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氏五杰老大:塑造四个弟弟成为人杰，自己也成为百年巨匠！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五兄弟，被称为“沙氏五杰”，他们是沙文若（字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以及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有人说，沙氏五兄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革命史。

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沙氏五杰”的老大沙文若。

蒋介石请他修家谱，周恩来向他求墨宝，他不仅塑造四个弟弟成为人杰，自己也成为百年巨匠。

• 父亲早逝，他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沙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1900年出生在浙江宁波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沙村一个儒医家庭，是五兄弟中的老大。

由于耕读家庭环境的熏陶，沙文若自幼喜欢读书，特别酷爱书法和篆刻。沙家早年生活极其贫困，父亲又在他13岁时就英年早逝，作为长兄，他深知自己的责任，早早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成为家里的支柱。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1919年他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先后在宁波两个大户家里做家庭教师，还一度执教鄞县（现鄞州区）梅墟求精小学，以所入养家。

当然，他也深知，要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必须成就自己。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更好地呵护四个弟弟。

在谋生中，他不忘他提升技能，不断地拜师学艺。1925年他到上海进修能学社教书，后任教商务印书馆图文函授社，在这里他结识了同乡陈布雷。这期间，他还师从冯君木、陈屺怀学古文字学，又拜吴昌硕、马一浮等大师学书法篆刻，获益良多，书艺大进。章太炎主办的《华国月刊》多次刊载其金石文字，名声渐著。

他的付出终究得到了回报。

1928年至1929年上半年他入职浙江省政府，1929年夏，应聘任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授，1931年春起，经同乡陈布雷推荐，历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部、交通部秘书，1946年至1948年应蒋介石邀请，参与编纂《武岭蒋氏宗谱》。

由于不懈的努力，沙文若最终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书坛巨擘。

沙文若的成才，也带动和助推了四个弟弟的成长，切实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

在家中的地位，沙文若就如同父亲，四个兄弟的学费、生活费，从冬天棉衣到夏天的蚊帐，都是他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支出的，甚至有时连母亲和弟弟生病的医药费也需要依仗他。兄弟们的苦恼和问题也都会首先找他这个大哥倾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先后资助四个弟弟外出求学。他们的外出求学，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在“五四”以后新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可以说，如果没有沙文若的全力担当和为家庭所作出的奉献，沙氏兄弟的命运将完全改变。

1923年老四沙文威在他的资助下，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由此走上革命道路，16岁就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沙文威因组织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两次被通缉。

1926年逃亡中的沙文威罹染肺病，病情严重，当时这种病常是致命的，急需住院治疗。沙文若得知情况后，当即把老四送到上海教会医院治疗，挽救了他的生命。

1926年，沙文若又亲自送二弟沙文求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由此，沙文求投身革命。

可就在这一年，沙文求因参加广州暴动被杀害，年仅24岁。他的牺牲使沙家陷入痛苦的深渊，几乎把沙文若这个“顶梁柱”击垮。

他自责是自己把沙文求送到广州的。在接二连三的重大打击下，他情绪十分低落，一度甚至想到自杀。

老三沙文汉得知后，不断写信给他竭力规劝、鼓励。正是兄弟间的真情和鼓励，使他们相濡以沫，团结一心，艰难地渡过一次又一次人生的险境。

沙文求牺牲后，他遗孀的一家，从此也受到沙文若和其他众兄弟终生的关怀与帮助。

1928年对沙家来说，是重大灾难的一年。老三沙文汉于1926年7月在家乡接替老二沙文求的工作，参与鄞奉暴动，1928年初被反动当局追捕后离家逃出，为此连累沙村老家被洗劫，五弟沙文度被当地土豪恶霸抓捕，差一点被扔进施村前面的深潭。

在沙文若送钱疏通说情下，沙文度被放了出来。后来沙文若又把他送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习画。遭此打击后，沙文若带着全家背井离乡，来到上海闸北青云里居住。

不久，老三沙文汉逃到上海，沙文若又资助他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日文。

1932年，沙文汉在党内极“左”路线排斥下不给分配工作，使当时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他，失去一切生活来源，贫病交加，经常一周之中只能吃上几顿饭，几次因饥饿晕倒在上海马路上。沙文若再次出手，在南京收留他养病，并介绍他到安庆教育厅任小职员，解决生计。

