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上社保应该量力而行，避免搞“道德绑架”和“大跃进”

对于数量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来说，构建一种覆盖范围更广、更尊重劳动者自主性的中等保障水平的社保体系（美团模式），显然比那种“小而精”的高标准社保体系（京东模式），更符合当下的国情。

今年社会上对底层的社保问题越来越关注，一是农民老龄人口的养老保险问题，二就是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参保率低的问题。

对于后一个问题，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京东和美团两家企业，他们的方案也分别最具有代表性意义。京东的模式是给所有全职外卖骑手担负五险一金，美团的最新“4.3方案”是，在南通和泉州试点区域内，所有跑单收入超过社保缴纳基准线（6个月中有3个月超过）的全职或稳定兼职人员，如果愿意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平台给予50%的补贴。

简而言之，京东模式是缴纳标准高，但是惠及人员少，京东全职外卖骑手不过1万人左右，一年支出仅有2亿左右，对于一个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的企业，这点支出并不算什么。而对于以外卖作为主营业务的美团来说，活跃骑手数量达745万，高频骑手数量也超过80万，它的特点是不搞大而全，而是进行针对性的补贴，但惠及的人数多。

那么如何衡量两个模式的优劣呢？以及如何构建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保障体系呢？笔者观点如下。

第一，要考虑企业的实际承担能力，避免不切合实际的、杀鸡取卵式的社保“大跃进”。

估计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至少有2亿，按照最低缴纳基准算，如果全部给这些员工缴纳五险，就需要用人单位支出3万亿左右。2024年，我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营收约45万亿、利润为1.69万亿——这大概占了全国民营经济的三分之一的营收和利润。依此计算，剩下的中小微企业利润加起来不过3-4万亿。

而灵活用工企业本身绝大多数都是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艰辛创业，能够提供数亿就业岗位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和福利，如果再让他们去承担社保，即缴纳高额的社保税，那么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将不存在，企业进一步发展也就不可能，中国将跌入类似阿根廷、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式的福利社会，那么对于基层劳动者而言他们的经济福利损失将更大。

京东虽然慷慨、一步到位，不过笔者认为京东的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推广的可能，因为这种模式，只能在企业营收高，并且灵活就业人员比重少的情况下，才能敢于用这个力度补贴（所以，很多媒体都说京东是搅局者，是想在舆论战上获得先机）。网络舆论现在拿京东做标杆，对于做不到“五险一金”的企业搞口诛笔伐，没有做到就是无良企业，这是无助于问题真正解决的。我们企业只有在降低经营税负、社保税负情况下，才可能谈增加企业的社保支出。

第二，尊重参保自主性，充分考虑就业者的真实缴费能力。

根据研究，绝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支出不愿意超过500元。如果单位统一缴纳五险，除了公司要承担缴纳基数的32%左右，个人还需要承担15-18%左右，比如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个人至少需要承担719元，二线城市也要承担500元以上，显然都超过了多数灵活就业者的心理承受线。

并且社保必须连续缴纳15年以上，才有资格领，累计需要缴纳十万元以上。所以，这是一个长期连续的、数量不小的投资。还有一个现实，很多劳动者认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单位既然给缴纳五险，大概率就要降低工资来摊薄成本，综合算下来劳动者到手的工资可能要减少15%左右，累计社保投资会更多，最低需要15-20万。

而灵活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家庭出身，他们更愿意在乎增加眼前现金收入，而非长远保障。比如根据中国社科院孙萍团队的调查，和长远的保障比起来，骑手更需要短期收入，一半以上骑手不愿意缴纳社保。根据北京大学国发院张丹丹团队对3万名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调研，仅有10%的骑手愿意承担“五险一金”的支出。

正如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第十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上所说的：“参不起、不愿参、不便捷并存，成为权益保障的重点”，所以，强制企业交社保也未必符合多数灵活就业人员的心意，缴与不缴应该建立在尊重就业者的基础上。

