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宗南的身边，比“龙潭后三杰”潜伏得更深的竟然是这个人！

在中共的情报史上，有前后“龙潭三杰”之说，可以说，他们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改变了共产党的命运。

周恩来是这样评价的：

在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前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便是后三杰。

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他们都是潜伏在“西北王”胡宗南的部队中，可很少有人知道，在“西北王”的虎穴中，一个平时不穿军装、不行军礼、一副名士派头、不问政治、只重亲情的人，竟然也是红色特工，而且比“龙潭后三杰”潜伏得更深。

他就是“西北王”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讯科科长戴中溶。

• 胡宗南只从交大招募通讯人才

戴中溶曾两度进入胡宗南的部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书写了改变中共命运的传奇故事。

1909年戴中溶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一个书香门第。历史上，嘉定尚学文风经久不衰，明清时期，嘉定就出了 3 个状元、 134 个进士、979 名举人。戴中溶的祖父是晚清秀才，学富五车，设私塾授徒是他主要的职业；他的父亲也了不得。他敏而好学，开风气之先，创办了“清镜女校”，亲自教体操、唱歌等新课程。

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戴中溶和弟弟戴中孚均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妹妹戴中扆则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与后来的科学家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成为同班同学）。

上海交大是一所百年名校，当时大师云集，特别是理化教师，大多都是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如张廷金就是我国无线电学先驱，在中国电信界享有盛誉，他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很多就是他在美国读书时刚有的，从火花电机开始到电子管、真空管，当时就与国际接轨了。

在大学期间，戴中溶接受了通讯救国的思想，所以，他把全部的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业上，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当然，能够进入胡宗南部队，一方面是他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则是他的性格。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点在他的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当时，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是他学生中第一个当师长的。

胡宗南号称“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个旅就相当于人家一个师。当时他的师部在地广人稀的甘肃天水，最初部队之间通讯用骑兵连，师、团相距几十里、几百里，那么大的地域，联系很不方便。这时，上海交大毕业的陈一伯就帮他初步建立了无线电台。由于地处“鬼不下蛋”的荒凉大西北，陈一伯没多久就离开了，但因此胡宗南对交大情有独钟，后来直接点名要交大人。

1934年戴中溶毕业时，曾在国外深造无线电技术的魏大名，回国后被物色到军统，四处推广无线电通讯技术。胡宗南已经尝到了甜头，对此很感兴趣，认为这一技术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很有实际意义，便指派魏大名专门赴上海交大物色人才。

学校推荐了戴中溶，魏大名也看中了他，但他答应只干两年。

当然，作为一个特殊人才到部队核心，胡宗南这关也非过不可。戴中溶刚从大学毕业，本人的思想、经历、背景等都很单纯，为人正直讲话直率，很少与他人交往，更不喜欢谈论政治性问题，这点让胡宗南很满意，但最终决定录取并让胡宗南放心、放手，绝对信任，却是因为戴中溶入职提了三个奇葩条件：

“一不加入国民党；二可以不参加‘总理纪念周’；三平时可以不穿军装。”

戴中溶所提的三个条件，充分反映了他不愿参与政治，只愿搞技术的性格特点。

当时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可胡宗南听了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戴中溶可以信任使用，就这样，他走进了“西北王”的军营。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戴中溶两年服务期满，这两年他很郁闷，也很煎熬，所以，连假也没请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淞沪抗战期间，胡宗南部队开到上海与日军作战，仓促上阵，两度参战，两度失利，损失很大。

蒋介石怕他被打垮，让他回西北。回西北后，胡宗南统治地盘不断扩大，部队也扩充为34集团军，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此时，他踌躇满志，信心爆棚，开始整顿部队。这期间，他总感到通讯发展不起来，就再次找到戴中溶，一定要他回去，说是要抗战、要发展，要他去培养无线电人员，于是，戴中溶热血再次沸腾，抱着一线希望又回来了。

