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吏治、变法，往往是一世而衰的

1、

战国初年，随着《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尘埃落定，各诸侯国间爆发了更加激烈的争锋，魏文侯、楚悼王、齐威王相继粉墨登场，展露出明君之风。

但和春秋时期的天下争霸不同，这一阶段的争锋以军事为辅、政治为主，三位诸侯国君的明君之风，也更多的体现在招贤、用人、外交层面。

魏文侯是魏国的受封国君，名为魏斯。

很年轻的时候，魏文侯便是远近闻名的贤君，《资治通鉴》里写道——“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

卜是官名，卜子夏以官名为氏，田子方出自齐国田氏，可能不是宗族核心成员，便到魏国入仕。此二人都是魏国贤人，魏文侯以对待师傅的礼节来对待他们。

在信奉“天地君亲师”的年代，“君师”或“帝师”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身份，一旦有了这个身份，做师傅的人，便有可能通过影响国君来影响国家政务。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其实是非常隆重的礼遇。

段干木，有种说法是原名李宗，老子李耳的后裔，因为做了魏国的干木大夫，又得到“段”这个地方做封地，世人便称其为段干木。

无论这个说法对不对，都不能否认，段干木是极其优秀的人物，所以魏文侯每次路过段干木的住所附近，都要在车上挺身而立、手挽缰绳，以视对段干木的敬意。

魏文侯如此礼遇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极有可能是千金买马骨的政治行为，但在世人看来，魏文侯愿意这么做，其实就是礼贤下士的贤君。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文侯便得到贤才能人的极力拥护——“四方贤士多归之。”

魏文侯善招人，更善用人，有四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他命乐羊统兵伐中山国，一战而胜，并把中山故地封给公子击。随后，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国君啊？”

所有人都说：“仁君”。

但任痤说：“您得到中山国，不封给弟弟却封给儿子，算什么仁君？”魏文侯大怒，任痤随即离开大堂。紧接着，翟璜说：“您确实是仁君。古人云‘君仁则臣直’，就因为您是仁君，刚刚任痤才敢说直言啊。”

听到翟璜的话，魏文侯茅塞顿开，意识到翟璜是让他保持礼贤下士的风格，不要和大臣动怒。

于是，魏文侯把任痤召回来，坐在上首，维护了君臣间的体面。

其二，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边观赏乐舞一边饮酒谈天，突然说了一句：“钟声出错了，左边略高一些”，田子方微微一笑，答道：“国君的工作是任命乐官，不是辨别音色，现在您精于音色，恐怕就不能任命贤能的乐官喽。”

田子方是劝谏魏文侯，国君举贤任能即可，不必在意细枝末节，如果国君事必躬亲，那么官员便以逢迎讨好为第一要务，国家必坏。

魏文侯一听，觉得有道理，便不再关心音色问题，专心饮酒。

其三，吴起曾是鲁国将领，在一次“齐国伐鲁”的战役中，为了得到统兵立功的机会，吴起不惜杀掉来自齐国的妻子，给鲁国君臣献上投名状，以示绝不背叛鲁国、绝不是齐国安插的内奸。

吴起付出巨大的代价，终于统帅鲁军大破齐军，扬名天下。

但鲁国君臣认为，鲁国是小国，向来以默默无闻、不惹事端做为生存之道，现在吴起打败齐军，可能会给其他诸侯国留下“鲁国崛起”的印象，其他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必然来讨伐鲁国。

吴起害怕他们诛杀自己取悦齐国，便逃离鲁国，投奔魏文侯。

魏文侯并不了解吴起，便问李克，吴起是什么样的人？李克说：“吴起贪财好色，个人品德不佳，但论军事能力，恐怕要超过齐国名将司马穰苴。”

魏文侯大喜，直接无视吴起的个人品德，任命为魏国将军，命他统兵讨伐秦国。

只用一场战役，吴起便夺取秦国五座城池，随后又奉命驻扎河西地区，逼的秦国不敢向东而望。

其四，邺城土地肥沃但水患频繁，以至于邺城田地荒芜百业衰败，于是魏文侯任命西门豹为邺令，命他治理邺城。

西门豹到任以后，利用“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地方豪强，又颁布法令移风易俗、勘探河道修渠建坝，短短几年时间，邺城便成为“人物殷富”的经济重镇。