可是不久，沙文汉的党员身份被叛徒告密，他只身逃离了安庆。沙文若为此受到问责，但他并未因此停止对兄弟的援助。

• 作为兄长，他是四兄弟的“守护神”

老二沙文求是个有崇高理想的革命青年，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弟弟都在大革命浪潮中走上革命道路。

沙文若那时虽在国民党政府里任文职工作，表面上他不问政治，但他心中有杆秤，始终深信自己的兄弟加入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了革新社会和帮助穷人，从而认定他们都是“仁人志士”，努力在一切可能条件下保护他们。

1930年沙文威被捕，关在杭州的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死牢里。

沙文若当时书法与古文已蜚声海内，被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延揽为秘书。他得到消息后就去向朱家骅和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求救，并以他们的名义给浙江省长张难先发电报，把他交保释放。

1935年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行营，指挥对中共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武汉情报组，中央特科李克农指示沙文威设法打入武汉的国民党机关。

沙文威请沙文若帮忙，把他调到了武汉电话局。凭借电话局的便利条件，沙文威截获了不少国民党军政系统的情报，但最重要的，他拿到了蒋介石进攻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毕业于柏林大学的朱家骅，是国民政府与德国进行全面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国民党策划“第五次围剿”时，他请来一位德国陆军元帅塞格特给蒋介石做总顾问。塞格特为蒋介石设计了一个采用“碉堡战术、步步推进”的围剿计划。

塞格特的计划是用德文写的，蒋介石让朱家骅翻译成中文。朱家骅翻译后让沙文若润色。沙文若知道自己的弟弟沙文威是共产党，当时正住在他家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沙文若把计划带回了家，沙文威便把这个关系苏区存亡“围剿计划”抄了下来！

1937年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后，由陈布雷建议，蒋介石决定在军委会下面成立一个参事室，请各派系军阀的高级将领和一些政要出任参事，共谋抗战大计和参议重要政治、军事、外交问题，任命朱家骅任参事室主任。

军委会参事室是国民党的情报中枢，如能潜伏进去，无疑进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的最高机密。沙文威向李克农毛遂自荐：打入军委会参事室。

可沙文威曾两遭通缉，一次被逮捕，历史有“污点”。恰恰参事室主任就是他当年出狱的保释人朱家骅，成天要面对；另一位保释人陈布雷，也要经常打交道。如果他们没有健忘症，沙文威就会“原形毕露”，但中共方面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同意他冒险一试。

沙文威再次求大哥沙文若帮忙。

1938年1月，沙文威出任了军委会参事室干事，主要负责收发文件。就这样，来自国民党中枢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周恩来和延安毛泽东的案头上。

沙文威在军委会参事室不光搞情报，还逐步建立起一个情报网。

1940年秋国共合作期间，沙文威又在沙文若帮助下到重庆国民党军事机关做总务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获取了蒋介石内部密令：可以杀中共潜伏党员。这一“国共合作”真相对外披露后影响很大。

1941年春，沙文威发展的两名情报员在浙江被军统特务逮捕。

周恩来立即让吴克坚通知沙文威：离开重庆去上海。

沙文威只得“不告而辞”离开重庆逃到上海。

当然沙文若又因兄弟的牵连再次受到当局的查询，所幸他平时为人忠厚，工作认真，业务工作和为人深得上级认可，因此也并没有过于为难他。

解放战争时期，沙文若又再次向朱家骅推荐，帮助沙文威顺利进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京沪特派员办公室当了专员，后来又到中央研究院总办做专员。

沙文若不知道的是：此时沙文威是受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沙文威的三嫂）直接领导的市委策反部负责人。

利用这个职务便利，沙文威成功策反国民党海陆空三军：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点，仅入党10余天的俞渤带着机组四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美制B24轰炸机在南京起飞，将三枚吨级炸弹投在总统府后飞向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凌晨，国民党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举行起义。

1949年3月初，保卫蒋介石身家性命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在师长王宴清带领下弃暗投明。

