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中共密码的拓荒牛，解放后成为“包产到户”改革的急先锋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万里主政下的安徽，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但是，少有人知的是，早在解放初期，曾希圣在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时，就已经在全国开了“包产到户”的先河。

曾希圣

曾希圣不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急先锋，他还是中共密码的拓荒牛，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他做出贡献不亚于与“龙潭三杰”，因此，他被称为“红色密码之父”。

• 红军破译密码的天才

曾希圣，曾用名曾勉，字膝光，号轩亭，1904出生于湖南资兴市乡村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

这个家庭中有三个人对他的成长影响极大：

第一位是他的祖父。祖父曾道钊是个饱读诗书但又不得志的秀才，所以就寄希望于自己的孙子能够成为“圣人”。他开了黄阳学馆，在曾希圣7岁时就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由此打下了他深厚的古文功底。

第二位是他的父亲。父亲曾经纶当过团练，他恃强凌弱，欺压乡邻。由此激发了曾希圣的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他看不惯父亲的做派，于是便经常变换方式，与他斗智斗勇，这使他成为叛逆少年，但却对他以后从事情报工作做了较好的铺垫。

第三位是他的哥哥。哥哥曾中生很早就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也是我党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引导下，曾希圣走上革命道路。

曾中生

1920年16岁的曾希圣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次年10月，他连续听了毛泽东作的题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社会主义》等几次演说，受到了启发和教育，1922年5月，便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曾希圣从省立三师毕业后，正为前途迷茫时，接到军营中的哥哥曾中生的家书，邀请他一起报考黄埔军校。

原来湖南的唐生智暗中与广州革命政府联系，为表示诚意，他让胞弟唐生明到黄埔军校学习，并派曾中生等人陪读。

当时，广州是革命的中心，上黄埔军校是当时进步青年的追求。是年秋，兄弟俩一同来到广州，成为黄埔第四期入伍生。

不久，曾中生加入了共产党，曾希圣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好景不长，开学半个月后曾希圣就生病了，只好退学。

好在他因祸得福，一个月后，基本病愈，又考取了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主持讲习班的实际上是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许多著名共产党员的授课、讲演，不仅使曾希圣获得许多新知识，而且也给他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以重大影响。

在讲习班时，曾希圣在曾中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以共产党主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同以蒋介石主导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7月，曾希圣提前毕业，参加了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团指导员、汉口教导团军事队队长，从事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彻底的改变。

北伐战争结束后，他飞往苏联深造。

几个月他回国后，政治风云突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曾希圣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汉口等地从事兵运和秘密工作。

1930年，积攒了三年秘密工作经验的曾希圣，被调至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军委秘书长。同年冬，又从武汉调入上海，任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

根据军委书记周恩来建设党的无线电通讯队伍的指示，他选拔了20多位优秀的情报人才，并举办了一个无线电技术训练班，这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个地下无线电技术培训机构，无怪乎，周恩来称他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曾希圣被迫撤离到瑞金，依旧负责情报工作，先是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部侦察科科长，第二年年初，侦查科改为情报局，并拆分为一局、二局和三局，一局负责作战，二局负责情报，三局负责通信，曾希圣也顺理成章地就任了二局的局长。

那时，红军获取情报都是采取笨方法，派一些“探子”出去，刺探有价值的信息。曾希圣走马上任后，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

第一次领导二局参与赣州战役，获取的情报就出了问题。

愤怒的彭德怀直接开骂：

“谁谎报军情说是两个团，老子回去毙了他!”

