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之一周镐:从军统少将到中共特别党员

1965年，臭名昭著的军统大特务周镐的老婆吴雪亚来到上海市政府，点名要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

保卫科的同志犯了难，明确告诉她，她这个身份，曹市长是不会见她的。可吴雪亚坚决不走，并说她有本东西要交给曹市长。

曹荻秋听说此事后，带着好奇见了吴雪亚。

吴雪亚递上一本破旧的日记本。曹荻秋迫不及待地打开，顿时泪水浸湿了眼睛。他握着吴雪亚的手，激动地说道：

“你丈夫很了不起！”

周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又有什么传奇故事呢？

• 为活命，被迫加入军统

周镐，又名周继文、周治平，1910年出生在湖北罗田一个贫困家庭。

尽管家境贫困，但他父母深知，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6岁时他就进私塾读书，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1924年，他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并决心终身践行。

1927年，怀揣着报国梦想，他考入桂系武汉随营军官学校步兵科（后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

当时军校都会对学员开展“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对此很不满，因在政治测验中有反蒋言论而被开除。

离开学校后，周镐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将十九军调离上海，开往福建剿共，引发军队不满。

1933年11月，蔡廷锴、李济深等领导十九路军发起了“福建事变”反蒋，无奈以失败告终，24岁的周镐成了国民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已离开军队，只身亡命上海，后又从上海转道返回家乡。

不料，一到汉口就被国民党宪兵四团逮捕，罪名是“参加叛乱”。

这是他第一次被捕（他一生五次被捕）。

也许是命不该绝！负责审讯他的竟然是一位旧友。这位老兄私心很重，喜欢拉帮结派，但做事干脆，直来直去，考虑到周镐出身中央军校，可以为己所用，就直接开出条件：

如果加入复兴社（即军统前身），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此时活命要紧，周镐别无选择，同意试试。就这样，周镐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开始了他12年的特务生涯。

可军统这碗饭并不好吃，内部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他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派系角力之中。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在他参加军统刚满半年，因他有激进言论被对手抓住，汉口军统调查室指控他是“共党嫌疑”。

他第二次被逮捕。

好在结果查无实据。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被保释后，周镐仍在军统任职，但命运就此改变，经此一事他得到了军统核心成员“十人团”之一——周伟龙的赏识。周伟龙是军统元老级的大佬，更是戴笠的结拜兄弟。有他的关照，周镐自然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从1935年到1942年的七年时间里，他凭借周伟龙的提携，辗转贵州、广东、重庆，邮电检查，缉私、谍报、督察等等，军统中的各个行当他都干过，先后出任了军统武汉站站员、贵阳邮检所检查所所长、广东税警总团稽查股股长、暂编第八师少校谍报队队长、军统局广东站督察、军统局重庆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并被授予少将军衔，大受戴笠青睐。

• 受赏识，奉命潜伏汪伪政府

1940年周佛海缴获了军统的一部电台，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他借此通过戴笠向蒋介石转达了合作的诚意，自此之后军统一直与周佛海保持着电台联系。

1943年初，为了加强与周佛海的联络，戴笠将周镐从贵州调到重庆，秘密交给他一项任务：

潜伏于汪伪军委会，收集情报，策反军队，做周佛海与重庆政府的桥梁。

于是，周镐秘密地去了南京。自此，周镐就在家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为了控制周镐，戴笠派人把周镐妻女4人从贵州接到重庆，所有生活用品全由政府供给，并把周镐的女儿送到他任校长的沙坪坝私立小学读书，学费、食宿全免。名义上是照顾，实际上是作为人质。

通过周佛海的运作，周镐进入了南京汪伪政府军委会第六科，摇身一变成了汪伪政府的少将科长。表面上他风光无限，但内心却极为痛苦与紧张。他整天生活于恐惧之中，在给妻子的信中说：

“……你未必相信，在南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其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了。”

但不得不说，周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早在1937年南京一沦陷，军统南京站就叛变投敌了，军统在南京失去了组织，在日伪的眼皮底下，也不敢有大的活动。周镐来南京几个月，就重新建立了南京站，规模较大，下设八个组，在沦陷区妥妥的是个大站，并且在1943年底军统南京站开始了活动。

为了完成潜伏任务，周镐长袖善舞，广交朋友。包括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地下党员、时任汪伪政府情报局秘书的徐楚光（周镐湖北同乡，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同学），还有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吴化文、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等，他与这些人都建立密切友好的私人关系，收集他们的情报，积极争取他们，最终促成他们在抗战胜利时投靠蒋介石。

