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醒客 Thinker

理解德鲁克，才能真正懂得管理的本义。 至少我是如此。 如果仅从管理或管理学的“法”、“术”、“器”的角度，就会错失德鲁克思想中贯穿始终、浑然一体的“道”。

何为德鲁克的“管理之道”？德鲁克的一生是如何养成的？不得不从他的家教开始说起。

学生：学习的一生，永不退休

德鲁克的父母确属精英阶层，但并不是他们给德鲁克提供的家庭教育如今普通家庭不可复制。如今免费的书籍、讲座、课程，比那时丰富多了，就怕视若无睹，单去应试和刷题。

20世纪初的奥地利是欧洲沙龙社会传统的典型代表，德鲁克的父母每周都会组织家庭聚会，邀请科学家、医生、政府官员、音乐家和作家共聚一堂，无所不谈。家里的客厅就是德鲁克的学校。这种氛围的熏陶，让德鲁克一生都没有失去对新知极为强烈的好奇心。

德鲁克似乎懂得“君子不器”的中国古语，每隔三四年 ，就选一门全新的领域研究 学习。 统计学、中世纪史、东方艺术、日本绘画等，包罗万象，还写过一本《画笔之歌：日本绘画》(Song of the Brush: Japanese Painting from the Sanso Collection) 。 甚至有一年他决定研究蘑菇，借着到乡间小屋休假的时候，穿越乡野采集蘑菇，带回家切片、研究。

这样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学习，德鲁克持续了近六十多年，不仅成为一个博学多闻的学者，更让他的思想极具原创性，成为两三个世纪才出现一位的大师。

德鲁克是一位思考者，但并非出于学术目的。他一辈子都在做学生，终身学习，在他的字典里，也从来没有“退休”二字。他说：最好的学习法就是讲课。这其实就是费曼学习法，以输出带动输入。他讲课的主题非常杂，从美国历史到日本艺术，从统计学到宗教，远不止是一个“搞管理的”。

管理：关于人的活动

可惜的是，学术圈总是冷落德鲁克，名字从不会出现在客座讲师和特聘教授名单。他似乎并不在乎此事，也对学术出版物相当轻蔑。有一次，他指责美国最著名的学术期刊，是“不懂写作的人写给不懂阅读的人看的”。《经济学人》在悼念德鲁克的讣告中写道：他与那些“针对微不足道的课题撰写长篇累牍、晦涩难懂文章的学术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德鲁克一生中两个重大转折点都和著名经济学家有关，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一位是“创新之父”、经济学家熊彼特。因为他们，德鲁克此后一生都对人非常重视，并充满好奇，而非物和钱。

1930年代，德鲁克参加过凯恩斯的系列研讨会，他发现自己对金钱并无兴趣，那成了他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时太年轻，他说了一句很得罪人的话：“凯恩斯感兴趣的是商品的行为，尤其是钱的行为，而我的兴趣始终是人的行为。”

1950年初，德鲁克跟随父亲探望已66岁的熊彼特，这位才华横溢、桀骜不驯的“欧洲情圣”那时已临近人生终点，五天后辞世。他告诉德鲁克 ： “ 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 。 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 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意义 。 ” 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德鲁克，几乎成为座右铭。

他对管理学的极大兴趣并非出于对于商业的热爱，而是它所涉及、服务和影响的人。德鲁克对钱并不感兴趣，他的财富观暗合《圣经》中对于金钱诱惑性本质的告诫。

德鲁克把管理看作是“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一个工具或是商业运营的过程。他对人的兴趣比对商业的兴趣大得多，总是好奇什么让人行动，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行动？有了这样的视角，德鲁克总能看到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事物。别人尊称他“管理大师”、“现代管理之父”，他却自称“社会生态学者”。他认为：商业方面的书籍讲的都是战略和职能——即成功运营公司的机制；而小说则教你人性如何——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他们看重什么。德鲁克的39本专著中，还包含了两本小说《最后的完美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年）和《行善的诱惑》（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 ，1984年）。

非营利组织：拯救社会的路径

年轻的德鲁克在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后，看穿了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救世主”正在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于是这个犹太人在屠杀前夜明智地逃离了纳粹的大清洗。

“警惕末日救世主” ，德鲁克警告世人，“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20世纪那样诞生过如此多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也从未有过任何政治领袖比20世纪的领导者所造成的损失更大：希特勒、墨索里尼等。”

德鲁克后来领悟到： 除非社会的各个部门都能有效运转，否则暴政将趁虚而入。最好的预防毁灭性结局的措施，就是“管理”。如何构建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避免极权主义的出现，管理是唯一的道路。 他写道： “让我们的机构负责任地、自发地、富有成就感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是可以在由多元化的机构组成的社会里捍卫自由和尊严的唯一途径。 ”

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德鲁克开始严重怀疑商业，甚至资本主义本身，他不再将公司视为营造社区的理想场所。德鲁克鄙视大企业贪婪地积聚巨额利润，他并非反对公司盈利，而是反对这些公司动辄裁员数千人，高层却攫取着巨额薪酬。

在《巨变时代的管理》中他写道：一家公司不能创造出其资本成本等额的利润，对社会来说就是不负责任的。....对高额利润的崇拜很可能会破坏甚至毁灭一家公司。他认为，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不应高于普通员工薪酬的20倍。一个组织一旦开始以内部人利益为重，而不是以顾客利益为目标，便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他的批评不仅直指大公司，政府部门也越来越以内部人利益为重，而不是服务顾客——公众。他非常看好社会部门的发展前景，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拯救社会的载体。他对非营利组织的兴趣，源于他坚信文化中最显著的需求，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对自己和他人有用处。德鲁克写道：人类需求回归精神价值，因此需要慈悲怜悯。这需要“你我本是一体”的深层体验，也是一切更高层面宗教的共识。

他曾说，这个世界最有成效的组织应是非营利组织，如果管理得当，这些组织可以成为满足人类需求并缓解人类痛苦的最佳途径。同时，这些组织可以满足志愿者强烈渴望获得个人成就感和履行公民义务的需求。一个健康的社会，依赖很多具有凝聚力和包容性的社区，就像一个健康的躯体需要健康的器官一样。

德鲁克做的每一件事，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源自他矢志不渝地相信人类最终会迎来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

很多思想者都是悲观主义者。有人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成功”，这并不适用于德鲁克。德鲁克从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却总是正确。《基业常青》、《卓越基因》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说：德鲁克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某个见解，而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价值；整个体系究其根本近乎完全正确。德鲁克有一种异乎常人的社会洞察力，被随后的历史一再反复证明。

最后，让我们重温经典的“德鲁克三问”：

我们的顾客是谁？顾客认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业务是什么？

面对这三问，德鲁克用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说：这就是我的人生。

当我们走到人生中场，你有没有对自己的一生问过这三个问题？ 不断地追问，就能帮我们梳理出正确的人生目标，描绘出生命历程的轮廓，停下一些枉费的工夫，为真正值得做的事注入勇。如此，无论处于怎样的乱世，你都将拥有清醒而丰盛的生命。

1. 《德鲁克和我》，鲍勃.班德福/著，王洋/译，王欣/审校，机械工业出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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