此为魏文侯的用人之道。

而在外交方面，魏文侯既不出兵助赵伐韩，也不出兵助韩伐赵，极力维护赵、魏、韩的友善关系，保证三晋共同进退，赫赫声势绝不逊色于晋国全盛之时。

国内安定团结，外部环境友善，于是魏国成为三晋领袖，魏文侯也成为事实上的天下霸主。

2、

公元前387年，魏文侯薨逝，其子公子击继位，史称魏武侯。

从此时起，魏国的既定政策完全变了。

刚继位不久，魏武侯和吴起乘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到龙门一带的时候，魏武侯忍不住发出一句感叹：“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魏武侯认为山河险固是魏国的根基，以武力征服天下是魏国的正确道路，其父魏文侯那种招贤纳士的贤君作风、政通人和的国家气象，并不重要。

吴起是因为魏文侯的政治路线，才从鲁国跑到魏国建功立业，故而吴起更拥护魏文侯的政治路线，不愿背叛他的政治根基。于是，吴起回道：“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

虽然魏武侯说了一句“善”，但魏武侯和吴起的政治理念不同，注定他们两人会分道扬镳。

不久后，魏国丞相公叔痤迎娶公主，并准备陷害吴起，独揽魏国大权——“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吴起。”

吴起自投奔魏国以来，不仅为魏国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平时与士卒共劳苦，麾下士卒都愿意为吴起效死，可谓是威震魏国。相比而言，公叔痤并没有令人称道的功劳和威望，更像以裙带关系上位的后起之秀。

那公叔痤凭什么敢害吴起？

唯一的解释是，公叔痤得到更高一层的默许。联系到魏武侯和吴起的争论，我们可以推测，默许公叔痤害吴起的人，其实就是魏武侯，以及认可魏武侯政治路线的亲信集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叔痤开始行动了。

他先是和魏武侯说：“吴起是贤人，但魏国的国土较小，吴起不能完全施展才华，恐怕不愿久留。不如您把女儿嫁给吴起，以示挽留，如果吴起不愿长期留在魏国，必会推辞。”

魏武侯同意了。

随后，公叔痤嘱咐公主：“我将邀请吴起到家里做客，到时候，你就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辱我、骂我、打我，让吴起对迎娶公主产生恐惧。”

做这项安排之前，公主肯定问过公叔痤，公叔痤也肯定回答了，否则的话，两人不可能默契配合。

可以说，公叔痤和公主，要在吴起面前唱一出双簧。

果然，公叔痤和吴起携手回家以后，公主就开始辱骂公叔痤，吴起在旁边尴尬的不知所措，稍微坐了一会，便向公叔痤和公主告辞。事后魏武侯提起嫁女儿，吴起也坚决推辞，不愿接受。

刚在公叔痤家见到公主凶悍，魏武侯就要把女儿嫁给吴起，世间的事，哪有这么巧呢？

可能是想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也可能单纯害怕魏武侯借题发挥，吴起随即离开魏国，一路逃往三晋的世仇——楚国。

吴起离开魏国，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公叔痤成功排挤吴起，意味着以公叔痤为代表的魏武侯亲信集团，全面上位掌握魏国实权。

另一方面，吴起做为魏文侯政治路线的受益者，竟然愿意放弃大将职位离开魏国，意味着魏文侯政治路线的拥护者彻底失势，魏武侯的政治路线即将主导魏国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国开动战争机器，四出征伐——

公元前386年，赵公子朝作乱，奔魏，与魏袭邯郸，不克。 公元前383年，魏败赵师于兔台。 公元前380年，齐伐燕，取桑丘。魏、韩、赵伐齐，至桑丘。 公元前378年，魏、韩、赵伐齐，至灵丘。 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因徙都之。 公元前373年，魏伐齐，至博陵。 公元前372年，赵伐卫，取都鄙七十三。魏败赵师于北蔺。 公元前371年，魏伐楚，取鲁阳。 公元前370年，赵伐齐，至甄。魏败赵师于怀。

看看吧，自从魏武侯继位并排挤吴起以后，魏国频繁的兴师征伐开疆拓土，成了一个纯粹的暴力国家，再也不复政通人和的文治气象。而随着魏国改弦更张，赵国开始对卫国重拳出击，韩国甚至灭了郑国，把新郑做为自己的都城。

魏、赵、韩三国各自开疆拓土，便意味着三国的利益重心出现分歧，不可能再结成共同进退的盟国了。

既然如此，魏国的三晋领袖地位，也不复存在了。

而丧失了三晋领袖地位，魏国，又何以天下唯尊呢？

可以说，魏武侯改弦更张以后，虽然打出赫赫国威、开辟千里疆土，但也耗尽魏国的潜力，导致魏国的国运止步于此。

3、

魏国因人而兴、因人而衰，同时期的楚国也是类似的命运。

吴起在魏国的时候就声名赫赫，逃往楚国以后，楚悼王立即任命吴起为相，吴起为报答楚悼王的知遇之恩，随即把前半生的成功经验拿出来，助楚国富国强兵——

“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纵横者。”

