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纪念：不要放过那帮X卫兵，一个都不放过 ！

文/胡二

1

我的祖父少璞公，山东东平人，梁山好汉的近邻，半生精彩。

所谓半生其实是大半生。祖父生于1902年，在1950年代之前都很精彩。从武干到了国民革命军少将，从政当过陕西省公路局长，论商能在西安城买下成亩的大宅子，论文能在落魄时卖字养家。

最神奇的是，祖父虽然正经学历只是私塾，但一副文人名士派头，呼朋引类，吟诗作文，吹拉弹唱，和另外三位名号里也带“少”字的名人并称“西京四少”。一米八五的个头在上世纪的中国走到哪都鹤立鸡群，那时的少璞公神采飞扬，我喜欢那个时代的那个祖父。

祖父不可能读过克尔凯廓尔和萨特，大约也不读胡适之，所以还是个封建家长。连打带踹地养大了八个子女，算不上自由派。除了这一点不同，他的基因是一点不拉地给了我：嗜烟好酒善食肉，好面子不求人不认错。最重要的，是一种“老子就是不屌你”的死活不服软的德性。身为中国人，这种德性意味着活得累，命不长。

我的半生精彩的祖父，他见过我，我没见过他。虽然我和他如此相似，但我肯定不会像他那样死去：死于一台缝纫机。

2

1949年，西安城归了党。那时祖父发现一个交往多年的商界朋友原来早就是党的人。该朋友拉祖父组建运输公司，帮浩浩荡荡的大军运送物资。生意人看到生意当然要做，先是大西北，然后大西南，随着18兵团由陕入川。无数西北腔的干部坐着少璞公的轱辘进了成都城，坐上各把交椅。

祖父干得不错，赚没赚钱不清楚，但当祖父在成都安下家时，已经赫然是西南军政委会贸易部储运处副处长，行政14级，差点就够上高干了。用多年以后的“重要理论”来讲，少璞公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被结合了。

又多年以后，少璞公的重孙子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毕业论文中提到了这段真实历史。指导老师批注道：“很生动”。

是很生动。但祖父的公司自然是没有了，在成都倒也置下了成亩的宅子，后来也没有了。

以现在的眼光看，一个体制内的14级，足抵千万家产了。但我觉得从此时起，少璞公的人生就不再精彩。当然，也是从此时起，精彩已是奢侈品，奢侈到全中国没人能拥有。

1966年的一天，一群x卫兵闯进已经退休的少璞公的家，把老两口拉到院中罚站、批斗以后，抄走了收音机、手表、自行车、存折和部分现金。几天后，来自同一学校的另一批x卫兵显然更有组织、更有条理、更为彻底地再次进行了洗劫。这次抄走了全部的家具器皿、书籍碑帖、衣物用具、现金首饰、房产契约，一大卡车满载而去，只给老两口留下了两张属于公家的架子床以及两床褥子，作为“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

作为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文字工作者”，我要为我们多年以来的“文字工作”点个赞：在谈到数不胜数的类似事件时，我们一直使用“抄”或“抄家”这样的字眼，这就成功地使得事实上的“抢劫”行为变得没那么刺眼了，因而也就避免了使人们意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在某种了不起的领导下，对合法财产的公开抢劫，是合法的。

第一次抢劫大约是“群众自发”的，也就是说，抢劫犯是以个人身份行动的，所以他们只挑了便于他们自己使用或变现的东西。第二次抢劫则显然是“组织行为”，也就是说，抢劫犯们代表着某个更为庞大的抢劫团伙。因此，那些不便处理的大件被拉到了官方设置的、合法的强盗藏宝窟，官方名称叫“抄家物资仓库”。

这种仓库在当时的中国大量存在，但即使如此也经常装不下。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那些物资中最值钱的部分，如文物、字画、善本书中的精品，被送去了首善之区。次一级的如精美家具、器皿等，则送到了各把交椅上革委会和军管会领导家。