沙文若可谓是沙文威一生的“福星”，他三次进国民政府中枢机关卧底、获取大量重要情报，皆是沙文若帮助。朱家骅则可说是中共情报战线的“功臣”，除了沙文威，中共几个贡献最大的情报员，如沈安娜，也是朱家骅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从而让“毛泽东时刻把着蒋介石的脉”。

沙文若不仅帮兄弟，还帮家里的其他人。

1949年早春的一天，因为战争京沪线火车一度不通，而作为南京秘密市委书记的陈修良，此时又紧急需要到上海去汇报工作。

基于深知老师和大哥沙文若的绝对可靠，她竟然与沙文若乘“总统府”的汽车到了上海，完成任务。

南京市委还通过沙文若的儿子沙茂世（中央大学秘密党员）送情报到上海。在解放前夕，京沪两地沙氏一家竟有兄弟、子侄、弟媳多人从不同党派、地位和角度直接、间接地为解放中国进行过工作，却也是历史上少见的。

• 一代宗师，人们敬仰他的才艺更佩服他的傲骨

沙氏兄弟的一生，是那一代知识青年在百年中国的缩影。在风雨如磐的历史大风浪中，不仅有四个弟弟那样为了理想、救国救民、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有像沙文若那样治学严谨、始终坚守良知的传统知识分子。而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渗透、互为支撑，构成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

解放前夕，沙文若为逃避国民党政府动员知识分子文化人离开大陆到台湾，他先从南京回到宁波家乡，在沙文汉支持下，沙文若由长子沙展世陪同秘密回到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沙文汉的家中，由其岳母陈馥掩护，隐蔽居住多日等待上海的解放。

解放后，沙文汉成为新中国浙江省首任省长，沙文若则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为此，他做了大量的文物保护和收藏工作。

1956年秋，沙文若得知上海的鉴赏家吴湖帆收藏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作为省文管会调查组组长的沙文若为此多次往返沪杭，力主由浙江博物馆购买。在多方努力下，还价到8000元成交。当时这是一笔大数字，经省人委批准，在1957年1月收购成功，此画遂成为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半个多世纪以后，浙江的“剩山卷”到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无用师卷”首次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

还有一件事，更映照了沙文若的风骨。

1953年宝刹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文若题写“大雄宝殿”四个大字的匾额，因沙文若善书擘窠大字。

1957年，当他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有关方面决定把沙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

于是，在“整修内部，暂停参观”之后，万千游人面对的已是一块没有题款的“大雄宝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额来历的也不太多。

但一个突发事件，这种格局很快被打破。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游了湖看了戏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厚非，但无疑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

1966年6月红卫兵运动发起后，灵隐寺的菩萨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当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给浙江省委发了电报，指示“暂将灵隐寺封闭，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到这时，灵隐寺仍在继续封闭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几经权衡，决定开放灵隐寺，让西哈努克入庙进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偿，可谁也不会想到，亲王在进入大殿前会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

“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

中国官员吃了一惊，他没有估计到西哈努克会有这样的汉学功底。

他看了看周恩来，惴惴地告诉亲王:这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已经不知何人书写了。

西哈努克不再声响，似乎已经接受了“无名氏作”的观点。

但周恩来却接受不了，他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并非古人而是沙文若，那个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的沙文威的大哥沙文若。

他找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说了这么一段话：

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党的政策！

周恩来的指示得到了贯彻，浙江方面很快派人找到沙文若，要他去补一个名字。

按一般人的来说，肯定会受宠若惊，可沙文若不，他的倔劲又上来了。他说：

“要么重写一块匾。名字就不补了。”

来人好不尴尬，但是写字的事又强迫不得，事出紧迫，他们只好请来另外一个人，拼凑了“沙文若”三个字补上。字写得不协调，很难看，但“大雄宝殿”的匾额上，“沙文若”三个字到底还是出现了。

1992年10月，沙文若逝世，享年九十又三，他的墓碑就近置于沙村附近的万柳园，以后其他兄弟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的墓也陆续迁移至此，生前亲密一生的兄弟们又得以与大哥团聚，隔着东钱湖遥望塘溪沙村的老家，静静地为后人诉说着百年沧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