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少农：何应钦身边的红色秘书，两枚银元见证了他的丰功伟绩！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瓮安时，周恩来特地派两名战士乔装成商人来到冷少农家，以他朋友的身份看望家人，还赠送了10枚银元和两份点心表示慰问。

冷少农是谁？他有何德何能能够让周恩来如此惦记，而且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条件下，还要派人去他家慰问？

冷少农

今天我们就从头说起！

• 两任秘书，改变命运

冷少农一生遇到两个贵人，一个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个让他成为了红色特工，而这一切均开始于他的两次秘书生涯。

1900年1月，冷少农出生在瓮安县冷家堡的一户贫寒农家，原名冷肇隆，这就使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由于家庭贫困，又不幸发生了火灾，茅屋化为灰烬，冷少农自幼就被寄养在祖母家。6岁时，祖母送他上了私塾。

191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贵州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第三期法律本科，而何应钦当时是他的老师。因为学习好，很受何应钦的青睐，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在校期间，冷少农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及新闻成了他研究时事的资料。他信仰和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痛恨军阀的残暴，认为“军阀残暴必败，革命事业必成”。他还注重社会调查，每逢节假日，他都要到农村去采访，实地了解和感受农民的生活状况，正因为“见民间普通劳动者或受军阀蹂躏之事”，所以他发誓做一个有良知的政法家，“即欲力求改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冷少农像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贵州学联组织的各种游行活动，他还开始大量地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民众也才能得解放，于是，他把名字由“肇隆”改为“少农”，以表示毕生为工农谋解放的决心。

1921年，他从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先后任《民意日报》编辑，贵州筹饷局紫云、开阳印花税督催员等职。这段时间，他深刻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也认识到他从事的工作不能解救正在受苦的民众。

苦闷中，他忍无可忍，便在1924年弃职回到家中，而这时又逢家乡大旱，当地政府和土豪劣绅乘机提高粮价，盘剥人民，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决定投身革命，救民于水火中之中。

契机出现在1925年。

那时广州成为反帝和反封建军阀的革命中心，成为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他得知自己的老师何应钦此时正在黄埔军校任总教官，当年7月，便怀着拯救苦难中国的抱负，告别母亲妻儿，离开家乡，只身赴广州投身革命。他在途经贵阳时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就中国各省比较，只有广东一切设施颇合理想……儿此去的目的，完全尽忠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尽应尽之能力。”

来到黄埔军校后，在老师何应钦关心下，凭借学历和能力，他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当时政治部主任就是中共中央两广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就这样，周恩来成为他的第二个贵人。

在政治部工作期间，他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特别是贵州老乡王若飞、周逸群、李侠公等，在他们的影响下，经周恩来、周逸群介绍，冷少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冷少农参加了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东征胜利后，陈赓、冷少农与李侠公被党组织派到中共两广区委，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冷少农随东路军部队北伐，转战数省。通过周恩来的言传身教和革命大熔炉的洗礼，冷少农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工作能力等各方面迅速得到了质的提高，成为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同年，他奉周恩来指示潜入南京，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派驻南京情报中心小组长。几经周折，因为与何应钦的师生和同乡关系，加之才学过人、文思缜密、办事稳重，深得何应钦的信任，被他招致麾下，先在训练总监部任职，1930年何应钦就任军政部部长后，冷少农又随其任军政部秘书，由此，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生涯。

何应钦

• 两封家书，映照初心

从事特工工作，不仅随时面临生命危险，还要不断仍受外界的白眼和家人的误解，冷少农就是如此。

1925年冷少农毅然告别寡母、贤妻和未满周岁的独子去广州投奔革命，在外人看来，他冷酷无情，母亲对他这种不顾家的做法，也颇有埋怨，到了南京后，冷少农的一个做法，又使误解进一步加深。

到了南京后，由于特工身份特殊，工作充满危险，冷少农无法向家人言明自己究竟在南京干什么。为了安抚家人情绪，他就请托时任国民政府瓮安县要员的亲戚曾春如，给家人带回一些自己在南京的工作、生活照片。

冷少农离家后，由于父亲去世得早，独子尚不满半岁，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妻子两个寡母当家，种地、喂猪等农活全部落在她们身上，异常艰难辛苦。

看过照片后，母亲误以为儿子在外面得到高官厚禄，忘了家中的妻儿老小，托人给冷少农写信，指责他“不忠不孝，忘恩负义”。

俗话说得好，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真丈夫。后来世人从冷少农给母亲和独子的家书中，不仅看到了他的坚强坚韧和初心使命，更看到了他的儿女情长和柔情似水。

接到母亲来信后，冷少农赶紧给母亲回了一封长达14页5000多字的家书。对母亲的误解他很难受，也很痛苦：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迁怒家庭？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迁怒母亲？以致值得你们这样的恼恨我，弃绝我，甚至于不理我。”

为了让母亲释怀，信中这样道一个革命者的抱负：

“（见着劳苦大众的痛苦），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作……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受苦的人类，忠实的去为他们努力……我们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一般人不满意，有些是不了解，有些是对于他们有利害关系，随时都在阻碍我们，反对我们，甚至要杀害我们……”

给母亲的家书

冷少农还在信中写道：

“我干的事情是一种危险的事情，生命保得几时，自己都不知道，行踪自然是没有一定，生活时常动摇……回家的事不能定的，要是革命迟一点成功，或者中间遭了挫折，我自己就死在外面，跑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更说不上回来不回来了。”