朱德也毫不留情地批评曾希圣：

“曾希圣，你搞的什么情报?知情不报，你绝对不会；无情可报，你又颜面何存！”

二局的出路何在？

痛定思痛，曾希圣想起他在做兵运时，曾听国民党刘珍年部报务员说过，军用密码电报是可以破译的，由此，他决定将“以破译密码获取敌军战役情报”作为二局的主攻方向。

但破译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内使用不同版本的密码，连他们自己翻译都十分费劲，何况是破译。所以，叶剑英把密电比作“天书”。

为了“读天书”，曾希圣决定从侦听和破译入手，亲自带头破译攻坚。他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大力培养情报队伍。坚持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起义人员，争取被俘人员，吸纳青年学生，汇聚和培养了一批作风过硬的情报人员队伍。如，在彭德怀支持下，他将听力敏锐、记忆力超强的曹祥仁和优秀报务员邹毕兆调到二局，后来，他们三人被称为红军“破译三杰”。

第二把火，全力侦听敌人情报。安排情报人员大量抄写敌台拍发的密码电报，分别登记编号，从总体上掌握敌军之间来往电报的来龙去脉。

第三把火，寻找密码破译规律。曾希圣率先垂范，带头攻坚，他一方面周恩来请教编码的规律，同时，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了解编码情况，另一方面恶补破译必备的基础知识。

在苦思冥想后，他把突破口对准了在江西“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最新秘本——“展密”。

1932年8月，宜黄战斗打响后，他带着勤务员，冒着枪林弹雨，终于在缴获敌人的电报底稿中，发现了一份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孙仲连致吉鸿昌部的密码电报，其中有30多组密码附有汉字译文。以此为线索，他布置电台重点抄收孙连仲部往来电报，并用已知密码对其进行反复猜译，从而译出了全部密电，“展密”就此到手，周恩来当即嘉奖。

“展密”破译后，破译行动组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本”“猛密”以及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千密”“清密”等多种密码都被准确破译。

据统计，仅1933年5月至8月1日的3个月中，二局就破译了敌军密码100本。钱壮飞副局长取名为“百美图”，并召开了“百本纪念”大会，以示庆贺，到1937年底，他们更是破千本，达到1050本，而敌军破译红军密电却是0。

中革军委为表彰二局有功人员，分别授予曾希圣等有功人员二等、三等红星奖章。

就这样，曾希圣成为中共军事无线电密码破译的第一代专家，被誉为“红色密码之父”。

• “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面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队伍向哪个方向转移，关系红军的生死存亡。

12月12日，湖南通道会议使这一问题白热化。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坚称进军湘黔川，依托红二军团的老根据地战斗；毛泽东则极力反对，必须放弃原定计划，朝着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会场一度陷入僵持状态。

就在这时，中央二局局长曾希圣的一条电报，打破了二人之间的僵局。情报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后来毛主席感慨的回忆道：

“没有曾希圣的情报，他们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可能就没有以后的遵义会议了......”

长征路上其实，红军长征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是以二局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作为决策基础的，尤其是四渡赤水的危急关头，二局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从而使红军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在三渡赤水时，红军面临数倍于己的黔军、川军、滇军三面包剿。三渡赤水正当军委领导苦苦思考之时，曾希圣向军委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想法：

利用我军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吴奇伟、周浑元发电，改变他们的行军路线。

毛泽东和周恩来拍案叫绝。

曾希圣遂拟定电文，以蒋介石名义分别给吴、周两部发电，命其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就这样红军与敌军擦肩而过，悄无声息地躲过了一劫，顺利南渡乌江，进逼贵阳。更好笑的是，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急令吴奇伟、周浑元等纵队赶往贵阳保驾，一面做好逃跑准备。因蒋介石的“救驾令”与我军发出的“假电令”行动方向基本一致，故吴、周始终没有发现其中“玄机”，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直到1967年曾任二局副局长的宋裕和看望曾希圣时，才对其夫人说起曾希圣为红军顺利南渡乌江立下的这一奇功。

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二局即着手掌握陕甘苏区周围敌军动向。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二局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情报，有效地保障了我军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官兵5300余人，缴获枪支3500余支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集中20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红军于宁夏海原、甘肃靖远地区，又是曾希圣率二局及时掌握了敌军的行动方向，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胜利，给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阻止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

为此，毛泽东对二局赞不绝口：

“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他甚至还说：

“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彭德怀也毫不吝啬地夸奖道：

“吴奇伟变成‘无奇伟’，曾希圣变成‘真希圣’”。

周恩来在许多年后，回顾长征时更是一语中的：

“那时党中央的指示不是主席心血来潮或神来之笔，基本上是根据希圣搞到的情况决策的”。

• 从“富七师”到推行“责任田”

