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中央同时解放175名将军，周总理为何只单独接见秦基伟

九一三后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干部不够用了。九一三前本就有一大批老干部被审查，他们或被下放或被关押。九一三后，又有一大批老干部受101牵连，他们有的真有罪，有的是被冤枉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最轻的都是停职审查。

无论如何，大量高级职务需要老干部们来填补，尤其是军队方面。九一三后，共有175名开国将军被解放，并获得可以正常工作的职务。但具体时间是1973年春天后，而且时间跨度达到一年多。

这有点不寻常，毕竟是九一三的两年后，又经过一年多时间；但在那个混乱的年头，又有点正常。这175名开国将军的释放，源于周总理与毛主席的一次谈话。

那是1972年12月，审查九一三的相关工作刚刚结束，解决66年后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中央日程。一天，周总理在毛主席的书房，汇报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相关的事。

毛主席闻言脸色愈发难看，最后拍桌而起，他联想到贺龙的案子，是不是也是假的？毛主席忍不住解释起来：“怎么这么多干部被打倒了？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还是想教育他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

周总理顺势说出关于干部政策落实的问题。毛主席同意了，让周总理带人组织。之后，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定下“从上到下，由易到难”两大原则。不过这事说着简单做起来难，阻力重重。

会议上，周总理定下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之后的一段时间，陈再道、钟汉华、王建安、李志民、杨勇、吴克华、郭林祥、李达、秦基伟等名将先后得到解放，重新分配工作。其中秦基伟是十分特殊的一位。

据时任总政副主任的田维新说，他的印象里，在尚未作结论的将军中，周总理只召见了秦基伟一人，而且是单独召见。秦基伟是在昆明军区司令任上出事的，军区政委李成芳跟他一起，周总理问过秦、李二人到哪里去了，但没有同时召见他们两个。

贺龙被诬陷出事后，被扣上其“黑干将”帽子的秦基伟，家被抄了。1967年2月中旬，周总理派来飞机将其接到北京。北京固然不错，少了许多纠缠和批斗，生活十分平静，但工作也随之没了，这让秦基伟感到相当失落。但很快，他的失落心情转成了对家人的思念之情。

1969年秋，秦基伟等“靠边站”的干部被迫离开北京，秦被安排到广州军区，后在湖南西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西湖农场的生活条件很差，衣食住行统统不行，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冷得要死，雨季浑身要发霉。

刚开始，秦基伟对这样的生活有些不适应，还对自己不明不白地被下放劳动，感到奇怪和愤懑。慢慢的，他适应了农场生活，坦然接受已经发生了的这一切。他认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自己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坚信总有一天清白会回来。

秦基伟在农场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年轻战士，他们不知道秦基伟的身份，只知道这是个被打倒的大官，以“老秦”称呼。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段时间后，年轻的战士们深深钦佩起秦基伟，劳动卖力，一点都不消极磨洋工。

有人问秦基伟：“老秦啊，你曾经也是个大官，来这里这么苦、这么累，为什么还能这么乐观？”50多岁的秦基伟笑了笑，说：“我是劳动人民出身，从小就爱劳动，参加红军就是为了解放穷人，帮穷人翻身。当官就不劳动、不爱劳动了？那不可能，我革命又不是为了当官。”

有些战士人好、条件又不错，经常趁着没人偷偷给秦基伟塞东西，有时是水果，有时是糕点。有的还会说几句宽慰他的话，甚至告诉他一些外界的消息，供他参考判断。这些都是战士们私底下的行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会被调走。

在农场期间，秦基伟除了给战士们讲革命故事外，还会主动给他们缝被子、补衣服。有些战士因用钱没计划，有时候花太猛了，没到发津贴的时候就身无分文，就喊秦基伟买烟给他们抽。秦基伟也不拒绝，乐呵呵地去买，不管他们会不会还。

多年后，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写到：“和战士们的那段情谊还是令人难忘的。”

上面还没通知下来，秦基伟就察觉到形势即将大变：66年运动刚开始就出事的几位高级干部，名字出现在72年劳动节游园名单；这年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名单中，又出现了几位这样的高级干部。这些种种，都让秦基伟等受难者感到振奋，认为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尤其是73年4月，小平以副总理职务登场国宴，秦基伟深感自己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

就在4月下旬，广州军区的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前来探望秦基伟。起初他没放心上，以为是形势好转，军区派人来礼节性拜访。没曾想，这位副主任一见面就丢出重磅炸弹：军委指示秦基伟去北京。

和秦基伟谈完，这位副主任又跟负责监视他的干部战士开会。会后，老秦就成首长了。

1973年4月28日，秦基伟乘火车抵达北京，住进总参的海运仓招待所。到京第二天，他就收到劳动节游园的请柬。

一天，周总理通知总政副主任田维新，自己要见见秦基伟。当时关于秦基伟的结论还没做，工作也没定。田维新通知秦基伟时，秦十分激动，问自己穿什么衣服去？当得到“军装”的回答，秦又问“能不能戴领章”，田回“能”。

时隔7年，秦基伟终于能戴上领章，终于恢复了这项权利了。经历了7年的风雨，由不得他不这样谨小慎微，事无巨细地询问。那种无法工作的枯燥日子，他实在不想过了。

秦基伟被田维新领到周总理办公室后，周总理与秦基伟作了一番长谈。周总理为何单独接见秦基伟，对他如此特殊呢？

其实这主要跟秦基伟的离奇经历有关，他出身红四方面军，抗战在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又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二野，成名于上甘岭，跟贺龙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结果被贺龙牵连丢官。

秦基伟丢官的理由是：贺龙做过西南军区司令，秦基伟当时是脱胎于西南军区的昆明军区司令，二人肯定有不浅的关系。这真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

了解过秦基伟这些真实具体的情况后，向来古井不波、喜怒不形于色的周总理，也忍不住露出愤慨不平之色，遂决定单独接见秦基伟，亲自为其平反做结论。当时关于这些“结论”，有个很长的过程，最后要在政治局进行集体讨论通过才行。

显然周总理认为秦基伟很清白，结论肯定没问题，所以主动召见他谈话，希望他能早点出来协助自己工作。周总理曾说国务院现在人手很紧，很缺部长，问秦基伟愿不愿意来。秦基伟说服从中央分配，但心里还是想回熟悉的部队。周总理当时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1973年7月，刚恢复工作的秦基伟，就被委以重任，南下担任成都军区司令。这在刚被解放的将军群体中，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