• 妹妹戴中扆助他走上革命道路

可是，干了一段时间后，戴中溶再次萌生了离开胡宗南部队想法，而且这个想法很强烈，离开后他将去延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戴中溶在胡宗南部队的任务是为其培训无线电报务员和建立无线电通信网，他建立的无线电通信网，甚至可以到达团、营级别单位。这对胡宗南控制部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胡宗南很开心。

但是，因为要四处奔波，接触各方面的人员，这也让戴中溶看到了国民党军队严重的腐败现象，赌博成风，隐蔽的走私很严重，妓院跟着队伍走这些黑暗面。他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想要离开这里去延安。

其实，早在大学期间，戴中溶的心中就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戴中溶有两个好朋友顾德欢和张光斗，他们三个人从小离家在一起读书，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顾德欢在三人中最聪明，功课年级第一。顾德欢家是小地主，生活还可以，因为忧国忧民，大二时顾德欢就参加了革命，不断地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向戴中溶介绍《资本论》，给他看这方面的书。后来顾德欢因为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

胡宗南的队伍在大西北，距离延安较近，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可在胡宗南部，戴中溶没有看到他们积极抗日，反而同室操戈，这让他在思想上本能的产生了厌恶。同时，在在译电室他也能看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动态，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令他十分敬佩。

戴中溶第一次离开是因为失望，第二次回来，是因为胡宗南信誓旦旦要整顿队伍，汇聚力量，共同抗日。他带着希望回来了，可现实教育了他，一个队伍搞不清为何打仗、为谁打仗、靠谁打仗这些根本性问题，又怎能救国救民呢！于是，他从失望到希望，最后走向绝望。

他要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就在他苦闷时，1938年底，他妹妹黄葳（原名戴中扆）来他这里。

黄葳读书时就入党了，后来与于光远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清华内迁长沙，接下来就要迁去昆明，她不愿跟随，想去延安。经过西安时，她就住到他这儿了。戴中溶一见妹妹就说：

“我在这里算是看透了，这军队不是抗日救国，而是反对共产党的。”

他心中苦闷，急于把积压已久的愤懑向妹妹倾诉，他知道妹妹在清华上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便直言道：

“我想改名黄甦，去延安投奔真正的抗日队伍！”

黄葳到延安后，汇报了他的情况。

胡宗南的部队与延安直接相邻，对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威胁最大，他的一举一动都关乎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重点对象。中央在听取了黄葳汇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即通知八路军办事处，让戴中溶不要离开，因为要打进去一个人都非常不容易，何况从外面就算打进去也没有他这样好的条件。再有入党问题，中央认为戴中溶这样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通知他暂时不要入，但一定要坚持留在这个位置上。就这样，戴中溶成了不是中共党员的红色特工。

• 他比秘书熊向辉享有更多的特权

因为戴中溶不问政治，胡宗南对他很放心，不久就提拔他当了少将机要处副主任。机要处下设三个室，译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戴中溶分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译电室是机要重地，规定只有胡宗南和他的参谋长可以进，而戴中溶是例外，他经常可以进到译电室去，甚至有时还把译电拿来看看，因此，他能看到译出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胡部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都能看到。他跟译电室的人也很熟，他们打牌他也看看，但不与他们瞎混。译电室在师部的最后一进院落里，戴中溶就住在译电室隔壁，当时胡宗南、参谋长等人也住在这个院落内。戴中溶不问政治，胡宗南也知道，所以也愿与他讲讲话，院落中间是个院子，他们有时就在院子里聊天。

所以，戴中溶搞情报，不用偷，东西就在他面前，非常方便。中央给他的主要任务是核对或收集重大的情报，一些情报到他这儿核实一下，另外也有其它线在收集情报，他的工作还是很简单的。他不写任何东西，不得不写的必须烧掉。关键是听指示，不能妄动。

