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为何不像江苏“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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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江苏“散装”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梗。江苏省的13个地级以上城市，GDP全部位列全国前100，有“苏大强”“十三太保”之称，在江苏，县不认市，市不认省，更被视为常态。

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江苏的县（县级市）都太强了，地级市也太强了，所以对更上一级行政区划的认同就弱了。

这是一部分事实，但并不能作为全然的解释。浙江的县（县级市）和地级市同样很强，虽然从总量来看在头部市县的排行榜上和江苏略有差距，但整体和江苏的发展水平不相伯仲，甚至民富水平还明显高于江苏。但浙江就不像江苏那样“散装”，相较而言，浙江无论是县（市/区）对所在市的认同感，还是各市对浙江省的认同感，都要比江苏高出很多，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历史上看，浙江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出现得比江苏早得多。

早在北宋，今天的浙江全境就同属于两浙路，而现代江苏省当时还分属两浙路、江南东路、淮南东路、京东西路和京东东路。到元朝时，今天江苏的长江以北部分还属于河南江北行省，长江以南部分则和浙江、福建全省和安徽部分地区构成江浙行省。

概而言之，在宋元时期，今天的浙江全省和江苏南部大部分时候是同一个一级行政区划，而江苏南部和江苏北部反倒以长江为界，是两个行政区划。直至明朝建立，朱元璋才因为把老家凤阳和都城南京划到同一个一级行政区划的考虑，设置了直隶（后改称南直隶/南京，即今江苏、安徽两省的前身）。而原属江浙行省的苏南划入浙北，浙江、福建分别独立设置布政使司，管辖范围已大致和今天相同。

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本身就反映自然和人文地理的信息，在较长的历史尺度里，苏南和浙北其实天然是一体的，而和苏北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等到清朝初年大致形成江苏、安徽两省分省格局的时候，浙江作为一个省已经存在了三百年。

方言，承载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江浙两省的方言特征也大相径庭。

江苏省地跨南北，内部主要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和吴方言三种方言大类。而浙江省除少数徽方言、闽方言外以及其他方言的方言岛之外，大部分都是吴方言。

然而，江苏虽然有三个方言大类，但由于地处平原，次级方言并不多。

根据2012年出版的第二版《中国语言地图集》，江苏省内成片使用的三级（XX片XX小片）以上的方言只有6种（上图图例七种有一种是在上海市的吴语太湖片上海小片）。因为单一方言使用的范围较广，人口较多，江苏省内的方言使用反而比浙江广泛，苏南人到苏北，苏北人到苏南，一听口音就知道对方和自己的不同。

浙江地处山区，内部的方言差异要比江苏省大得多。

刨除方言点，浙江省成片使用的三级以上方言多达三大类16种，比江苏多出一倍有余。虽然这16种三级以上方言有10种都是吴语，但实际上北吴语（吴语太湖片）和南吴语（吴语非太湖片）不能通话，南吴语诸片之间也不能通话，在浙中南的大量地区，“十里不同音”，不仅邻市不能通话，甚至邻县、邻镇都不能通话。

即使在北吴语片的不同小片之间，也很少有人会使用方言交流。上图把杭州余杭、萧山、钱塘、临平四区全部直接划为了“杭州小片”，但实际上杭州近郊区和杭州城区的方言也有明显差异，杭州城区和郊区的人日常交流也是用普通话的。

由于在浙江，跨市、乃至跨县（区）的交流大都无法通过方言，而只能通过普通话进行，浙江省内巨大的方言差异，相较江苏反而不明显了。

此外，江苏由于地跨南北，还呈现“南米北面”、“南稻北麦”的生活方式差异。而浙江全省，都以稻作和米食为主。

江苏不仅内部有更明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内部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大于浙江。

平心而论，一省之内的“散装”，原因之一是富庶地方的人，不想认“穷亲戚”。而浙江省的民富水平，要比江苏均衡许多。这也是浙江省“向心力”更强的原因之一。

江苏经济更偏向于投资驱动，而浙江经济更偏向于藏富于民。2024年，江苏省的居民人均收入55415元，只相当于人均GDP（160694元）的34.5%，而浙江省居民人均收入67013元，相当于人均GDP（135565元）的49.4%。江苏城市的人均GDP虽然普遍较高，但居民收入水平参差不齐。

