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有没有昏君？咸丰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这是极简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14篇，感兴趣的可以浏览前面章节。

前文已经说过，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五常全部参战的“超级大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捉走叶名琛开始，随后的战争进程，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前前后后三次大沽口之战。

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清廷就如同一个瘦弱但又一身反骨的少年，挨了壮汉的揍，每挨一次就要不服输的站起来还两句嘴，然后再挨、再还嘴。直到最后家被人烧了才知道混社会，不是光嘴硬就可以。

下面我们先聊一聊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占领广州以后，英法联军就迫不及待的给咸丰写了封信，提了洋洋洒洒一大堆条件。比如说公使驻京啊、增开通商口岸啊、再比如说外国人可以自由在中国内地经商游历啊。当然少不了还得讹点钱，要求赔偿个军费。

说实话，条件虽然不少，但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条款，甚至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平等条款都谈不上，最多也就是个半不平等条款。

那么为什么，双方会死活谈不拢，甚至越闹越大，最后闹到火烧圆明园，咸丰被赶出北京而收场呢？这都跟公使驻京这四个字息息相关。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两国交往的正常操作，彼此在对方首都或者重要城市设个大使馆或领事馆，双方沟通交流更方便，彼此还能增进一下感情。这是友好的象征，只有两国关系降温或者断交，才会互撤使馆，拒绝沟通。

但是我大清不这样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或多或少都会强调皇族的权威，强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帝王都会给自己匹配一套极具东方想象力的出身。

比如刘邦是他妈跟龙野合出来的，赵匡胤出生时候满屋红光，自带体香。就算是洪秀全，造反的时候也知道先来一套神灵附体，说自己是上帝家的老二儿子，是耶稣的弟弟。

这些招数在那个科学处于懵懂的年代，是很好用的。他会让老百姓产生敬畏，心甘情愿的被统治，被压迫。

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数远远超出自身的王朝，对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对皇族的权威更为重视，如果皇家的尊严不存在了，那么权威就会大打折扣，就会动摇统治基础。

所以清朝的皇权，达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顶峰。臣子们面见皇上那是必须跪着说话的，即使是军机大臣都不例外，能给你赏块垫子跪着，那都是极大地开恩了。

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头看看英法联军提出的“公使驻京”这个条件，这就意味着，在天朝上国大皇帝眼中，比鸡犬都不如的“夷人”能跟皇上住在同一个地方，而且面见皇上还不用三跪九叩，甚至可以平视对等交谈。

如果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对皇族的权威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说明清朝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天下共主，这个世界上有的是不需要听他指令，跟皇帝平起平坐的人。

因此，咸丰就忽然变成了一个患有PTSD的青年，说什么都不允许洋人跟自己见面。所以，公使驻京这一条，谈都不要谈，这成了咸丰的底线。

至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本来也就没很在意这一条，说实话，驻京不驻京根本无所谓，北京那地那么冷，还没香港待着舒服呢。但是看到咸丰坚决不答应，驴脾气也就上来了，说什么都要清政府同意这一条。

没办法，还是那句话，出来混，都是要个面子。

在后面我们还会发现，双方越来越多次的陷入了这种无谓的意气之争，就好像两个赌气的孩子，不管不顾，只想在气势上压对方一头。

为了压服清政府，英法还放出了狠话，以上条件必须照单全收，我们这就去上海待着，等着你们的回信，要是不回复，我们就上天津说理去。

咸丰那就更不是吓大的了，不光不理会英法的要求，还责令众人速速离开上海返回广东，并且要求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秉公查办”。

好么，人家英法联军明明是逼宫，到咸丰这变成了上访，还是越级上访。如此云淡风轻的态度彻底的刺激了洋大人那敏感而又脆弱的自尊，这事，没完！

大沽炮台，位于天津大沽口，自古以来中国的敌人基本都是来自于西北，从海上来的只有倭寇，这个大沽炮台也只是为了防御倭寇而修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道光担心洋人可能坐船从天津入侵，所以大大加强了大沽炮台的防御。

