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

现在中国人一说起民主，往往以为是西方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民主这个词出现很早。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经典文献《尚书·周书·多方》篇里就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这是中国历史典籍中关于“民主”的最早记载，尽管这里的民主一词与今义迥异，是指具有民主素养和民主作风的“民之主”之意，但也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对民主范畴具有独立的创制权，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早使用民主范畴的国家。

五帝时期的民主

在原始社会的我国，氏族公共权力属于全氏族成员，全体成员一同议事，享有直接的民主权利。一旦需要大的决策时会举行氏族全会。后来，氏族联盟在各诸侯的共同推选下，把公认为最贤能的人推选为联盟长，即“君王”。《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尧、舜、禹三代是在“四岳”以及诸侯的推举、选拔下，然后经过禅让上位的。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实践，民主是炎黄子孙自古以来的传统。

谏鼓和谤木。《淮南子·主术训》中记载有：“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晋葛洪的 《抱朴子·博喻》记载：“诽谤之木设，则有过必知；敢谏之鼓悬，则直言必献。”所谓“敢谏之鼓”，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若有人击鼓进谏，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白居易的《敢谏鼓赋》云：“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纳其臣于忠直，致其君于明圣。将使内外必闻，上下交正。于是乎唐尧得以为盛治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灭私，臣有犯而无欺。讽谏者于焉尽节，献纳者由是正辞。言之者无罪，击之者有时……”

舜帝继位，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诽谤之木”，这里所谓的“诽谤”，并非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之意。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放言曰谤，微言曰诽。”也就是说，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因而“诽谤”一词有进谏之意。舜设立“谤木”，即是为让民众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与“谏鼓”相比，“谤木”的兴起，说明民众敢击鼓当面直言的勇气已经消退，变得只敢在“谤木”上间接发表谏言，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隐晦进谏了。至秦汉时，“谤木”已完全失去原有的功用。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即是说“谤木”已被秦取消。汉以后，虽再次恢复“谤木”，但已演变为一种指示道路的标记，或宫殿、陵墓前的装饰物了。据《古今注·问答释义》记载：“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示衢路也。”文中的“华表”，即是原来的“谤木”，多为立木或立石上加横木（石），并修饰成云板，刻有花纹和图案。

商周时期的民主

《尚书·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的说法，即商君盘庚就迁都至殷事召集贵族（众）进行咨询、协商、说服。

《尚书》中还提出了“谋己庶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鉴”。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人民的眼睛就是上天的眼睛，人民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耳朵，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

周朝的“国人大会”制度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国人”是指周代统治族居住在国中（城内）及国郊的具有一定地位的人。国人中的上层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下层为庶人。庶人也享有国家给予的政治﹑民主权利。如参加国人大会和国人盟会，参与军事活动，充当徒卒等。周制，天子、诸侯都有内朝、外朝。“内朝”是王、诸侯和大臣们在王宫内进行议事的朝会。“外朝”是是召集国人在王宫外举行的集体商议国家大事的朝会。“国人大会”就是国人在王宫之外举行的征询万民大众意见的“外朝”。当时规定，在国家有以下三种大事的情况下必须召开国人大会，征询万民意见：第一是国家处于危难之际；第二是国家迁都徙封之时；第三是国家君王的废立，尤其是在国君继承发生异常的情况下，由国人大会决定国君的人选。《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职》规定：“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周礼·小司寇》规定：“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周礼是西周初期周公建立的，它是当时最完美的社会制度，这个“国人大会”是孔子推崇周礼的原因之一。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提出了的“大同”政治理想，后世儒家始终把它作为理想社会的美好展望。

《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总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还提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和“国将兴，听于民”。

《老子》里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最好的为政，是人民只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他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他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他们自然而然的状态。

孔子说“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荀子》里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是后来唐代名臣魏征常向唐太宗李世民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还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生育了人民，并非为了君主，相反，上天设立了君主，却是为了人民。孟子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民贵君轻”这一被后世皇帝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思想。

《吕氏春秋》写有：“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权力乃天下人之公器”、“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对商周代时期民主制度或程序最细致的论述是《召公谏厉王弭谤》。天子在处理政事时，必须经过以下程序：第一让三公九卿各级官吏进献喻民风的诗；第二让无目的盲人乐师进献反映民俗的乐曲；第三让史官呈献有借鉴意义的史籍；第四由少师诵读相关箴言；第五由无眸子的盲人吟咏诗赋；第六由有眸子的盲人诵读讽谏之言；第七由管理各种工匠的百官提出意见；第八收集平民的意见转达给君王；第九由近侍之臣将相关规定尽量表述；第十由君王的宗亲拾遗补阙、弥补过失；第十一乐师和史官进行教诲；第十二由年高望重者进行劝诫，最后由君王斟酌实施。这样，国家的政事得以实行而不违背常理。召公在这里列举的瞽、瞍、曚等盲人其实在当时也称之为“民”。盲人属于最困难的群体，也能反映出最真实的国情。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国人发起暴动，将周厉王流放到彘地。国人推举周公和召公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也被称为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正是周厉王压制民言的附带后果，使周厉王被“国人”推翻。虽然只有14年，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共和”制。

秦代以后

秦代尤其是宋元以后，随着封建主义的日益发展，皇权日益强化而发展至极端，这些民主的传统也就日渐消歇而不闻。比如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句时说道：这不是臣子该说的话，命当时的儒臣刘三吾等学士对《孟子》进行大幅删减，修成《孟子节文》。只是个别有些知识分子仍然有民主思想，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写道：“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反映出他“士人参政分享国家政治权利”的政治设想，把咨询的范围从贵族、廷臣，扩大到士；其议论的结果，也非“天子亲临决焉”，而是要“公其非是于学校”。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

与西式民主强调个体人权不同，中国式民主更重视集体人权，即民权。中国古代政治中一向具有倾听民声、考察民情、注重民意、以民心向背为政治导向的优良传统。

中国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古希腊文明、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尽管三者时代不同、地域相距遥远，但都伴随有相似的政治生态、甚至共同的社会背景，那就是三者都是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思想解放的伟大结晶，都是政治上民主推动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结果，

梁启超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为君说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隐也，汝宜顺民之好恶也，汝宜采民之舆论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于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隐，不顺民之所好恶，不采民之舆论，则当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