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战士黄慕兰：四段婚姻，四度入狱，竟活到110岁，秘诀何在？

引子

2017年2月7日，著名红色女特工黄慕兰安静辞世，享年110岁。

黄慕兰

这个世纪老人可不一般！她曾是中共早期的特科战士，亲身经历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评价道“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周恩来更是说她是“党的百科全书。”

她的经历充满传奇。作为红色特工，她在刀光剑影中度过了22年的“潜伏”人生，先后经历了四段婚姻，诞下八名子女，两个夭折，两个成为烈士遗孤；她还蹲过四次监狱，前两次是国民党的，后两次是共产党的。前两次，她坚不吐实，坚强而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红色特工身份；而后两次，她的全部努力却是证实自己是红色特工。

她也在不断地创造传奇。建国后两度入狱，辗转十七年，直到73岁时才被平反。

她不愿承受不白之冤，先后写下六份密级不同的自传，特别是最后一部《黄慕兰自传》，更是在97岁时完成、105岁时出版。

《黄慕兰自传》公开发行后，在带给她诸多荣誉、引发媒体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怀疑乃至批判的声音。

《黄慕兰自传》

正是这样丰富而坎坷的经历，成就了她别具一格的传奇人生。

尽管如此，她仍然不失为一个战士，一个值得敬重和缅怀的战士！

她一生最大的成功和可圈可点之处，就是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不公和压力，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活出了生命的长度，彰显了生命的厚度。

她为何能做到？其中有何诀窍？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近她，全面地认识她。

• 个性独立：我命由我不由天

黄慕兰在家里既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

要说幸福吧，她原名黄彰定，字淑仪，1907年7月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书香名第。父亲黄颖初是浏阳三杰之一（另两位是谭嗣同、唐才常），曾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黄兴、蔡锷等人的老师，与谭嗣同一起办过育婴堂，又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有交往。

黄颖初思想开明，对长女黄慕兰十分宠爱，不仅没让缠足，还在她三四岁时就亲自进行开蒙教育，后来她又成为俞平伯父亲俞陛云进士的入室弟子，古典诗词和现代文学功底深厚。小学时她的国文及其他各科成绩都很好，并以第一名毕业，这就使她具有与同龄人不一样的眼界和格局，尤其是1919年春天，父亲还送她到长沙周南女校就读，更是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当然也改变了她的人生。

这是一所教育家朱剑凡夫妇毁家兴学创办的进步学校，旨在教育出一代独立女国民，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享有盛名的新女性均毕业于该校。黄慕兰深受校长夫妇“女子当自尊、自重、自立、自育”思想的熏陶，在学校里，她人长得漂亮，作文又常被做范文推荐，在“五四”运动的熏陶下，她脱颖而出，成为了学校的明星人物。

然而，就在她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她的人生发生了逆转。

要说不幸吧，这个所谓的开明之家，身子进入了新世纪，头脑却还留在旧时代，对子女的终身大事仍然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早早就给黄慕兰定下了亲事，她的学生生涯并没有维持多久，就陷入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泥潭。

1923年，16岁的黄慕兰非常不情愿地出嫁了。丈夫是个二世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又是“大烟鬼”，还喜欢打骂丫环解闷。在这样的家庭中，黄慕兰倍感煎熬，整天郁郁寡欢。

婚纱照

如果是旧时妇女，可能就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了此一生，但黄慕兰是受过新式教育和“五四”运动洗礼的新女性，人性已经觉醒，她不甘被封建家庭的牢笼锁住，趁着父亲前来探望时，偷偷给他塞了小纸条，求他以母病为由接她回家。

1925年，黄慕兰被舅舅接回了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

• 无私奉献：公而忘私，无私无畏

雄鹰的归宿是苍天。

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逃离包办婚姻牢笼的黄慕兰毅然剪掉了长发，决心效仿古代的花木兰，她将名字由“彰定”改为“慕兰”，只身奔赴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

在汉口，黄慕兰先是担任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杜蕴章的秘书，后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当编辑。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和灵活的交际能力，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并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和很多优秀男士眼中的女神。郭沫若曾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她的故事。

年轻的黄慕兰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准备派她与蒋经国等人前往莫斯科学习，但因她肩负三个职务和十几个头衔而途中奉命返回。

1926年6月，她加入了共青团，11月转为党员，并担任武汉特别市党部执委、妇女部部长等。这一年她19岁。

好事成双，此时的黄慕兰也迎来了她的第二段婚姻。1927年的“三八”当天，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她与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兼《民国日报》主编宛希俨结婚。两人没有举办仪式，只是由董必武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喜讯，并在报刊上刊登了“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用这种方式宣告包办婚姻的终结。

1927年7月“四一二”政变后，黄慕兰夫妻奉命前往江西筹组地下江西省委，并为南昌起义做一些准备工作。

这时，黄慕兰是江西省委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具体工作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而团省委秘书长就是饶漱石，此人后来对她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她身怀六甲，向省委书记陈潭秋学会了在《圣经》上用米汤密写文件，就经常装扮成家庭妇女，挺着个大肚子，牢记与不同人等接头的地址、暗号等细节，秘密传递各类情报和文件。