2024年，江苏人均GDP最高的无锡市（21.67万元）是人均GDP最低的宿迁市（9.64万元）的2.25倍。在浙江，人均GDP最高的舟山市（18.93万元）是最低的丽水市（8.61万元）的2.2倍。就人均GDP省内极值的差距，江苏略大于浙江。

但省内人均收入的差距，江苏就远大于浙江了。江苏13市中，居民人均收入高于7万的3个，6万到7万之间的1个，5万到6万之间的4个，4万到5万之间的3个，3万到4万之间的1个。而浙江11市中，居民人均收入高于7万的5个，接近一半，6万到7万之间的5个，在5万到6万元之间的只有丽水一个，没有地级市的人均居民收入低于5万。

浙江省内人均收入最高的杭州市（76777元）是丽水（50015元）的1.53倍，而江苏苏州（77524元）是宿迁（34657元）的2.24倍。

浙江上市公司（含A股、港股、美股）密度最高的城市是杭州，每4.13万人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密度最低的城市是舟山，每39.2万人拥有一家上市公司，杭州上市公司密度是舟山的9.5倍。而江苏上市公司密度最高的苏州，每5.07万人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密度最低的盐城每83.39万人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苏州的密度是盐城的16.44倍。

浙江的“向心力”，还源于省内对杭州的绝对认同。杭州GDP、财富总量、上市公司等硬核经济数据都在省内领跑，如果一个浙江人到杭州工作安家置业，都会被视为“一等大孝子”，而江苏人尤其是苏南人对南京的认同度，就要弱得多。

从历史来看，南京是中国南方天然的“首都”，但却并不是江苏天然的“省会”。自从康熙年间江苏、安徽分治之后，南京一度是两江总督（江南江西总督）和安徽布政使的驻地，而江苏巡抚和江苏布政使则驻苏州。后来安徽布政使迁驻安庆，又析出江宁府（即南京）和江苏长江以北部分由江宁布政使负责民政事务，江苏实际上相当于有南京和苏州两个“省会”，一个管南京和江北，一个管江南其他地方。及至民国年间，由于南京成为首都，江苏省会又一度迁到镇江。

今天的南京重新完全确定其江苏省会的地位，还是在1953年，南京直辖市和苏南、苏北两个行署区都撤销恢复设置江苏省之时。

在江苏，南京是传统上的政治和军事重镇，苏州（20世纪工业化早期一度是无锡）是经济重心，而传统的商贸和交通枢纽，则是在运河和长江交界处的扬州，直至近代以来铁路崛起运河式微，才逐渐转移到南京。从唐宋到当代，江苏地区的“中心城市”功能未必集中在一个城市，“最强城市”的宝座也在宁苏扬之间反复流动。

反观杭州在浙江的地位，不仅源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更有超过千年的长期积淀。自从公元十世纪吴越国在杭州建都以来，杭州就是浙江地区的绝对中心。杭州不仅在行政、经济和文化层面都有冠绝浙江全省的影响力，还是浙江天然的水运枢纽。

钱塘江是庞大的水系，杭州可以通过钱塘江水系，通达徽州、衢州、金华等地。同时，因为杭嘉湖平原港汊纵横，杭州到宁波之间又有浙东运河，因此在古代杭州就是浙江水路交通的中心，从杭州出发的内河航运，可以覆盖明清浙江11个府中的8个，仅台州、温州和处州（今丽水）无法到达。

最后，再来谈谈江苏、浙江两省在地级市层面的认同差别。

江苏和浙江两省，都有所谓的“县不认市”的现象。所谓“县不认市”，主要理由不过两点，一来是县域经济足够发达，市区压不住县；二来则是由于市内不同的县在方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缺乏共同点。

