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布下妙棋：他首发捉蒋消息，没有他西安事变不会顺利解决！

西安事变的当天，全市突然停电，所有媒体关于捉蒋的消息都发不出去。

这个时候，中共有个潜伏在西安、代号叫“木匠”的特工人员，他利用二手收音机改装成的大功率电台，迅速将捉蒋的消息发了出去。

这就是周恩来在很多年前布下的一着妙棋，此时发挥了意想不到、也无以替代的作用。

无怪乎，周公在很多年后，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到“木匠”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说如果没有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有“谍海神工”美誉的“木匠”叫涂作潮，他是中共无线电报事业的开山鼻祖，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李白的师傅。

• 阴差阳错，他开启了无线电机务生涯

涂作潮，曾用名涂保生、唐宝生、沃罗达尔斯基、吴思浩、宋友才、蒋贵庭、蒋林根等。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苦手工业家庭，9岁时开始打工补贴家用，勉强读了四年书，13岁便辍学当了木匠。

1920年他成为湖南劳工会的首批会员，次年，参加了党领导的泥木工人罢工，被老板辞退。

1924年，为生计所迫的涂作潮，来到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进入恒丰纱厂打零工。在那里，结识了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年，经蔡和森之兄蔡林蒸和林彪之兄林育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涂作潮因参与发动五卅运动被捕，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当时党组织对年轻党员有三种安排：

在运动中没有暴露身份、又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继续留在上海，转入地下；身强力壮的年轻同志到黄埔军校；身份暴露的同志去莫斯科学习。

涂作潮属于第三种情况。

他身份暴露除了因为参与发动五卅运动被捕外，还有就是出狱后不久，他见义勇为，开枪打伤调戏女工的流氓。因为太冒失，被党组织处分。就这样，他和十几名身份暴露的同志被安排去莫斯科学习。

当时，从上海到莫斯科，先乘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行程要一个来月。涂作潮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也对他们这十几名留苏学生进行着考察，以便分派他们的学习方向。当时他依旧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仍然改不了行事鲁莽、性烈如火的个性，所以，组织对涂作潮的鉴定意见是“不知秘密工作”，就是说，上面认定涂作潮的性格不适合从事秘密工作。

然而，就是这位“不知秘密工作”的人，却学了一身秘密工作的本领，最终成为“谍海神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11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夏天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其实，这对受教育经历加起来不过四年的涂作潮是相当不容易的。两年时间，他就能用外语熟练交流，不但熟练掌握了俄语，还向党组织打报告，要求学习炸药、毒气、爆破等技术，急匆匆地盼着回国暴动。

这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和兴趣。

192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莫科斯参加中共六大，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涂作潮因为品学兼优，作为代表也列席了这次大会，他的座位刚好与邓颖超相邻。

周恩来和涂作潮交谈后，知道他13岁时学木匠的经历，便开玩笑说道：“既然你学过木匠，那不如以后便叫你木匠吧！”

此后20年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涂作潮真名，“木匠”的绰号却广为流传，并成为其工作代号。

六大期间，涂作潮还向中央呈递了3份请求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报告。

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周恩来已经看出这将是一个“能工巧匠”，他决定布下一着妙棋，于是，在其中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批示：

“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随后，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后，为加强中央对各地党组织以及工农红军的领导和联系，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中央特科四科科长李强商议，决定在上海开展无线电计划。

1928年10月26日，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中共选派6名学员，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以首选列入名单。

为了掩护这次调动，共产国际还向东方大学发了假调令：

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涂作潮的俄文名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

真实情况是，涂作潮等人去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

谁知在其他方面表现优异的涂作潮，在无线电面前却遭遇了“滑铁卢”：由于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子反应慢，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发报人员，每分钟需要记录100个电码，可他不管怎么努力，每分钟也只能记住30个电码。更何况高等数学对他来说更像天书。

教员在临近学习结束时，“客气”地给他做了不合格判定：

“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有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

涂作潮肩负着党的重托，他怎么可能轻言放弃呢？！

这时，学校的政委给他指了条明路：

报务学不好，就专攻机务。

所谓机务就是组装和维修电台，算是“电工”。

结果歪打正着，木匠出身的他，居然触类旁通，学起机务来如鱼得水。“不合格”的报务员倒成了专家级的机务员。

历经两年的学习，涂作潮终于在1930年秘密回到了上海。此时正值中共六大之后，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根据地和红军也在不断扩大。中共中央位于上海，与各根据地之间的通讯联络还全靠交通员往返送信，不但速度慢，而且非常危险。因此，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电台。

中央特科的李强，被周恩来任命为筹建电台的负责人。因为在当时，有天赋，又有条件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屈指可数，于是，涂作潮被安排在中央特科的无线电培训班当老师，专门教他们维修、组装电台。

• 机缘巧合，他成了中共无线电通讯的开山鼻祖

也许是机缘巧合，这个造电台、修电台的机务专家，在险些吃了没有电台的大亏后，下决心建立红军自己的通讯系统，由此，他成了中共无线电通讯的开山鼻祖。

1930年，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活捉了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毛泽东在其名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高兴地写道：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蒋介石的爱将，在北伐中成名，他被活捉在国民党中引起轩然大波。