抗战期间，曾希圣开始角色转化，从革命转向了建设，再次展现了他的奇才。

1939年4月，曾希圣带着党的重托秘密前往重庆，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负责情报工作。

但好景不长，1940年初，他的身份暴露，特务机关对这位“中共神秘人物”进行了重点监视。鉴于此，中央决定调他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皖南事变后，曾希圣受命组建新四军第七师和开创皖江革命根据地。在他的努力下，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县东乡正式宣布成立，张鼎丞任师长（一直未到任），曾希圣任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不久后，又兼任中共皖江区党委书记）。

在这一阶段，他多次指挥部队与日、伪军作战，开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同时，发动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创办了一大批军需民用工厂，还建立了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有效地解决了抗日根据地资金、物资紧缺的矛盾，并为兄弟部队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财政援助，七师由此被誉为“富七师”。

据统计，到1945年抗战结束，他领导的新四军第七师，在组建不到5年的时间里，部队由1900人发展到3万余人，皖江抗日根据地发展到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00多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9个解放区之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曾希圣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原人民解放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曾希

1949年3月，曾希圣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建国初，首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

在主政安徽期间，他为安徽未来的腾飞，做了三件开创性的工作：

兴修水利，引进人才，推行“包产到户”。

他根据安徽省的情况，决定从抓农业入手，以兴修水利为突破口安徽治水的关键在治淮。50年代，他主持治淮工程时，提出了“蓄泄兼顾”的方针，动员了1000余万人投入到治淮工程，先后在淠河上游修建了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等三座大型水库；在史河上修建了梅山水库，以后又修建了龙河口水库。五座大型水库总库容达60亿立方米，为发展安徽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1955年，安徽粮食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152.9万吨，超过国家下达计划894.5万吨的28.88%，比历史最高产量的1953年增产244.5万吨。

无怪乎，毛主席对他赞不绝口：

“你这个曾希圣是抓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如果我们国家的省委书记都像曾希圣一样抓生产力，那么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就大有希望了。”

与此同时，他还不惜代价从省外招引各类专业人员，敢于起用确有一技之长的“戴帽”科技人员。

安徽短时间发生巨变，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为此，1956年9月八大上，曾希圣当选为97名中央委员之一，这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中也是不多见的。

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期，社会上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导致安徽全省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为了扭转严峻局面，曾希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1961年2月，亲自带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试点。

7月，毛泽东经过蚌埠，在火车上听取曾希圣“责任田”推行的情况汇报后表示：

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曾希圣陪同主席视察安徽

1960年9月，中央下设6个中央局，曾希圣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二书记。10月，由于山东饥荒问题严重，为了扭转山东局面，中央任命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委。在中共历史上，一身而兼两省第一书记的领导人是极少见的。

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增加到90.1%。

“责任田”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稳定了农村形势，起到了扶危定倾、扭转危机的作用，农民称之为“救命田”。

当年曾希圣在安徽推行的“责任田”，其实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尝试，但这一新生事物受到很多人的责难。

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不少代表和领导批评曾希圣搞的“责任田”是“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

中央派人发动大家“揭发批判”。当时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

在会上，曾希圣做了深刻检查，但对其推广的责任制持保留态度。

于是，会上有的人强烈要求开除他党籍，杀头问罪。

对此，毛主席严肃地表示：

“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做人不能忘本。杀头之议，不要再提了！”

此后，中央决定免去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专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是“赋闲”在家。

曾希圣受到批判，牵连到下面的一批干部，对此，他多次向中央和华东局表示：

“责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不要涉及其他干部。”

虽然推行“责任田”一度遇到曲折，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又将“责任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在江淮大地再度推行，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历史已为“责任田”的是非曲折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1968年，64岁的曾希圣患上了血液病，带着遗憾和未竟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他的生命虽短，但他人生却很长。他是党的功臣，红军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的精神彪炳千秋，他的功勋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