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5月27日，成都女子在家门口遇害案开庭。犯罪嫌疑人梁某某曾在小区无故滋扰死者王某雅住处，冲突中持事先准备的刀连刺其十刀，王某雅经120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梁某某因精神异常，经常无故与家人吵闹、摔打物品，无故窜至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鹃兴路666号中航城小区部分住户门口，进行敲门滋扰和辱骂。梁某某经司法鉴定，作案时患精神分裂症，被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梁某某无故滋扰他人并持刀故意剥夺他人生命，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杀害的成都女子
代理律师藏范清认为，精神病患者行凶应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提出精神疾病鉴定能否防范“伪装者”脱罪的关键疑问，如何预谋杀人者伪装精神病，法律能否有效识破。
最近，有关精神病患者行凶的案件屡屡发生。2023年9月7日晚，在江西抚州乐安县，一名7岁女孩王某某和同学在广场上滑旱冰，突遭一陌生男子摁倒在地，被其持菜刀连砍多下当场身亡。该男子杨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
2025年2月26日的夜晚，河北廊坊的街道上，24岁的女幼师周易与母亲视频通话。
然而，这段温馨的对话在几分钟后戛然而止——行至薛家营新村小区对面时，周易突然对着镜头喊出“我给你”“我给你”，随后是一声撕心裂肺的“救命”。
电话那头的周母只能无助地听见女儿接连的惨叫声。等家属赶到时，周易已倒在血泊中，身中13刀，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夜。
被杀害的女幼师
凶手作案后，还冷静地返回家中洗澡、更换衣物，并仔细清洗凶器，全程表现出异常清晰的逻辑。尽管此前他曾被鉴定患有精神疾病，但周母坚决反对这一结论。目前家属已申请二次精神鉴定，试图撕开“精神病免罪”的疑云。
法学理论认为，精神病人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所以，他们没有主观的“犯罪故意”，因此不符合犯罪的“主客观统一”，所以不算是犯罪。
在现实中，判定精神病人犯罪时的刑事责任能力并非易事。首先，需要专业的医学鉴定，这通常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过程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精神病人的病史、症状表现、作案时的精神状态等。
其次，司法人员在判断时，不能仅依据鉴定结论，还需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作案动机、行为过程等。而且，实际中可能出现不同鉴定机构给出不同结论的情况，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具备严谨的审查能力，确保刑事责任认定的准确性。
但是，理论只是理论。在实际生活中，问题是非常具体的。当精神病人伤害到了正常人，法律理论保护的只是精神病人的豁免权，但谁来为正常人伸张正义呢？
正常人的命，难道就不是命吗？当“精神病”成为凶手的护身符，谁为无辜逝去的生命负责？
法律对弱者的保护，不应变成对恶行的纵容。杀人就是严重犯罪，杀人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应当被追究责任，这不应当有例外。
一旦有了“精神病”这块“免死金牌”，最可能的后果，就是犯罪者费尽心思证明自己是精神病，从而逃过法律的制裁，受害人一家只能欲哭无泪。
这不是正义。
就算犯罪者是货真价实的精神病，也应当对其监护人追究刑事责任。监护人有义务约束精神病人，不让他们对社会产生危害。而一些监护人把有暴力倾向的病人放出来满大街跑，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应当以危害公共安全治罪。
现在这些监护人满不在乎，无非就是因为法律对他们太宽松了。法律应当想清楚，要保护的应该是什么，是少数人的“豁免权”，还是多数人的生命权？
罪与责，要匹配。强烈要求取消不追究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让犯罪者和犯罪者的家属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这才能告慰受害者失去的生命，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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