国民党向中共中央开出“天价”谈判条件：

愿以现洋20万、医药20担、释放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一百多名共产党政治犯，以及一个整装旅投城红军等为代价，换回张辉瓒。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原则上同意了谈判条件。但中央苏区没有电台联络，必须派人去中央苏区传达中央的指示。

派谁去呢？

在这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了一部半电台，俘虏了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原本涂作潮要去中央苏区，让这些珍贵的战利品运转起来。因为那半部电台指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后来人们说党的通讯事业是“一部半电台起家”，指的就是此事。

就这样，中共中央就委派涂作潮和李翔梧随国民党方面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1931年2月，在国民党官员的陪同下，涂、李二人从上海来到南昌。

在旅馆住下后，李翔梧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让他们瞠目的消息：张辉瓒已经人头落地了。

中共中央在安排着谈判，中央苏区却已经把张辉瓒处决了。没有电台及时联络，两头消息不通，各行其是，却让谈判代表涂作潮和李翔梧身处险地。

二人一合计，跑吧！他们当时正好身着国民党军服，趁着陪同的国民党军官还不知道张辉瓒已被杀，一路向城外跑去。

那天下着雨，二人一口气跑出30里地，到了城东的城岗魏村，再也跑不动了。正在走投无路时，他们敲开了魏朝鹏的家门。

这个魏朝鹏也不简单，是个青帮的江湖中人，魏朝鹏不动声色地给每人摆出四个茶碗——这是青帮的“切口”，每只茶碗代表不同用意。

做地下工作的涂、李二人，却也知道些黑道暗语。他们都端起了代表“救命”的第四个茶碗。

魏朝鹏当下把他们二人认作帮中兄弟，非常热情仗义，把他们化装成瓷器商，一路护送回上海。

涂作潮经历了此番波折，捡回了一条命，这也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红军的无线电做起来。

不久后他还是到了中央苏区。在他的手中，那“一部半电台”的种子开始发挥作用。

涂作潮此后当过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来料处主任和通信材料厂厂长，靠着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用缴获来的战利品、秘密购买的电子管，为红军组装、维修了第一批电台。

此后，他还用一双巧手，给中央苏区组装了发电机、蓄电池。千锤百炼，他成为了“谍海神工”。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涂作潮因身患疟疾，在随项英、陈毅部队转移的战斗中与部队失散。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颠沛流离，他又回到了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又干起了地下工作。

在陕北的周恩来听说“木匠”归队，两次电令调他到西安或延安工作。

1936年中秋节前涂作潮化名蒋贵庭来到西安，第二天，刘鼎就找到了他。

刘鼎是他在苏联留学时的老同学，1936年3月，经宋庆龄介绍从上海到达西安，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实际上他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

为了能更好地跟延安沟通，刘鼎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电台。没过两天，涂作潮就把一台日本收音机改装成了一部5瓦电台。

刘鼎把电台拿走后的第二天，高兴地告诉涂作潮，已经跟延安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就是声音有点小。

涂作潮很快又做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给它打了个小木箱子。这个小电台轻巧灵便，便于保密和机动。

那时候敌人探测电台位置的办法是分区停电，对这个干电池电源的电台毫无效果。

西安事变前夕，刘鼎又让涂作潮做了一部功率100瓦、能和全国通报的电台。西安事变前三天，涂作潮奉命搬进张学良的府邸继续组装电台。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历史的风暴眼上。

1936年12月13日，喜形于色的刘鼎告诉涂作潮，头天晚上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

当时西安刚好停电了，没有电怎么发报！众人都十分着急。100瓦的电台功率太大，短时间内也找不到供电机，此时有人想到了那台5瓦的小型电台，用汽车的电瓶就可以供电，顿时，便解了燃眉之急。

5天后，涂作潮在张学良公馆见到了前来斡旋的周恩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的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潘汉年被派往上海，涂作潮也跟着他到了上海，筹建和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

涂作潮化名蒋林根，在赫脱路(后常德路)572号租个门面，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很快，涂作潮就修好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台不能发报的机器，同延安恢复了联络。

当时，涂作潮已经34岁，还是光棍汉一个，又住着个大房子，当着“小老板”，说他是“钻石王老五”在当时也不为过，这就不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次一个邻居曾就此调侃他。于是，涂作潮向党组织汇报，要求成家，提出的条件也很奇葩：

