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全民办铀矿”运动，专家事后承认：确实有些不切实际

说起科学研究，尤其是涉及高精尖武器的部分，咱们通常会觉得它跟普通人没关系，那是专家的工作。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办铀矿”运动，想要在这个赛道上超英赶美。

50年代后期，毛主席在讲话中不止一次提到提高国防力量的重要性：“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眼下美苏都有原子弹，我们没有，所以要大办民兵师，“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同时，毛主席也决定要大搞原子弹——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这是“争气弹”。

要知道，即便是在今天，全世界只有不到5%的国家能造出化肥袋子这不起眼的玩意儿，更别提在那个年代去研究核武器了。如何在原子能科学领域实现“科技大跃进”，围绕这个问题，国家高层有着两条路线。

大部分人认为，搞原子弹不是种地盖房子，谁都能帮一手，这活儿就该交给专业人士。但也有人提出，充分动员群众参与到其中，甚至鼓励百姓搞发明创造，在原子弹研发“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从1958年下旬开始，“群众路线”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日报刊文称“土办法拥有强大生命力”，且一样可以制造出高精尖的产品；随后，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提交了《关于全民办铀矿的报告》，提出“全民办铀矿”的口号并获得了批准。

后来有专家算了一笔账：投资30万元、历时3个月便可建立一座小型选矿加工厂，这样规模的工厂需100名职工，一天可以处理100吨原矿石。若以原矿石品位为0.1%、回收率为80%来算，该厂一天就可生产80公斤铀。

试想：倘若在全国开办100座这样的工厂，每年起步就能生产2400吨纯铀，不出几年就能赶超英国了。

195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倘若只按照常规办法，把研发原子能武器的使命全部交由那一小部分权威专家去搞，“可以肯定，局面一定是冷冷清清的”，就算最终能如愿以偿，这个过程也必然十分漫长。

而如果上亿万国民全部参与进来，大家就会发现：“科技的高峰并非高不可攀，只要下定决心，专家、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广大群众一起发动，原子能科学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篇名为《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的社论可以视为这场运动的宣言，接下来便是为民众科普铀矿与原子能科学的基本知识。

从1958年底到次年初，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只有寥寥20页，却简明扼要地向普通百姓解释了何为原子能科学以及它的用途，还介绍了铀矿在我国的分布情况，告诉人们在哪儿可以找到铀矿。

书中尽量简化了铀矿的加工程序：将矿石捣碎，经强酸浸泡得到浸液，把浸液反复过滤，最后烘干便可得到八氧化三铀含量至少在60%以上的重铀酸铵，这种中间产品便是俗称的“黄饼”。

总而言之，整套丛书字里行间透出这么一个意思：原子弹其实没那么高深莫测，而要冶炼金属铀，只要掌握了办法，甚至比炼钢炼铁都要简单得多！

正如书中所讲的“全民办矿齐努力，老牌英国扔后边”，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对此更是乐观，称借助这个办法，我国于1956年规划的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草案，估计可以提前五到七年完成。

那么，事实当真如此吗？

根据资料：轰轰烈烈的“全民办铀矿”运动展开后，民众积极性空前高涨。就拿广东省翁源县下庄的希望矿床举例：这是我国第一块有价值的铀矿矿床，彼时，我国尚未拥有正规的处理矿石的工厂，但又急需出成绩，国家地质部门领导亲赴第一线组织指挥，大伙儿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建成了整套土法炼铀设施。

当然，这“设施”非常简陋：厂房内有几个盛放矿石的木桶、几个装有浸泡碎矿所用的硝酸和硫酸的大木桶，还有一些用以过滤浸液的布袋和麻布包。甚至就连厂房本身都是用竹子、木棍和茅草搭建的。

设施尚且如此，职工的条件就更不用说了：专业的防护设备数量有限，为赶进度，交出能让国家满意的成绩，不少人直接在不穿防护服的情况下直接用手操作。

靠着民众伟大的爱国与牺牲精神，该矿床在一年时间里上交了约15公斤材料。只是其中代价巨大，死伤了多名工人，据说其中还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当年底，相关部门在下庄举办了一场经验交流会，“土法炼铀”随后在国内迅速推广，各个地区都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工厂。一方面是民众高涨的参与建设祖国的热情，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急需材料做实验，因而以高价收购重铀酸铵，开出的价格甚至一度超过黄金。

据统计：这场“全民办铀矿”运动持续了近3年，总计生产“黄饼”163吨，如此繁荣的局面正如高层所期待的那般。然而，时任第二机械部部长宋任穷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做出的总结却给人泼了盆冷水。

“那时候我们心急，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实际……”

首先一点，别看“黄饼”的产量很可观，但质量不行，相当一部分压根没法用。

就拿作为“模范”的希望矿床的产品来说，其中很多的八氧化三铀含量仅有20%至50%，远不及手册中提到的60%到80%。

到了“全民办铀矿”的顶峰阶段，人们更是只看重产量，忽视了质量。例如在湖南郴州某矿区，人们开采数十吨铀矿石，最终只能从生产出的“黄饼”中提取出200克纯金属铀——倒不是矿石的含铀量太低，是工艺实在过于粗放。

此外，由于国家重金收购，不少公社让数以万计的农民停止耕地，参与到“办铀矿”运动中来。他们借来盖革计数器便开始四处寻找铀矿，发现矿后就地搭建设备进行加工。

生产出的“黄饼”像挖出来的地瓜一样摆在路边，等待相关部门前来收购。这些产品，大伙儿搭眼一看就能估摸出个大概：它们形态、颜色相差巨大，其中甚至有些呈黑色，看上去跟普通的泥巴块没区别。

民众高涨的热情成了一把双刃剑，这场运动不但使得我国表层铀矿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过于粗放的工艺还造成了巨大浪费；虽然铀矿和铀氧化物的辐射量并不大，但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也无可避免地对操作人员的身体造成了影响。

这场“全民办铀矿”运动持续了近3年，总计生产“黄饼”百余吨，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是不合格产品——也就是说，国家以近乎黄金的价格，收购上来一大堆“土块”。

第二机械部部长宋任穷曾认为：只要苏联帮助我国建造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能尽早完成，那么原子弹在1962年就能爆炸。国家高层甚至曾画出如此宏伟的蓝图：在每一个省都建造一座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可宋部长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想法实在是不切合实际。

总而言之，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我国在同时期走过的其他一些弯路类似，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场运动中被过分夸大了。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全民办铀矿”运动乍听十分奇葩，甚至有些荒唐，可这并不妨碍它在我国核工业艰难起步的那段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5年8月16日，中国工程院院长朱亚光院士在国家地址矿产部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发言：“1964年10月实现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其中就有全民办铀矿作出的宝贵贡献。”

或许之于这场运动本身，我们更该铭记的是祖辈们在祖国建设过程中发扬出的伟大的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