第一种情况，江苏有不少，典型的如苏州昆山和苏州市区。昆山和苏州市区在历史上长期同属苏州府，在文化、方言和生活方式上是高度同质的，昆山人的“独立认同”主要就是源于经济发达。在浙江，最典型的莫过于义乌和金华，由于在全国所有县域中绝无仅有的对地级市市辖区的压倒性优势，也使金华成为浙江省内“相对散装”的市。

第二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拿出历史地图来看了。

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基于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逻辑。当时府/州的设置，往往反映了农业社会人口通过河网等传统交通方式的流动半径，行政区划和人口流动、文化属性的同质性更强。而进入现代社会，交通条件大为改善，行政区划在技术上更大程度地打破传统河流山川的自然界限，因此行政区和文化区的分离可能变得更多。

这是清朝的江苏省地图。

而这是目前的江苏省政区图。

清朝江苏省的二级行政区划有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太仓州、通州、海州和直属于省的海门厅。其中松江府全境已析出，设上海直辖市，嵊泗列岛划入浙江。太仓州嘉定、宝山、崇明改隶上海。原属徐州的萧县、砀山和安徽的盱眙、泗洪交换。

除了省界的变动，府（地级市）一级的变动更多。苏南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苏州市基本保留了苏州府的大部分地盘，还拿走了太仓和半个张家港。无锡以前是常州府属县，因为工业发展了设地级市，带走了常属的江阴、宜兴，常州江北的靖江后来给了泰州，原来的常州府，基本只剩下现在常州市区的部分，又只好拿走了原来镇江府的金坛和溧阳，丢掉了金坛溧阳的镇江，又拿走了南京的句容。

至于长江以北的八个市，只有徐州、海州、通州、扬州四地的治所维持了清朝时的状态；淮安市治所从淮安迁到淮阴，引发了一波混乱；盐城、泰州、宿迁则是新设的二级行政区划。总的来看，江苏长江以北的行政区划相较清朝已是七零八落，大部分县（县级市/区）的隶属关系都发生了改变，没有发生隶属关系变动的反而是少数。

浙江的情形，和江苏形成鲜明对照。明朝还没有江苏，但浙江的省界已经基本确定。嵊泗列岛其实是在康熙年间才改属江苏，在明朝时嵊泗列岛是浙江的。今天浙江省界和明朝最大的区别，只是少了南太湖的水面。

这是明朝时的浙江地图。清朝除调整嵊泗列岛归属外，较明朝的浙江区划基本未动。对照明朝浙江区划来看今天的浙江政区图，变化其实不大。

虽然1949年以后，浙江行政区划也进行过许多调整，但到浙江地级市最终定型时，大体保留了明清时期行政区划的框架。

明清时期的11个府，只有严州府整体并入了杭州市。舟山市从原宁波府析出。除了杭州、宁波、严州之外，另外8个府的整体建制都基本保留。

在浙江，除了原严州府三县（市），舟山市各县区，其他隶属关系和明清不同的县市（地区），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原湖州府乌程县乌镇改隶嘉兴桐乡县，和桐乡青镇合并为新的乌镇；原属杭州府的海宁，改隶嘉兴；原属绍兴府的萧山，改隶杭州；原属台州府的宁海，改隶宁波。

最复杂的是余姚和慈溪。余姚古属绍兴，慈溪古属宁波，但1949年，余姚县被划入了宁波专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余姚和慈溪进行了极为繁复的行政区划调整。1954年，余姚和慈溪重新划界，余姚县城不变，原慈溪县城慈城划入余姚，余姚的浒山镇等地改隶慈溪，慈溪县城迁到了浒山；到1960年，慈城又被划入了宁波市。(当时宁波地、市分设)。所以，以前的慈溪县城现在已经变成宁波江北区的一部分，而现在慈溪、余姚两个县级市的驻地都在原绍兴府余姚县的境内。

在浙江，萧山、海宁、余姚、慈溪这几个县市区的地域属性，几乎都是全省可以“玩梗”的程度。原因其实在于，浙江目前行政隶属和传统习惯归属不同的县市，太少了。浙江堪称“超稳定”的二级行政区划，也是浙江在市一级层面的认同不如江苏“散装”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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