吴起在楚国制定严明的法令，罢黜闲杂官员，废除支脉疏远的楚国宗室，然后用节省下来的钱粮物资，供养真正为国出力的战士们。

一句话，刀口向内，自我革命，让楚国轻装上阵。

经过吴起的一番改革，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逐渐击败百越、三晋、秦等各方宿敌，雄踞南疆，大有再次问鼎轻重的态势。

但吴起的改革不是没有代价——

改革一定会触动既得利益者，吴起改革引起大量楚国贵族的不满。

曾经的楚国无法成为天下霸主，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诸侯国无法忍受它咄咄逼人的蛮夷气质。现在楚国崛起，便引起其他诸侯国的不满。

这样一来，操持改革的吴起，便要承担来自楚国内外的沉重压力——“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恨吴起者。”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薨逝。

那些利益受损的楚国贵戚大臣们，发现吴起的保护伞消失，随即动员私兵讨伐吴起，吴起走投无路，便跑进王宫，爬到楚悼王的尸体上。

吴起的想法，可能是用楚悼王的余威震慑他们，也可能是意识到难逃此劫，故意引导他们破坏楚悼王的尸体，然后让下一任楚王以此为由，清理一批贵戚大臣，替自己报仇。

到底哪一个是吴起的真实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结果是确定的，即楚国的贵戚大臣们不管不顾，直接用弓箭和刀剑招呼上去，把吴起和楚悼王的尸体弄的血肉模糊。

吴起，就这样死在楚国，为自己的改革殉葬。

楚肃王继位以后，虽然以“破坏先王尸体”为由，诛杀七十余家贵戚大臣，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但经历这么一场大乱，楚肃王为了楚国的内部团结，显然不可能延用吴起的改革政策。

楚国改革，人亡政息了。

4、

魏、楚的霸业相继衰落以后，齐威王同样因善用人而称霸一时。

齐威王是田齐太公田和之孙，田氏齐国的第三代国君。

公元前370年，齐威王做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即亲自到洛阳朝贡周烈王。

那时候距离周室东迁已过去三百余年，天下纷扰无序，诸侯征伐不休，周王权威沦丧，突然出现一个亲自朝贡的诸侯，可想而知世人有多么震惊，忍不住要赞一句：“这是个厚道人啊。”

有了这样的声望，齐威王开始整肃吏治。

他召来即墨大夫，告诉他：“自从你治理即墨以来，我周围的人都在说你坏话，但我命人视察即墨，发现那里人民殷富、官府无事，说明你是用心做事却不行贿的好官”，随即拨出一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做食邑。

齐威王又召来阿大夫，告诉他：“自从你治理阿城以来，我周围的人都在说你好话，但我命人视察阿城，发现田地荒芜、人民贫困，说明你是不用心做事，只谋求做官的小人”，然后把阿大夫以及称赞他的侍从，扔到油锅里烹杀。

齐威王一赏一罚，其实是向齐国官员传递三条信息——

1、有功即赏，有过即罚，你们要用心做事。

2、我有消息渠道，你们不要糊弄我。

3、我有你们的黑料，如果不用心做事、不忠于我，我就把你们的黑料抖出来，并以此为由惩治你们。

齐国的各级官员，显然明白了齐威王的意思，便放弃幻想、努力工作，齐国国力开始蒸蒸日上，逐渐超过其他诸侯国，成为天下强国——

“於是群臣聳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於天下。”

5、

魏文侯、楚悼王、齐威王都励精图治，带领各自的国家称雄天下，细究起来，三位国君的治国之道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之处。

不同的地方是，魏文侯以儒家仁政治国，楚悼王是清理既得利益集团，齐威王则更偏向法家权术。

相同的地方是，三位国君都是政治强人治国，即人治，并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治国制度。

人治，必然会人亡政息，强盛的国家一世而衰。

唯有完善的制度，才有可能塑造新的利益共同体，诞生新的国家向心力，把强盛的国力长期延续下去，缔造新的天下霸业。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

三位国君没有做成的事，总有人去做，各诸侯国不能取的天下，总有人去取。

而这种全新的生命力，往往是在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出现在边塞苦寒之地，刀光剑影之中。

在战国初期，符合这些条件的，唯有西陲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