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先锋的那些人按级别为“合理安置抄家物质、妥善解决库容量不足问题”作出大小不等的贡献之后，剩下的物资被送往寄卖行，让普通群众分享继续革命的红利。当然，群众不够先锋，所以需要给钱，但是相对便宜，所以群众还是很高兴，因为几千年以来，这个国家的群众的追求很简单：就是占便宜。

要知道，被抢劫的合法财产，在民间被成为“贼货”，买贼货是犯法的。但如果抢劫本身就不犯法，群众的追求当然也合法，这很合逻辑。多年以后有了一种理论，叫“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有了“也是”，就无需论证，所以说“抢劫也是生产力”，这也很合逻辑。而且事实无数次地证明，抢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生产力。

有一点需要提到：那些无偿获得了物资的各把交椅上的先锋队，有很大一部分在不同时期分别也遭到了查抄，原因各种各样，但没有一个是因为抢劫行为。因此那些物资从他们手里被抢走后又落入另一些先锋队手中。因此这些大大小小的抢劫犯在多年以后纷纷站出来，控诉他们遭受的迫害。

而与普通群众有关的寄卖行，则要了少璞公的命。

3

在被抄家之后，祖父被拉到大名鼎鼎的成都13中关押数天才放回，遭受了凌辱、折磨和毒打。后来x卫兵们在抄来的东西中发现了篆刻工具和石料，于是勒令祖父给他们刻章，他的待遇因此稍有改善。

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个类似的传说：因为某位x卫兵喜欢启功先生的书法，所以他才没有在与我祖父类似的境况中被弄死。这些例子可能说明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能说明多学一门手艺关键时刻能救命。但不知道是我不正常还是我才正常，我认为这些例子只说明了一件事：最伟大的汉字是这三个：草泥马！

1969年，过新年的时候，祖父偶然路过一家寄卖行，看到了他的手摇缝纫机。那是祖父30年代买的，用了30多年，从西安到成都再到重庆再回成都，一直没有抛弃。祖父像旧友重逢般盯着那架缝纫机，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

在和祖母反复商量后，祖父明白，他必须放弃把老朋友买回家的打算。姑且不说当时他们连饭钱都成问题，即使有钱，买回来也是反攻倒算，向革命群众示威，稍微引申一下就是反革命了。

祖父陷入郁闷之中，经常一人枯坐，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两个月以后，他在家中突然倒下，从此再未起来。

我不知道祖父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在想些什么：早年经历的枪林弹雨？西京四少的风流倜傥？还是被明火执仗抢劫的心有不甘？

我觉得那架缝纫机代表着少璞公人生的精彩，这种精彩被毫无道理地剥夺，一生不服软的祖父完全无力抗拒。世道变了，不管是不是英雄，是个人就会走上末路。

作家王小波讲过一件类似的事：他陪一个老爷子去逛寄卖行，结果老爷子看到了自己家的东西，好像是一架钢琴，当场就倒下没起来。

王小波说，他本可以用魔幻的方式来表述这件事，例如一个人在福尔马林瓶子里看见自己的内脏。但他觉得还是照实说出来比较好。

我也曾想过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写祖父之死，例如，我的小说《地震时期的爱情》中的胡振坤，在天堂看见自己在关西大地震中塌掉的大宅子，里面住着天使，后者告诉他：不弄场地震拆掉你们的房子，我们在天堂住什么？

但是我也和王小波一样，觉得还是照实写比较好。甚至我因此得出了一条理论，我认为这条理论代表了中国式文学理论的真正成就：魔幻现实主义不适合某些地方，因为会减损现实的魔幻性。

4

虽然那种抢劫在当时每天都在发生，但每一次的罪恶，都有具体的凶手。害死祖父的那两次抄家的策动者是他同院的两个邻居。

其中一个是当时的四川省商业厅某科长的老婆，一个十足的小市民，平时常向祖父借钱索物，往往有借无还。祖父有时会示以脸色，所以钱物是给了，怨还结下了。后来此人成了造反派，儿子在13中当x卫兵，两代人共同当了抢劫杀人犯。

