑袋说当事人张学良不还在山里关着吗！于是让蒋经国带话给张学良让他回忆一下这件事。曾经发誓“永世不谈此事”的张学良收到命令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之后一个月里张学良破戒写了上万字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其中提到了他与周恩来在肤施天主教堂谈判达成的协议。

张学良回忆的协议共有10条，我们简单做个总结。第一、红军接受改编整训准备抗日。第二、担保不欺骗也不缴械。第三、全国其他省份的红军也接受改编。第四、取消红军番号并与国军同等待遇。第五、某党不能在军队中活动。第六、某党停止一切斗争。第七、释放关押的某党成员。第八、允许红军家属住在陕北。第九、抗战胜利后红军和国军一同遣散。第十、抗战胜利后某党成为合法政党。

（晚年蒋介石）

两者一比较就能看出来，张学良回忆的内容跟周恩来的电文完全不同，双方的内容几乎没有交集。张学良的10条全是针对红军的改编，明明事前发了会谈概要，他却只字不提，很显然张学良在这里撒了谎。他写的不是事实，又如何让后人“昭戒”呢！张学良为什么要撒谎？因为改编红军是1936年初蒋介石正在筹划实施的事，张学良通过董建吾知道了这事，他在回忆中专挑这个说当然是为了取悦蒋介石并美化自己，把延安会谈描述成对红军的改编会谈，显得自己很有功劳，自己是忠于领袖和党国的好军官。

1956年那个时候，距离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20年，张学良也失去自由20年，他非常迫切地期待恢复自由。20年来蒋介石从未要求他做过什么，这次主动提出让他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自然诚惶诚恐，把这看成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因而这篇“忏悔录”写得极为认真，文笔优美感情真切，并在回忆往事的同时大量加入自我检讨和对老蒋的歉意。对于“延安会谈”的内容，1956年属于机密，两岸地区知道实情的人没几个，台湾地区就张学良一个人，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任何渠道去证实真伪。

张学良用小楷一笔一画写了上万字，但最终他没有获得自由，相比西安事变的内容，蒋介石对张学良回忆的其他内容很感兴趣，还带话夸他文笔好，希望他多写一些。在《苏俄在中国》这本书里，蒋介石没怎么采纳张学良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内容，书中对张学良行为和思想描述的较为客观，说明蒋介石能看懂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里杜撰的内容，以及张学良反复检讨和道歉的用意，他选择忽略那些内容，只是对张学良的回忆做了一个总结和定性，认为他思想不坚定上了他人的当，最后做出了错误的行为，为国家造成了损失。

（此后常驻东北军的刘鼎）

延安会谈以后，东北军和红军彻底和平相处，双方恢复了通商，延安城外出现了集市，延安跟甘泉洛川之间也实现了轮换。另外东北军也给过红军多次资助，向苏联派代表的事也在暗中推进，红军派了邓发、张学良派了栗又文和董彦平，一起前往新疆。就延安谈判这件事而言，当时无论周恩来还是张学良都是真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红军有生存和发展问题，东北军同样有生存和发展问题，双方都以一片赤诚之心寻求合作，解决各自的问题，所以谈判结束后张学良如释重负非常高兴，当天临走时送给周恩来一副极为珍贵的彩色地图，很快自掏腰包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还签字批了20万法币给红军。

刘鼎回到陕北后只待了10天，4月23日又回到了洛川，因为张学良要求派一个得力的人到东北军中做联络员，周恩来决定把刘鼎再派回去。刘鼎在洛川后交给张学良一封信，信是周恩来写的，开头是“上次跟你谈了个通宵，真是无比畅快，我回去告诉川口的同志并给前方发电说了会谈的情况，大家都佩服你肝胆照人，有你这样的人在真是抗日最大的幸运”。张学良读完信后说，这次会谈我也非常满意，比我预想的好太多了，不但解决了我很多思想上的困惑，还结交了周恩来这个朋友，东北军之后的发展也有了明确的方向。

[参考资料]

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三章第十节

2、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3、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50-53页.

4、杨奎松：《革命四—西安事变新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第71-82页.

5、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4-144页.

6、王书君/唐德刚：《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4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