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解放前20天失联，但黑暗中的那道电波，永不消逝！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就意外地接到一份“特别”的电报：

请帮助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

电报是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代部长李克农发来的。那时，他已向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推荐了李白同志担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部长。

李白是谁？为何引起“特工之王”李克农的如此重视？陈毅市长最后查到了他的下落了吗？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从头说起！

• 长征路上的通讯天才

李白，1910年5月7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白石乡的一个贫苦农家，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

因母亲去世较早，加之家境贫寒，8岁才入学的他，仅仅读书四年就辍学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李白小小的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不仅上山砍柴，还要负责看护弟妹。

13岁那年，为了给家中挣一点口粮，李白被迫到离家十多里远的“乾源裕染坊”做起了学徒。在那里，他备受欺凌，从而萌生了打倒土豪劣绅、参加革命的信念。

1925年15岁时，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积极参加当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烧地契、罚钱粮、打土豪。

1927年9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严重挫折时，十七岁的李白毅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是年冬天，张启龙、王首道等人在李白的家乡恢复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在张坊山区往来奔波，动员许多青年参加了农民赤卫军。赤卫军配合红军夜袭张坊，获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

1930年，二十岁的李白和两百多名青年一起跋山涉水，正式加入红军队伍，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的指导员，随部征战赣南、闽西。

由于在无线电通讯方面表现出超人的天赋，1934年6月，李白被选送到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即红军通信学校，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在无线电学校，由于他天资过人又勤奋好学，被红军无线电开山鼻祖涂作潮相中，成为他的爱徒，重点培养。

涂作潮这个人可了不得，他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报务，后改行学习机务专业。从苏联回国后，涂作潮进入了中央特科，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周恩来还亲自给他取了“木匠”的代号。

西安事变的当天，全市突然停电，所有媒体关于捉蒋的消息都发不出去，这个时候，正潜伏在西安的涂作潮站了出来，利用二手收音机改装成的大功率电台，迅速将捉蒋的消息发了出去。后来，李白能够从日本人的魔爪下逃脱，师傅涂作潮发明的无形收报机也功不可没。

李白从训练班毕业后，被调到五军团十三军任无线电队政委。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所在部队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李白率领报务员、机务员、运输员、监护班一百多人组成的无线电队，携带着笨重的收发报机、充电机、汽油、蓄电池等器械，边行军打仗，边进行紧张有序的收发报工作，他向全体无线电队员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号召，这也是李白终生的座右铭。

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李白被调到红四军无线电台担任台长。

• 从日军的酷刑下生还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10日，李白受党组织委派，化名李霞到达上海，于第二年初春，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

从此，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领导下，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架设在上海与延安之间。

那一时期延安的中央台与李白电台的联系是专机、专房、专人，并且有特别的通讯规定，可以说，那时候的李白是我党埋伏在沦陷区的战略级无线电情报员。

作为国际大都市，当时的上海，鱼龙混杂，危机四伏，日寇与汪伪军警特务更是无孔不入，环境之凶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到1939年，周围环境不断恶化，秘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电台领导人龚饮冰（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凭着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李白身边必须要有一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掩护工作，才能不引起邻居与敌人的怀疑，于是，党组织安排青年女工、共产党员裘兰芬（后改名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裘慧英便以“太太”的身份和李白把“家”安顿了下来，俨然作为一对夫妻进进出出，邻居们对他们的关系也都信以为真。

当然，两个人也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日久生情，后来经党组织批准结婚。

结婚后，秘密电台就设在“福声无线电公司”的亭子间里。这家公司是李白和他的师傅涂作潮合开的，涂作潮当“老板”，李白当“账房”。

那一时期，李白十分机警，在很长一段时间福声公司都没有受到敌伪的怀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秘密电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李白没有被危险吓倒，他告诉裘慧英，现在的局势很坏，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像黑夜中的光亮，坚持战斗。

狡猾的日军千方百计地想要抓捕地下党，甚至对家家户户进行排查。

为了躲避日伪的盘查，他们多次搬家，更加小心地传递情报。1942年7月，李白夫妇临时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为了秘密地进行发报，李白选择在人们都熟睡后的零点到四点间，在不足三平米的厨房里开展工作。同时为了不被敌人检测到，他把电台功率从75瓦降低到只有15瓦。发报时，即使拉上厨房的窗帘之后，也要将原本25瓦的灯泡换成5瓦的灯泡，甚至还在灯泡外围蒙上一层黑布。身高一米八的李白在妻子的掩护下，蜷缩在二十厘米高的矮凳上发报。就这样，一封封珍贵的情报从上海传向延安。

然而，尽管他们万分小心，可还是被敌人给发现了。

由于当时日本电台的勘测技术更为先进，1942年9月的深夜，李白正在发送电报时，突然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搜查。

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裘慧英在三楼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她急忙掀起窗帘一角向外看去，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报警。

在妻子的掩护下，李白吞下了电报，并急忙发出：

同志们，永别了！

意在提醒远方的战友他已经被敌人发现，生死未卜。

然后，他连忙将收报机上面的线圈拿掉，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此时，敌人破门而入。

他们被押送到位于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并分别关押在两处。

一个日本特务拿了一块大铁板，用力压在裘慧英的腿部，几乎要把她的腿骨压碎。裘慧英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

丧尽天良的日军还让裘慧英亲眼看着李白受刑。看到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一会儿受砖刑，一会儿受电刑，恼羞成怒的日军甚至用钳子将李白的10 个指甲一个个拔下来。

李白全身上下血肉模糊，一次次昏死过去。裘慧英看着李白受刑，心如刀绞，她跳起来大声叫道：

“你们要他死，就一枪打死他好了，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啊！”