另一个是因病休养的老x军，曾因小事与祖父冲突，从此搜集各种“问题”四处告密，终于给他赶上了好时候。

我不知道这几个人会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这里我先谈另外两件事。

一件是大约是在2016年，当年成都9中的x卫兵头目，前市长之子，后来的著名米姓电影导演，向9中表示，想对当年他打过的老师们当面道歉。学校请了几位当年挨打而还健在的老师征求意见，是年88岁的语文教师高老师作出了这样的表示：

能对自己当年野蛮暴行有所认识是好事情，但是不见，不接受道歉。要道歉先从大人物开始，你算老几！

另一件事就发生在2021年，一个专演丑女人的张姓老戏子死去时，人们想起了新凤霞之子、画家吴欢曾对她的指控：关于她当年对新凤霞一家所作所为。张否认她曾作为造反派头目带队抄家，但面对众多旁证，她提不出反驳，只是咬死不认。一番争议之后，吴欢表示：“过去的是非恩怨不必再提”，“天下事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这两件事中，高老师有对有错。

他说能认识自己的暴行是好事，这是对的；他不接受道歉，这也不错；他说道歉应该从大人物开始，这更是有理，但说小人物就不用道歉，这就大错特错了！

如前所述，每一次罪恶都有具体的凶手。二战的灾难希特勒固然难逃罪责，但却不是每一个受害者都死于希特勒之手。每一个杀人凶手都该受到惩罚，因为正是这些人使希特勒的罪恶得以实施。每一个罪恶的小人物都是希特勒罪恶的组成部分。

汉莎▪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但我始终觉得这个说法还欠缺一些什么。直到我在反思米导演和高老师的事件的时候，突然获得了答案：

平庸之恶的要点不在“平庸”，仍然在“恶”。有罪的平庸者尽管平庸，但却是罪恶不可缺少的一环：“恶的最后一公里”。

从某种意义上讲，罪恶的小人物和罪恶的大人物是同罪的，因为人物有大小，罪恶无分别。谋杀一亿人和谋杀一个人，都该判死刑。

以色列人不惜代价地追杀每一个纳粹凶手，果然是不能合理再多！

因此，在另一件事中，作为指控者，吴欢最后的态度则是彻底错误的。

如果说米导演主动提出道歉，还不失为自省的结果；那么张戏子则纯属“至死不认”的典型。吴欢说“不了了之”，纯属一厢情愿。你想“了之”，人家可未必。

没听说当年张戏子和新凤霞有什么宿仇，但一定有个最大的仇恨存在：新凤霞是美人，而张则是个丑鬼。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无法调和的仇恨，其实是同时期众多女星的根本死因：阿诗玛杨丽坤、七仙女严凤英，莫不如是——美人四周，恶人环伺。一有机会，这个庞大人群的恶就会像遇到合适气候的病毒一样爆发，一切美的、好的，都会在他们铺天盖地的罪恶中毁灭。

所以，张戏子不过是死早了，没等来昨日重现。否则，只要她还是那么丑，只要世上还有美女，她一样作恶给你看。吴欢说“过去的是非恩怨不必再提”，只要时机到了，你不提，人家可未必不提。

所以，吴欢的“大方”，其实是极不负责任。对张这种死不认账的丑鬼，就该追杀至死，死了也不要说什么“一路走好”，除非是让她赶赴地狱。

这两件事可以用一句话作总结：作恶者理当谢罪，受害者无权原谅。

5

今天是5.16，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理当知道这是什么日子。1966年的今天，有关方面发了一则通知，开始了一段曾经被称作“伟大”，后来被称作“浩劫”，再后来被称作“探索”，再再后来一提就风掉的历史。我用这个数字来指称那段历史。

当然，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今天其实不多了。年轻人大多没机会去熟悉，年长者则多半有意无意地忘掉了。