一是对方要不识字，二是必须有孩子。

组织同意后，涂作潮就把一半的房子租给了叫宋金朝的巡捕，同时，请宋巡捕给他介绍一个婆娘。

宋巡捕看这个“大龄青年”要求不高，便成人之美。

女人叫张小梅，前夫患痨病去世，丢下一个男孩。就这样，涂作潮和这个老实本分的女人过起了小日子。婚后，他们育有五个子女，对老大，涂作潮也视如己出。

由于张小梅文化水平不高，一心操持家务，几乎不过问涂作潮生意上的事情，当然对他摆弄的那些电子零件更是一窍不通。

不久，组织上又把他的徒弟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调来从事收发报工作。涂作潮卖掉了原有的“恒利无线电公司”，同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1520号租了两间店面，成立了“福声无线电公司”。涂作潮当“老板”，李白当“账房”，秘密电台就设在公司的亭子间里。

到了1941年春末，福声无线电公司的一个学徒忽然失踪了。为了保证安全，组织上决定让涂、李分家，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于是，涂作潮离开“福声”，在新闸路开了一间“闻远无线电公司”。

尽管李白一再小心谨慎，但电台还是被日本人侦测到了。1942年李白发报时被捕，涂作潮不得不紧急撤离上海。

临行前，他才对张小梅道出了实情：

“我的真名叫涂作潮，不是蒋林根。我是共产党。如果我以后回不来了，那时又是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带着孩子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饭穿衣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你就带孩子嫁人吧。不要再提涂作潮的名字了。”

妻子这才知道，和自己结婚五年的丈夫，竟然还有这样的身份。

涂作潮从上海撤出后，被接到了江苏的新四军军部。

不久，党组织把张小梅和他们的孩子也接了出来。一家人团聚后，几经辗转，于1943年到了延安。

建国后，我军连续击落U2高空侦察机，震惊了全世界，其实也有涂作潮的功劳。1949年上海解放后，涂作潮作为上海军管会代表，接管了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当他发现某个研究所里有20名精英工程师时，如获至宝，立刻把他们送去了北京。后来，这20个人里出了4名院士，在我军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电子对抗战中，主力人员都出自这20名精英。

• 隐藏功名，儿子在他去世后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85年元旦前一天，涂作潮逝世，享年81岁。

《人民日报》刊登的讣告写道：

“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无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时，涂作潮六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也是和他一起生活时间最长（34年）的涂胜华想为父亲写一篇纪念文章，却发现无从下笔：

虽然与父亲一同生活三十余载，但父亲苦心隐藏秘密，他始终不知他的真实身份。对父亲的真正了解，是在他去世之后。

涂作潮给儿子的信息只鳞片爪，但有三件事却让儿子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1957年前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他们根据李克农的指点，找到涂作潮制作电影道具。电影播映后红透全国，但涂作潮从未向人提起过自己与李白的关系，甚至拒绝在电影后面署名。

直到多年后，涂胜华才对这段历史渐渐清晰起来。

这样的事发生在涂作潮身上不止一次。

原航天部200厂的老厂长冯道生曾对涂胜华回忆，1949年8月28日，身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军代表的涂作潮带他参加了李白等三名烈士的追悼会。涂作潮只字未提与李白的关系，只是默默地站在1000多名各界群众中。

也许是近二十年地下工作的锤炼，让涂作潮习惯了隐身幕后，淡泊名利。即便是在幕后英雄中，他也站得更靠后——他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在为幕后英雄们服务。

第二件事，上世纪50年代后期，“审干”期间，涂作潮写自述材料。

涂胜华看见他先用紫药水抄写一遍自传，又在白色瓷盘中融入果冻，再将紫药水写的原件扣在果冻上，果冻成了印刷版，连续复制了5份。这份材料是涂胜华了解父亲最全面的一份材料。

由此，他后来多多少少地知道父亲曾是地下党，但却从未从父亲口中得到过证实。

第三件事，涂胜华记得，他小时候，父亲的一大爱好是打鱼。

那时涂作潮在一机部上海机电研究所、上海电机厂等单位任领导职务，获评三级工程师，相当于行政九级。这个身份，爱好钓鱼可能更合乎常情，但他就是喜欢打鱼，而且是自己织网、“起五更睡半夜”地到河里去打鱼。

后来涂胜华曾和一位心理学家朋友聊起此事，那人告诉他：

一个人心里承载了太多秘密，必须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撒网打鱼这种很原始、很辛苦，又很有技术性的爱好，可能就是涂作潮给自己找到的“出口”吧。

这三件事，让涂胜华认定父亲是个“有故事的人”，他们那一代人为了理想，奉献忠诚，任何时候都应该被人所尊重。因此，他想，给父亲做一部传记，做一座纪念馆，这远比修一座坟头意义重大得多。

就这样，本来只想为父亲写一篇纪念文章的涂胜华，却渐渐欲罢不能。

他拥有社科院英文新闻采编专业硕士学位，这样的专业背景让他更热切地去探究历史、接近真实。

他在当学生时，就记住了英国的谚语：

“一个老人的逝去，有如一座图书馆的消失。”

经过20多年的四处寻访，涂胜华将他在大陆各地乃至俄罗斯、美国、台湾等地搜集的资料，共1400余件，在河北燕郊的西柳河屯村为父亲建立了史料陈列室。

由此翻开了父亲这部厚重的书，还原出了这位“谍海神工”真正的传奇，我们也才能领略到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