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机密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看”。 因此，有许多机密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中共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也曾经几次让熊向晖寻机偷出胡宗南的密码，都被熊向晖拒绝，熊向晖的理由是这样太过于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可以说，戴中溶无疑是比熊向晖他们潜伏更深的卧底，在党的命运处于危机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与熊向晖同样的作用，甚至更直接更关键。

为了传递情报方便，当时中央先后派派社会部的罗青长和王石坚到西安做他的联络员。王石坚开了家书店，在西安很吃得开。他还按组织要求，找机会把地下党员王金平录用到他的机电室，作为自己的副官负责维修工作，其实是帮忙传递情报。

在潜伏期间，戴中溶利用职务之便，为延安从上海采购了很多电台所需要的器材，不仅如此，他还把胡宗南的电台密码和频谱波段都告诉了延安，这样胡宗南在我军面前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从1938年到1947年10月初，戴中溶始终没有离开过胡宗南的身边，这期间，他和西安的情报人员一起，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无怪乎，周恩来说：

“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戴中溶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就是提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对保卫延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

• 因电台案入狱

1947年9月下旬，由于王石坚麻痹大意，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被军统跟踪侦测到信号，电台人员当场被抓，牵连出很多地下工作者。

很快，从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阳、西安、兰州等地，整个北方系统的中共情报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西安方面，与戴中溶联系的书店老板和王金平也被捕了。

没几天，南京方面怀疑戴中溶有问题，暗地里搜查了戴中溶的住所，因为他平时很注意，没留下任何痕迹，所以，特务们什么都没查到，但他们知道延安的妹妹来过，以此为理由，向胡宗南要人。

胡宗南一向认为戴中溶这人不问政治，不相信他有问题，与延安的妹妹正常往来，正说明这一点，所以，他和参谋长都不同意交人。但南京紧追不放，碍于面子，只得派了驾小飞机从外地将戴中溶接回西安，并要戴中溶自己去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接受调查。

当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个处长找戴中溶谈话，问他与在延安的妹妹往来情况。

戴中溶都坦然承认。

妹妹两次到西安，两次去延安，都住在戴中溶这儿。在1939年的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身份公开的妹妹大着肚子活动就已被特务盯上了，这时被迫撤回延安。可那时她正要临盆，无法行动，戴中溶就赶快安排她在一个教会医院住了下来。戴中溶兄妹情深，从不穿国民党军服的戴中溶特意穿上军装，佩戴好少将军衔，天天去看她，特务守在医院门口，不好下手，只好到胡宗南处告状。

胡宗南并未生气，因为他知道，戴中溶不问政治，只重亲情，毫不在意。

在这种情况下，妹妹让他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夜里派车冲出去。戴中溶去了办事处，办事处说，朱德和周恩来要回延安，办事处要派8部车送，你妹妹可夹在中间，戴中溶当时就放心了。因为胡宗南是周恩来的学生，车队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问此事，他也承认两次去八路军办事处。

军统拿不出戴中溶“通共”的证据，但也不放人。

电台案公审后，戴中溶因“通匪”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

解放后，戴中溶被安排到通讯部队工作，从事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工作。一直渴望科学救国的他，在旧社会没有完成夙愿，在新社会却如愿以偿。

新中国成立初，他曾完成开国大典电控升旗装置的研制任务，保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准确无误地升到旗杆顶端。

1950年，戴中溶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年后，被授予中校军衔。

抗美援朝期间，他在解放军通信兵部组织改装日、美遗留下来的电讯器材，装备志愿军。

1958年后，戴中溶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参加编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参与了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创工作，参与了上海嘉定科学城的建设实施工作。

1972年后，戴中溶回到了中国科学院，主持西安长波授时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当时提出卫星上天，时间要准确到微秒级，他被安排到天文台主持这项工作，在多方协助和共同努力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长波授时台，为此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2007年戴中溶去世，享年98岁。

戴中溶这个名字对国人来说虽然鲜为人知，甚至有些陌生，但他一生无愧于传奇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