另外，个人缴纳社保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还有跟两个预设条件有关：一个是我国社保跟户籍挂钩，灵活就业人员多数是进城农村户籍人员，异地缴纳社保，权益不能及时得到兑现是一个问题；二是一旦缴纳“五险一金”，就要变成强制劳动关系，这也改变了很多就业者的“灵活”的初衷，以及灵活就业本身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所以，对于缴纳社保问题，社会和政府都不能越俎代庖，替就业者做决定，哪怕初衷是好的，但是未必是他们真正所需要的。而打破户籍和编制的枷锁，让兼职骑手也能在户籍地缴费领取养老保险补贴，正是外卖平台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制度设计。

第三，根据经济现实发展水平，确定合理的社保梯度方案，不能张口就是“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是未来的最终努力方向，但是绝对不是立即就可以实现的。由于我国社保体制起步很晚，去年仅有2.46亿就业者享受“五险一金”，这其中还包括8000万财政供养人员，以及5500万国企就业人员，如果除去他们，实质上享受“五险”的民企职工仅有1.1亿左右，占“体制外”劳动力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只有在非常成熟的企业职工才能实现这个待遇。

因此，现在还不是一上来就给收入不稳定的新型灵活就业人员讲“五险”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当务之急仍然以扩充就业岗位和提高收入，而非进行社保大水漫灌。企业增加社保支出，也应该是要有针对性，利用社会有限的资金，补充所最急需的，给尽量多的人提供最需要的福利。

对于骑手而言，他们本身已经享有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工伤险，这基本可以覆盖他们需求，他们目前真正最短缺的是养老保险。有人测算，如果一个企业支出20亿社保补贴，兜底缴纳五险一金的话，只可以覆盖10.66万人，而有针对性补贴养老保险短板的话，可以帮助38.7万人，显然后一个方式对普罗大众更有利。

第四, 完善中低层就业人员的社会福利，是政府和企业，乃至消费者个人的共同责任，不可把责任完全推倒其中一端，让其承担所有压力。

以农民工、新型灵活就业人员为代表的社会基础就业者，他们用自己的劳动红利，也就是超低价格的劳动力输出（同时他们还在城市消费），支撑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享受他们劳动红利的不仅仅有企业，还包括政府和消费者，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想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待遇低，缺乏保障的问题，还需要消费者与地方政府配合。

比如应该适当提高服务价格，消费者不能一方面作为低福利的享受者（一个深夜订单只需要三五元的跑腿费），一边抨击商家或政府对骑手福利不作为，而一边却不愿意支付与市场同等价值的价格。

政府更需要承担责任，北京大学国发院张丹丹教授就指出，不仅应该企业要给灵活就业人员进行社保补贴，地方政府也应该为之提供补贴。越是发达的地方，越是外地年轻劳动力密集的地方，它们不能无止境地享受外地智力和劳动力资源输入提供的各种红利，而最终把养老责任又甩给户籍所在地的政府，这是一种极端不公平的交易。因此，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地的政府应该提供这种补贴，最近厦门等地开始补贴医疗保险，不过以后还应该关注养老保险。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京东模式具有道德激励价值，但是缺乏普遍适用性。美团的补贴模式，更充分地考虑了灵活就业人员自身的自主性，缴与不缴，在哪里缴都由骑手自主决定，它在试图构建一种覆盖更多人的中等保障水平的社保体系，显然比那种“小而精”的高标准社保体系，更符合当下的国情。

笔者认为这两个企业都为今年开了个好头，不管是给1万骑手上五险一金，还是给100万骑手补贴养老保险，都很重要。但在具体落地时，需要科学决策、稳步推进，不能盲目搞“大干快上”，也不能忽视劳动者的真实需求。未来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多方参与，才能解决这个2-3亿人口的福利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企业探索经验的增多，会涌现出越来越成熟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