冷少农还有个独子冷德昌，生于1925年，1931年1月前后，6岁的儿子已经识字了，给父亲写了封信，1月8日冷少农给儿子冷德昌的回了一封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封。

给儿子的家书

如今那个在印象里还是襁褓中婴儿的苍儿，已经能读书写字了，这怎能不让做父亲的百感交集呢？在给儿子的信中，他既为“有这一个后继希望”而感到欢欣，同时，也因没有尽到对儿子教养的责任，“内心实不免万分惭愧”。

冷少农写下的这段肺腑之言，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铁骨柔情，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但为了拯救“大多数痛苦的人类”，他只能舍弃个人和小家的幸福，为了解放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而义无反顾地去战斗。

在这封不足800字的信中，也寄托了冷少农对儿子深切期许与厚望。他希望儿子不能“一切以自己以家庭利益为重”，更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立志“为一极平凡而有能力为一般劳苦民众解决不能解决之各项问题、铲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之人物”。

他强调，“时代的车轮不息的旋转……希望你好好的努力，以期无负于家庭，无负于社会……一个人除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外，还须顾及到社会人类。”

他勉励儿子要视野开阔，要认识到“个人问题须在解决社会人类整个的问题中去求解决”。同时，还须锻炼身体、强健体魄，“使知识与体力同时并进，预备着肩负将来之艰巨”。

这封写给儿子的唯一信，成为这位年轻父亲的绝笔家书。

• 两枚银元，见证伟绩

作为中共早期杰出的红色特工之一，冷少农当时的一纸情报足以抵挡百万雄兵，甚至能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29年2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蒋桂战争爆发。3月2日，蒋介石任命训练总监部总监何应钦兼任“讨逆军总参谋长”，率兵攻打桂系，冷少农跟随前往。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加紧了反共步伐，冷少农接到党中央通知，要他在第一时间将情报转交给在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同时，还要到工厂、学校作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吸纳新的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

按照党的指示，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冷少农与同在南京的一些参加过东征北伐、思想进步的贵州籍军官以及贵州籍进步人士不断加强联系；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贵州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等地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和工作关系。

此外，冷少农还积极营救被捕的同志，多次协助地下中共南京市委恢复组织，与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王若飞等秘密领导南京地区的“兵运”，策动了国民党一个营投奔红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发展的情报网中的骨干人员郑仲坚，在随后的三次军事“围剿”中，一直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身边任侍从参谋、作战科长，一直随指挥“围剿”的何应钦前往武汉、南昌行营及临川前线指挥部等处，数次直接参与拟制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计划，他为冷少农全面准确地获取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3月，何应钦调任军政部长，冷少农随同升任军政部少校秘书，他利用这特殊身份作掩护，在敌人“心脏”领导中共地下党活动。不久，他与钱壮飞取得联系。钱壮飞是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特工人员，他在冷少农处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由中央转发到各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0年6月，蒋介石为了登上总统宝座，开始对中央苏区实行全面清剿，何应钦被委任为武汉行营主任兼湘鄂赣三省剿共总指挥。10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冷少农及时获取准确情报，火速报告党中央。国民党第一次围剿失败，国民党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1931年2月，任命何应钦为剿匪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冷少农再次从何应钦那里得到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行动时间等，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钱壮飞告知党中央。

毛泽东、朱德根据情报，制定了“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于5月16日歼敌两个师，乘胜横扫七百里，歼敌3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气急败坏，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顾问，到南昌自任总司令，命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发动第三次围剿，并发誓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1931年8月，各路国民党军队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高兴圩（属江西省兴国县）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内。由于及时得到冷少农传来的准确情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8月5日晚，出其不意地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并在接下来的几天连打了三场胜仗。后来，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国民党主力部队进行反击，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彻底失败。

1932年3月，由于时任地下中共南市委军委书记路大奎路大奎的叛变，冷少农被捕入狱。

冷少农这个“红色特工”身份的暴露，震惊了南京政府高层。何应钦万没想到，他极为器重的同乡、学生、亲信，竟然是中共特工。为了将功折罪，他亲自出面劝降，被冷少农严词拒绝，许多国民党官员为讨好何应钦，也纷纷来当说客，也都碰了一头清包，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不为高官厚禄所诱，不为严刑酷打所屈服。

得知冷少农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组织营救，一方面曾亲自出马疏通各种关系极力营救，但因案情重大都没有成功。

1932年6月9日，冷少农等13位革命者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经过瓮安时，周恩来派两名战士乔装成商人来到冷家，以冷少农朋友的身份看望家人，赠送了10枚银元表示慰问。

冷少农及家人

那时，他的母亲依旧不知道冷少农已经牺牲。冷少农多年没回家，其实妻子商娴贞已经悄悄向冷少农的同学打听到了牺牲的消息，却一直瞒着婆婆。直到194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婆婆得知冷少农已经去世，但具体原因并不知道，因此对他的误解并未消除。

直到1951年，南京成立雨花台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到瓮安收集冷少农烈士的资料。这个时候母亲才知道冷少农是在隐蔽战线中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牺牲，老人家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她逢人便说当时错怪了少农。

革命烈士证书

如今，十块银元仅剩两枚，一枚保存在冷少农烈士故居，一枚则由烈士后人捐赠给了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

这两枚银元是冷少农烈士在隐蔽战线上不朽丰功的见证，也是英雄最闪耀的军功章。

忠孝只酬主义真。冷少农的一生很短，只有32年，但他的生命又很长，他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情怀，已经凝聚成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演变成一种宝贵的优秀品质，升华成一种朴实的人性光辉，从过去到现在，一直烛照着人间，并感染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