李白在昏迷中听到她的叫声，挣扎着抬起头看着她，虽然不能言语，但是他坚定的眼神给了爱人莫大的安慰。

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李白断定日军一定看不出电台的秘密，于是，他一口咬定被搜捕的电台是收音机，他在重庆有个专做黄金生意的朋友，对方给钱，自己就拿私人电台密报金价涨跌行情，以借此发大财。

对于李白的这套说辞，日本人半信半疑，但也束手无策。因为李白的收报机平时它是正常使用的收音机，但用竹夹子接上一小段电线后，再调整正反馈，就会变成发报机。这个正是他的师傅涂作潮发明的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无形收报机。

当时日军只找到一部收音机和一堆零件，捣鼓了半天，日本特务中的无线电专家也没能测定出这是一部电台，因为它只能发报，不能收报，因此，认为电台很可能就是私人业余发报台。

被日军关押的日子里，裘慧英和李白彼此思念却不能见面，每次李白被提审时从裘慧英的牢房前走过，二人总是会深情地对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对红色伴侣就这样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着，在狱中坚强不屈地与敌人斗争到底。

一个月后，敌人仍然没有拷问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不得不放了裘慧英。

党组织通过内线得知李白在狱中英勇机智的表现，决定将计就计，托人找到了大汉奸周佛海。

周佛海此时正想与重庆方面“勾兑”，得知李白是“重庆方面的人”，当即表示亲自过问此事。

日本人查无实证，也就卖了个“人情”。不久，李白被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

很快，周佛海急于想要李白这个与重庆“联系”的桥梁，同意给他保释，但提出了条件：

不准离开上海，随叫随到。

1943年5月，李白被保释出狱。

考虑到李白的安全，组织上安排他撤离到根据地，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可以利用敌伪的电台传递我们的情报。

不久，汪伪特务给他提供了电台，让他以“重庆报务员”的身份为他们服务。李白则就势利用这个身份，一方面为国民党和汪伪“服务”，一方面采用特殊频率和呼号，将红色电波再次传到了延安。

在李白被捕后，上海和延安间中断了近一年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又发声了，我党我军又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1944年秋天，抗战进入战略大反攻前夜，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并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继续利用敌人的电台开展工作。

这次，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伪和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 在上海解放的黎明前失联

1945年日寇投降后，李白夫妇再次受命回到熟悉的上海，并在黄渡路107弄15号重建了秘密电台，同年他们的儿子李恒胜出生了，这给这个秘密的小家庭带来了一丝欢乐。

此时，这里的环境依旧像曾经那么恶劣，但为了心中的信仰，李白义无反顾。

为了更好的掩护电报的发送，李白白天正常上班，深夜向党组织传递情报，早出晚归的高压工作让李白身心疲惫，但是为了成功的传递消息，李白始终坚持。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华东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的军事情报，这些十万火急、标注绝密的情报接连不断地被转到李白的手里。

而国民党反动派也预感到末日来临，他们竭尽各种手段，以采取分区停电、暗中抄收信号来侦测中共地下电台。

李白深知，危险已经逼近，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上海的红色电波永不消逝，他向电台负责人刘人寿郑重提出应抓紧时间建立预备电台。

这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

李白察觉到了危险，随后当机立断地让妻子裘慧英带着孩子暂避在楼下邻居家，而他镇定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并销毁电报稿和密码本。

国民党特务把李白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他们发疯似的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

用钳子拔光了李白的指甲，把竹签子钉入了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砖块一直加到五块，还灌辣椒水，用烧红的木炭烙在李白的身上。

36种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来。李白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而这些都没有摧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李白坚不吐实，敌人始终没有能够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想要的信息。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的气氛渐渐地浓厚起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伪装和平的情况下，对李白一家稍稍和缓。

4月23日，裘慧英接到李白从南市蓬莱警察局看守所的来信:

慧英:
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
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
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
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
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
祝好。 　　
静安字 四月二十二晚 　

几天后，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抱着四岁半的儿子来到看守所对面的阳台，叫着李白的化名“静安”。

而此时，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白已经不能站立，狱友把他举起托到窗口。

许多年以后，李白的儿子李恒胜通过回忆，再现了当时裘慧英带着他与李白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李白对她说:

“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了”。

她急忙问:

“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

李白说 :

“不是，天快亮了，我希望的终于快来了（指上海即将解放），我能赶上最好，就算赶不上我今生已无遗憾了。”

1949年5月7日，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名地下党员被秘密押至浦东戚家庙杀害。

李白牺牲时年仅39岁，距上海解放只有20天。

他最终还是没坚持到看见胜利的果实。然而，那道从黑暗中发出的电波，却永不消逝！

20天后上海胜利解放，裘慧英日夜寻找李白的下落。

行文至此，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5月30日，上海市长陈毅火速下令公安局专门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李白同志的下落。

最终调查组在浦东挖到了李白等12名烈士的遗体，他们浑身弹痕累累，惨不忍睹。

裘慧英悲痛不已，后来他们的遗骸被迁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陈毅得知李白遇害消息后，也即刻给李克农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的最后写道：

“血债要用血来还！”。

1951年，在不断地追捕和调查下，杀害李白的“刽子手”叶丹秋成功落网，并被处以死刑。

得知李白已经牺牲，李克农痛惜不已。此后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英雄，1957年他顶着潘汉年已被逮捕的压力，向中央提议：

“要拍一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李克农的回忆，以李白为人物原型拍摄了《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

电影一经播映便风靡全国。

2009年9月14日，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李白等革命烈士虽已逝去，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如同电波般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