在充当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交通要员的日子里，他的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他看透了蒋介石“剿匪”的卑劣，十分不齿于军人不抵抗外敌，把枪头对准同胞的行径。

同时在与徐楚光等地下党员的交往中，对共产党的好感倍增，他曾将汪伪政权中的军事机密透露给地下党员，也曾用手中职权的便利帮新四军运送抗战物资。南京站工作效率很高，成果显著，有口皆碑，戴笠颇为满意。

不久，周镐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少将。

随着日军的投降，周镐领导的军统南京站，也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国民政府任命周镐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

也许是压抑得太久，周镐高调登场，却忘记了自己曾经是汪伪政府的红人，十足的“大汉奸”，这触动了老蒋的软肋，给他埋下了灾祸，因为他打入汪伪政府是绝密，只有老蒋和戴笠知道。

1945年8月16日，日军投降的第二天，周镐就在南京高调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

成立当天，周镐就带着行动队抓捕了南京市长周学昌、中央陆军学校校长鲍文樾等47名大汉奸（抓捕中打死伪陆军部长萧叔董），接管了汪伪的《中央日报》和周佛海控制的《中报》。

在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和几所大仓库之后，周镐又命令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听从南京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17日，伪《中央日报》和《中报》分别更名为《建国日报》与《复兴日报》，套红标题为胜利专号，出现在南京的街头。这两份报纸报道了军委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的消息，以及周镐亲自起草的《南京指挥部第一号布告》。

一时间，汉奸们人人自危，南京陷入混乱之中。

蒋介石让周镐接收南京的本意，就是让他稳住局面，防范华东的新四军接管，拖到国民政府军挺进南京，可“汉奸”周镐的行动太过火了，引发了南京城的混乱，也让老蒋怀疑他“通共”。

此时南京无兵可用，收编的伪军又不敢用，老蒋只得下达秘令：

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

18日下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本军司令部商谈投降事宜。

周镐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即被软禁起来，他组建领导的这个指挥部，只存在了三天。

“周镐事件”后，戴笠派人到日本军司令部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警备司令部，罪名竟是贪污。在狱中，周镐试图托关系找人帮自己说话，洗刷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到处碰壁。

• “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乘飞机途经南京，因雨雾，飞机撞向岱山，机毁人亡。

戴笠死后因无人再细查周镐之事，经军统中好友的帮忙说情，军统局副局长唐纵同意将周镐释放。

出狱后的周镐已经不是原来的周镐了，变得沉默寡言，闲居在南京二条巷蕉园5号的家中，没有工作，生活相当艰难。这段牢狱生活对周镐的打击很大，自己对党国鞠躬尽瘁，不惜背负骂名打入汪伪政府，九死一生，却被当成了弃子，戴笠要是不死，自己恐怕要牢底坐穿了。由此他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正当他迷茫时，他的同乡、同学、中共党员徐楚光再次闯入了他的生命，策反了他，后经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周镐遂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潜伏在国民党保密局中，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

周镐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

1946年11月，在策反孙良诚时，策反计划被潜伏在我党内部的军统特务刘蕴章获悉，报告给了毛人凤。

周镐第三次被捕。

由于徐楚光及时将与周镐有联系的党员全部转移，刘蕴章的告密证据不足。两个多月后的1月21日，农历除夕这一天上午，周镐被释放了。

周镐出狱后，保密局命令他仍回上海工作，担任佛教训练团的组长。周镐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照样上班下班，照样与同事来往，当然他还是不断地来往于京沪徐之间，秘密地为共产党收集情报。

1947年12月30日由于徐楚光交通员吕祥瑞被捕叛变，周镐第四次被捕，又一次被关进了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

1948年3月，妻子吴雪亚耗尽家财，在周镐的保密局好友、少将经理处长郭旭和少将设计委员任建冰二人联名向毛人凤上书作保后，周镐又一次死里逃生，走出了保密局看守所。

等吴雪亚最后一次去南京时，周镐已离开。

1948年9月，吴雪亚便带着孩子进入苏北解放区。后来家人得知，周镐此时也进入了解放区。

周镐为了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作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命仅一线之安，此后余生，当誓为党国人民尽忠，拼命消灭蒋贼政权。余生有幸，必达此目的也。

