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被判死刑，行刑前他去上厕所，看守却意味深长道：早去早回

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却叫住了他，意味深长地说：“早去早回！”

范纪曼是我党的一个传奇，他的革命工作起点在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那年范纪曼19岁，在两所学校就读期间成为了地下党。

1928年，范纪曼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一年后，他又考入北平大学。彼时，“白色恐怖”盛行，范纪曼极力掩饰身份，由于叛徒出卖，他还是被捕了。不过因为缺少证据，范纪曼最终被无罪释放。

正是这次入狱，范纪曼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直到1932年，范纪曼通过女同学薛迅才找到上级党组织，当时全国党组织破坏严重，仅凭范纪曼的“红口白牙”，上级无法证明他的身份。

也在这时，范纪曼听到老朋友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被捕的消息。范纪曼顾不得身份，为营救曹策四处奔走、联系，终于搭上了陈恭澍这根线。

陈恭澍是范纪曼在黄埔时期的老同学，时任国民党北平军部秘密刊物发行负责人，通过他居中联络，必定能够营救曹策。

范纪曼深知陈恭澍为人，主动提出可以免费帮助他做一些工作。陈恭澍也不客气，抱来一堆外文材料让范纪曼翻译，承诺范纪曼做好这些工作，他就可以帮助曹策脱险。

此时，陈恭澍没有多想，认为曹策是范纪曼的好朋友，自己无非是帮帮忙而已。拿到翻译材料的范纪曼更是欣喜，他发现这些外文资料是国外大使馆写给国民党的一些时局建议，这正是我党需要的情报。

范纪曼翻译完之后，给陈恭澍一份，再给上级党组织一份。不久，曹策被顺利保释出狱，范纪曼的身份也无需再证实了。

半年后，由于被叛徒出卖，范纪曼再次入狱，在女友彭雅萝营救下，他才得以脱险。出狱后的范纪曼一边在中学教书，一边自学俄语充实自己。

一次，范纪曼在跟随女友彭雅萝拜年时，在朋友家中认识了上海《大晚报》驻北平记者刘逸樵，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刘逸樵给范纪曼介绍了一份翻译日文的工作，翻译好之后直接交给他。

随着两人接触，范纪曼得知刘逸樵的真实身份不简单，他实际是苏联红军情报处的工作人员，说到底，两人是属于一个党派、一个阵营的同志。

1936年，刘逸樵、范纪曼先后前往苏联学习。其间，范纪曼结识了地下党员，准备赴法的钱俊瑞，两人理想相同，结下深厚友谊。范纪曼回国之后，被组织调到上海工作，他的上级联系人正是钱俊瑞。

1939年，范纪曼与彭雅萝结婚，也是这一年，组织调整人事安排，刘逸樵从苏联回国，成了范纪曼的上级，两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合作。

彼时，上海抗战形势十分紧张，组织通过特殊渠道获取了一台可以直接与延安联络秘密电台。为避免遭到敌人破坏，范纪曼伪装成商人在敌人眼皮底下从五金店“买”走了电台。

接着，范纪曼上了接应他的汽车，到开在静安寺附近的商铺中挖了个地洞，确认安全之后，将电台放进去，这才保证了上海与延安的联络。

1943年，就在范纪曼认为他要继续为党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时，多年未见的陈恭澍来到上海，找到范纪曼，要他为自己翻译日伪情报。

刘逸樵是一位有远见的地下党，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以国民党蒋介石的做派断然不能接受和平建国的主张，若是将范纪曼安插在国民党中，兴许之后会有大用处。

于是，刘逸樵同意了范纪曼为陈恭澍翻译日伪情报的工作，并指示他找时机潜入国民党内部。范纪曼延续“老路子”，将情报翻译两份，一份给陈恭澍，一份给刘逸樵。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形势果然如刘逸樵预料那般，此时的范纪曼早已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化名为范行，精心设计了个人履历，受人引荐，见了陈诚。

陈诚对“范行”十分满意，同意他加入国民党，进入军部，从事国际情报工作。范纪曼提拔的速度非常快，不久，他成了国民党少将，毛人凤的顶头上司，一时风光无限。

职位越高，范纪曼获取的情报就越有价值。三大战役期间，范纪曼甚至拿到了邱清泉驻防位置、陈长捷决堤等出自蒋介石之口的绝密情报，这些情况都尽数被我党所掌握。

1949年，国民党已经行至穷途末路，特务机构像疯狗一般拼命搜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其中就有曾经与范纪曼接触过的地下党沈寒涛。

沈寒涛受不了酷刑，出卖了范纪曼，不久，范纪曼被捕入狱。起初，国民党上下不敢把范纪曼怎样，他在监狱大摆少将“威风”，甚至可以无视监规，与看守喝酒、打牌。

直到4月的一天，一个叫周黎扬的人告诉范纪曼，国民党准备要判处他死刑。范纪曼见周围看守严了起来，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他思虑再三，决定越狱。

4月11日凌晨，范纪曼假装肚子疼，让看守带自己去厕所。令范纪曼意外的是，看守并没有跟着他，而是说了句：“快去快回。”

到厕所，范纪曼找到了一块木板，迅速架在竹篱笆上准备越墙逃跑。由于太过紧张，范纪曼第一次没有成功，掉下来跌伤了面部，再一次登上木板之后才成功越狱。之后，范纪曼住到朋友家中，直到上海解放。

范纪曼退休后，回忆起越狱经历曾提出两个疑问，一是为何看守不和自己一起去厕所；二是自己从木板上跌落，动静很大，看守也没有来。

根据范纪曼的疑问，党组织做出了两个解答，一是看守可能是“自己人”；二是范纪曼平时在狱中自由散漫，看守放松了警惕。

历史已经过去，真相已经不得而知。晚年的范纪曼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但他仍关心国家发展，在将所藏图书、唱片全部捐献之后，于1990年12月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