就这样，在刀光剑影中，开启了长达22年的红色特工生涯。

1928年初，黄慕兰生下儿子宛昌杰3天，宛希俨就调去赣南地区担任特委书记。四个月后，宛希俨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分离就成永别，这成了黄慕兰生命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但她并未消沉。

1928年底，黄慕兰接到了去上海工作的命令，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伤痛，遵从丈夫的遗愿，把刚断奶的孩子送到黄梅宛家交由其父母抚养，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阔别数十载的母子俩才得以相认。

黄慕兰抵达上海后，被分配至上海中央书记处当机要秘书，成为特科成员，负责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同时兼任机要交通员。

虽然在书记处当秘书只不过几个月时间，却让她同时收获了一份爱情和一份怨恨。

在六大上与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贺昌与她工作上的接触很频繁，本来在武汉时他们就认识，这次相见后，贺昌同情她的遭遇，常常劝导她走出丧夫之痛。经周恩来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就这样开启了她第三段婚姻，但出于保密需要，并未对外公开。

贺昌

当时，担任共青团秘书长的饶漱石，早在南昌时就对黄慕兰心生爱慕，此时眼看着她与他人结婚，就酸溜溜地对她冷嘲热讽，进行人生攻击。

黄慕兰深受刺激，以至于在做完政治局会议记录后，恍惚间把记录本遗落在人力车上（好在用代号记录，并未造成泄密）。因为自责，她跳进黄浦江寻短见，幸好被水警救了上来。

由此她与饶漱石结怨，也给她后面的悲剧埋下伏笔。

1929年春，中央鼓励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作为机要交通员完全可以不去，但她仍然在当年6月积极响应号召，化名刘阿秀申请成了浦东恒丰纱厂的一名学徒工，并在当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策划了罢工运动，结果她与8个女工代表一起被捕。

这是她第一次入狱。

入狱后，怀有身孕的黄慕兰由于呕吐得厉害，在狱友的关心下，她就帮忙干些拆洗犯人衣服的工作，利用这个机会，她帮助同志们传递情报，协助彭湃组织狱中斗争。

因为她坚强不屈，在被关押100天后出狱。随后，她跟贺昌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2月她挺着大肚子，乔装成贵妇人，乘邮轮将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从香港运到上海交给了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央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3月中旬，黄慕兰和贺昌又忍痛将才出生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接任的南方局书记卢彪抚养。

像大儿子一样，直到1950年夏天，中央才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母子相认，也是在这时贺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的遗孤。

抵达天津后，黄慕兰依然担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

1931年贺昌主动请命秘密前往苏区，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这一次，她哭了三天三夜，不愿服从分配，她希望与丈夫同去苏区。贺昌留下这样的话语：

“资产阶级的爱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

一说到“组织”,黄慕兰顿时不再言语，因为在她的认知里“组织的利益高于一切！”

为了更好地发挥她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贺昌推荐她到上海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工作。

灾难在黄慕兰个人生活中重演：与前后两任丈夫生离即死别。1935年29岁的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

离开丈夫的黄慕兰被任命为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与接任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从事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黄慕兰第一个任务就是营救工联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

为此，她接近上海租界进步律师陈志皋。通过他和党组织的精心安排，成功地营救了关向应。

在这个过程中，她还成功地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当然她也因此再次改变命运。

关向应

• 忠诚坚贞：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就在营救关向应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小插曲。

第一个小插曲，黄慕兰无意中挽救了中共的命运。

1931年6月22日，黄慕兰和陈志皋在咖啡馆聊天，巧遇了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

闲谈中，曹炳生爆出了一个猛料：

南京政府过来抓捕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50多岁的年纪，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还是悬赏了10万大洋才抓住的。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黄慕兰一听，就知是当过码头工人的六大总书记向忠发。于是，她马上装头疼离开咖啡馆，报告潘汉年，再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马上叫康生通知李富春、蔡畅等销毁文件，住进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避免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领导人被捕。

叛徒都没有好下场。刚被捕两天，向忠发就遭枪毙。

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灵活机智，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

周恩来对黄慕兰的贡献高度肯定，称其“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第二个小插曲，再次改变了黄慕兰的命运。

在与黄慕兰接触过程中，陈志皋被颇有风韵又成熟智慧的黄慕兰迷倒了。

黄慕兰

难道陈志皋不知道她已经成家并且育有小孩？

确实不知。这要从头说起。

1931年4月，关向应在上海被捕，党组织给黄慕兰安排了律师陈志皋为其辩护。

为何会选择陈志皋？因为他出身于享有盛名的海宁世家，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法庭庭长，在司法界一言九鼎。1929年春，“雨巷诗人”戴望舒被右派同学告密而被捕，就是通过同学陈志皋的父亲帮忙而获救。

黄慕兰在第一次见陈志皋时，按照组织要求没有隐瞒自己的过去。因为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时，曾经在报上登了公告，凭借陈志皋的律师身份，很难瞒住他。所以，当时，她扮成上层妇女，以宛希俨遗孀的身份来救自己表哥关向应，当然自己过去是共产党，但现在已经脱党。正是黄慕兰的坦诚，赢得了陈志皋的信任和支持。