为此，他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宿迁、睢宁、沐阳、新安镇等地，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幕写成《蒋帮拾零》《蒋政权的黑幕》《蒋介石的庞大特务系统》等文章。

新华社和解放区电台将他的文章播出后，由于言之有据，鞭挞有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反响很大，打击了敌人，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点将，要周镐持他亲自签发的“总统手令”去调查孙良诚是否与新四军“勾结”。

根据华中工委领导人陈丕显的指示，周镐抓住机会，在淮海战役的前线，成功地策动了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五师（后改编为第一绥靖区第107军）师长孙良诚部5800人的投诚。

孙良诚的投诚，使得徐州东南方向门户大开，为解放军进逼徐州，侧击邱清泉、李弥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仅仅几天时间，解放军就歼灭了黄百韬部十二万人。

• 倒在南京解放的黎明前夕

1949年1月初，周镐又接受组织安排前往蚌埠策反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

临行前的1月4日，周镐在日记里写道：

“我以十二万分的革命高潮奔向革命的目的。”

刘汝明与孙良诚一样，也是冯玉祥的部将，曾经投靠汪伪，日本投降后，又在周镐的鼓动下，投了国军，但也是被老蒋当做杂牌军。

当时，淮河一带大雪狂飞，冰天雪地，周镐带着投诚的孙良诚等人一路劳顿地来到了国共的分界区淮河。

也许有预感，周镐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临上船时，他从包里掏出日记本与钱物，对警卫员谷彦生（即谷俊山的父亲。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孙月红著有《生死记忆:周镐与谷彦生的故事》）说：

如果我三天不回来，你就把这本日记和钱物交给夫人，照顾好我的家。

不等谷彦生答话，周镐转身踏上小船，随船而去。

谁知道，刘汝明就是个出尔反尔的“三姓家奴”，为求自保，索性将周镐前来策反一事上报给了蒋介石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

孙良诚也是小人一个，这时他也把自己投诚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周镐头 上。

毛人凤在得知周镐去了解放区后，曾派人沿途搜捕，现在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他们求之不得。

这是周镐第五次入狱、第三次被关进宁海路19号的保密局看守所。

蒋介石得知周镐被抓以后，对他此前愚弄自己的行为十分痛恨，于“下野”前一天，在毛人凤送来的报告上写下四个字：

“立即处决！”

很快他就被秘密处决，倒在了南京解放的前夕，时年39岁。

和他一起罹难的还有107军中将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瀚（中共秘密党员）、107军中将副军长谢庆云（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华东局联络部政治交通员、通讯联络组组长祝元福。

这一切，他的妻女一无所知。

新中国成立后，妻子吴雪亚带着三个女儿艰难地生活，她坚信周镐一定会来寻找他们母女。苦闷时，她就偷偷地拿出周镐过去写给她的信来打发寂寞。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将你们接到一块过好日子……

可天不遂人愿。

1965年，吴雪亚身体越来越差，她感到时日不多，但她不想周镐蒙冤，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周镐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一个国民党军统少将是如何转变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日记的前半部分讲述自1948年4月，到苏北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后半部分，记录了他在淮海战役期间不计个人风险从事策反工作的情况，日记的截止时间是1949年1月4日，正是被刘汝明扣押的前一天。

曹荻秋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苏北军区政治委员，华中支前司令部政治委员，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与周镐在工作上有一定的交集。

经过一段时间的梳理，曹荻秋为周镐做了详细的证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于1965年11月22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送上一份报告，在报告中称：

“周治平（周镐在党内工作的化名）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级特务……1946年7月周治平起义后，即同我地下工作者徐楚光建立了联系，1946年10月由华中分局……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8年底，周治平根据曹荻秋同志的指示，赴蚌埠、徐州之间策反蒋匪军刘汝明的时候，被孙良诚出卖。1949年1月遭蒋匪军杀害。根据上述情况，经我们研究，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从上海回到居住的乡下不久，吴雪亚便撒手人寰，离开这个世界时还睁着眼睛，至死她也不知道丈夫早在16年前就已经牺牲在黎明前。

几个月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于1965年12月28日批复：

同意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并对其遗属予以照顾。

周镐被追认为烈士。但吴雪亚没有等到这个消息。

周镐烈士牺牲后，遗骨的下落一直不明。但在纪念馆中，他的遗像被高高地悬挂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陈列大厅内，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他的遗像前默默地悼念、追思。

他，永世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