19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来到了大沽口外，并要求直隶总督谭廷襄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这座炮台终于要迎来加强后的首秀。

当然整个作战流程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大约两个小时，大沽炮台就陷落，英军战死5人，法军战死6人。至于清军，战前八九千，战后只回来了2500，至于没回来的那些，大抵是跑了，不可能是战死的。

让人清醒的永远不是说教，而是巴掌。天津这一巴掌，立刻就把坚定地主战派谭廷襄打醒了，5月24日，他给咸丰上了一道奏折，语气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战守两难啊，明知不能战还要战，后果不堪设想啊。两害相较取其轻，咱还是让步吧。

谭廷襄清醒了，可问题是咸丰还糊涂着，当然了，咸丰从登基到驾崩，就没有清醒过。别人是被打一顿就能清醒，而咸丰是不管怎么打都不醒。清朝皇帝要是排排名，咸丰要说自己第二差，没人敢说第一。

就这时候了，咸丰居然还下旨，要求英法于6月11日之前交还广州城，否则就要兴兵攻打省城，并且断绝五口通商贸易。

乖乖，强盗都堵到门口了，枪都要顶到头上了，你这还威胁人家呢？这脑回路，也不知道是谁给的勇气。说实话，要不是这些谕旨黑纸白字的记录在《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我是打死也不相信的。

看到咸丰这种神经病般的反应，英法倒也没废话，5月26日，他们照会清政府，要求派说话能算数的大员前来共议。两日内没有回信，就打天津进北京。

事实证明，对咸丰说话适合直截了当，这一次，我们的大皇帝终于听懂了，28日，乖乖的派了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

这两个倒霉蛋哭丧着脸离开京城，不情不愿的来到天津。他们攥着的，是咸丰给他们的朱谕，我读了几遍，反正是没读懂，诸位可以自己看看，大意如下：

第一，要从长计议，不要光顾目前； 第二，战容易，但是战后防患难； 第三，如公使驻京，则贻患无穷，不如战； 第四，两害相形取其轻，应战则战，此时尚未到应战之时耳。

这就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水平，东拉西扯，废话连篇，只说问题，不说办法。主打一个不解释，不拍板，不负责。

谈的好了，功劳是咸丰的，谈砸了，锅是桂良和花沙纳的。清朝第一昏君，真不是闹着玩的。

抱着这样的最高指示，桂良两个人凌乱了，这还怎么谈，只能拖了。就在英法和两个人扯皮的当口，俄国和美国居然已经跟清政府谈妥了，分别签订了各自的《天津条约》，不光要到了一堆通商口岸，还得到了些别的好处。

当然了，之所以这么顺利就签约，因为俄国和美国没有英法那么哏，没有要求公使驻京，占到便宜就行了，面子上的那些条款，有什么用呢？

不得不说，从这一点上看，俄美在外交上，可比英国和法国成熟务实得多。

看到俄美不出一兵一卒，还先把条约签了，英国人那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再也不想跟桂良和花沙纳这两个老头多废话了，直接扔出一句话，你们签还是不签？不签，我打到北京去，到时候签的话条件更多！

于是，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第二天，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大致内容跟中英天津条约差不多。

具体条款我就不说了，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赔偿军费这肯定都是少不了的，我们只需要看看条约的第二第三款。

第二，大清大英永远和好，按国际和好常规，双方可以任意互派外交人员，分驻双方京都。 第三，大英公使及其眷属可以在京师长期居住，也可随时往来，总之，看本国政府的意思了。

闹了这么久，最终还是不情不愿的答应了公使驻京，英法这一下志得意满，觉得总算挣回了一口气，白底黑字，清朝总不能不认账吧。

只能说他们太天真了，大清君臣最不具备的，就是契约精神。围绕这个条文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下文我们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