陈志皋

在陈志皋的引荐下，黄慕兰拜访了陈父。陈父对谈吐举止端庄大方的她印象很好，得知其父是浏阳三杰，又是谭嗣同的好友，对谭嗣同极为佩服的他，很喜欢黄慕兰，当即认她做干女儿，并专门约见了审判关向应的法官赵韵逸，要其通融放人。

经陈父打点和党组织的运作，1931年底，关向应在被关押了大半年后顺利出狱。不久后，就前往湘鄂边苏区。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父亲认黄慕兰作干女儿，自己对她又有恩，有了这些铺垫，陈志皋玩起了“姐弟恋”，一时间，欲罢不能，但黄慕兰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因为她有难言之隐，苦恼极了。一方面，陈志皋对她穷追猛打，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思念前往苏区后音讯全无的贺昌。

1932年有同志暴露，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也为了断掉陈志皋的念想，她在杭州避居了将近一年。

但陈志皋好像魔怔了，非她不娶，甚至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毛巾上书写爱意。

这时，黄慕兰想到了组织。可出乎所料，组织上考虑到陈家雄厚的人脉以及陈志皋的身份，认为她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特别是对于营救被捕的同志十分重要，竟然同意他们结婚。

考虑到今后工作方便，她改名黄定慧，同时按组织要求对外宣称脱党。而正是对外“宣称脱党”，给她后半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一向把党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黄慕兰，接受了陈志皋的追求，但与他约法三章：

一是继续支持营救工作；二是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三是允许她将来与前夫留下的遗孤相认团聚。

陈志皋全部答应。

1935年5月，两人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盛大婚礼，开启了她第四段婚姻生活。《申报》等作了报道，沈钧儒还手录了黄慕兰填词的《菩萨蛮》作为贺礼。

婚礼

与陈志皋结婚后，奉命脱党的她，先后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大律师夫人、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婚后，她很痛苦。一方面，保密纪律让黄慕兰不能坦白自己的党员身份，因而难以澄清误会，另一方面，她与陈志皋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她又不得不隐瞒与贺昌的婚姻。

政治和情感在她内心冲突剧烈。夫妻之间发生矛盾时，黄慕兰就想去延安。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在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下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直到陈志皋在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主管福建和广东的赈济工作时，她才和刘少文一起接到命令转战香港。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后，黄慕兰及其两个孩子一度沦为难民。

此时，避祸到香港的著名影星胡蝶被日本人盯上了，要她拍摄《胡蝶游东京》。胡蝶不想被日本人利用，就找到当地游击队帮她一家逃回内地，而护送任务就落到了黄慕兰夫妇身上。

1942年1月，他们坐上船逃回国内。次年12月2日，黄慕兰生下了一个男孩，没想到孩子生下才10天，她还发着高烧，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

原来，在负责胡蝶回内地中，胡蝶携带的21箱行李在路途中被土匪抢劫。那些货物本来是胡蝶想带到重庆高价出售的，于是，恼羞成怒的胡蝶在军统头子戴笠面前告了他们一状，加之黄慕兰经常与共产党联系，军统就以此为借口，把他们夫妻俩都抓了起来，送至重庆关押，这是她第二次入狱。

她被军统反复讯问，重点是此前社会活动中与共产党的关系，但是她在狱中没有吐露任何机密，最终她被草草判决，直到1945年1月，夫妻俩才得以释放出狱。

这时，黄慕兰才得知自己在曲江所生幼子已经夭折，好在两个女儿并无大碍。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重回上海，将其在战前打理的通易公司恢复经营，用挣来的钱支持进步文化事业，支持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中秋节，通易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发生了挤兑风波，受此噩耗打击，黄慕兰刚出生的小孩不幸夭折。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黄慕兰等来了自己的老上司潘汉年和刘少文，却迟迟未得到任何工作安排。她去面见成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被告知，她的党组织关系不会被承认。而由于当时台湾尚未收回，黄慕兰做过的很多事情也不便公开，刘少文推荐黄慕兰夫妇任全国政协委员，也被否决。

在新政权里找不到位置，而海外却有很多社会关系，1950年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黄慕兰选择让丈夫带着“统战任务”跟其初恋情人结伴离开，而她带着四个孩子，等待自己奉献了二十多年的革命给自己一个结论和新的未来。

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诀。

1955年6月，黄慕兰因为一件案子的波及被捕，周总理责成清查，毛主席则首次使用特赦令释放了她。

出狱后，她再次找到饶漱石要求为她作证，再次遭拒。

不久，黄慕兰又卷入了“潘扬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度过了长达17年的艰苦岁月。

1980年4月，黄慕兰在邓颖超的帮助下获得平凡，组织上认定她在1926年入党，在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算党龄。

此后，黄慕兰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直至1994年离休。

她的一生有过风声鹤唳，有过跌宕起伏，但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终于在110岁时，化做一段独一无二的传奇。

在自传中，黄慕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及长寿秘诀就是两个字：乐观。

黄慕兰她写道：

“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压不垮我的。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但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心境。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许，这就是黄慕兰给予我们的启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