这就是我要在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在那段历史还不“民敢”的时候，很多人在讨论：它会不会重来？

现在谁再跟我说这个，我就会抱以大笑。重来？有没有搞错？要讨论的不是重来，而是“从来”：它从来就没有结束。

5.16，不是一个事件，也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种许可。

一种作恶并且不会承担后果的许可。

抄了我祖父家的x卫兵是得到了这种许可，x卫兵米导演是得到了这种许可，张戏子和少璞公的那两位邻居，作为事实上的x卫兵，也得到了这种许可。

发出许可者固然有罪，获得许可者同样罪不可赦。

更重要的是，几个人开了个会，决定5.16开始，十年后又有几个人开了个会，决定5.16结束。但5.16在第一次开会之前就开始了，在第二次开会之后也没有结束。因为那种“作恶的许可”，早就已经发布，从来没有收回。

而作恶者，则被轻轻地放过了。

5.16之后，告密、抢劫、非法占有、不讲理的暴力，没有一天缺席过，只不过没有顶着5.16的名头罢了。

那些被放过的作恶者，从来没有庆幸，只觉得没有尽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仍然会毫不犹豫地作恶，并把作恶的基因，传给他们的子孙。

正如高老师所说：

“我活了88岁了，我始终没有想明白，没有想清楚那些被我们当儿女一样爱护的学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出手之狠，打得之重……把我们朝死里打哦！我一直就想不明白，前几天我们师生还在一起谈笑风生，才过了一天就把我们打得个半死不活。”

高老师，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因为他们得到了作恶的许可，因为他们可以不承担责任。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人承担责任。当初打你的不止米导演一人吧？大家还不是该当官当官，该发财发财，毫发无损，除了那位可能确实还算良心发现的米先生，还有谁有过任何表示吗？

如前所述，只要有机会，他们照样会出来痛揍你们，他们的子孙会痛揍你们的子孙。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这么干没事儿。

因此，不知道现在说这些有没有用，但至少这话应该有人说，有朝一日会有人想起这些话：

只要大大小小的罪恶没有得到清算，5.16就永远没有结束。

不要放过那帮x卫兵，在他们还没死的时候，一个都别放过，死了也别放过！

只有让作恶者承担后果，才能取消对作恶的许可。

6

现在说回到我的祖父少璞公。

祖父去世以后，祖母和我的父辈们继续为了生存而挣扎。这种挣扎是如此艰难，乃至于当他们能够松一口气的时候，只顾得庆幸了。

我时常想，如果在信奉血仇制的宗法社会，像少璞公这样家有八个子女，孙辈中有十几条一米八壮汉的人物，会不会就这样白白被人害死？

但当这些后辈中有十几个教授、博士、医生、特级教师的时候，情况似乎就不同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找到仇人，打上门去，清算过往。甚至，孙辈中都很少有人知道那段往事。

这算不算文明的进步？

仅仅在几年前，我本人也相信5.16已经过去，不会再来。

感谢神奇的现实，使我看清了5.16从未结束这一事实。

为了我们的后代，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两个字：清算。

因此我尽我力量查清了那两个抢劫犯和事实上的杀人犯的名字：

一个叫杨惠云，一个叫韩绍武，上世纪60年代居住在成都市小福建营巷7号商业厅宿舍。

两个老东西估计早就死了，但他们的子孙应该还在。其中杨惠云的儿子，当时就读于成都市13中的，也是凶手之一。这些后代应该知道他们先人的罪孽，并为之蒙羞。

拿撒尼尔·霍桑曾说，他写下《红字》，是为了替他那些在迫害女巫运动中犯下罪孽的祖先们赎罪。在某种意义上，霍桑的国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屏蔽历史，也不会忘掉历史。

作为这个民族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鲁迅曾留下一句话：“一个都不宽恕！”

对于那帮仍在为乱为祸的群体，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一个都不放过！

这个民族应该知道，没有清算，就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