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式家庭关系：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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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萌（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原生家庭”概念自2010年代中期流行至今，已经成为许多国人的日常词汇。无论是最近《乘风2025》中邓翠雯对于原生家庭伤痛的讲述，还是《十三邀》中咏梅回忆自己孤独的童年，原生家庭的话题时常在不经意间，闯入我们的视野。

随着原生家庭概念一同兴起的，是一整套描述和反思中国家庭关系的话语和知识。对许多人而言，家并不总是爱的港湾，也可能带来“创伤”和“阴影”。“疗愈原生家庭创伤”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而“和解”与“逃离”均是可供参考的选项。在短短数年间，原生家庭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家庭、看待自我绕不开的话题。

那么，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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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原生家庭”？

我的研究领域是家庭传播学(Family Communication)。作为传播学的子领域，家庭传播研究既关注家庭内部的沟通互动，也聚焦与家庭相关的传播实践和话语。因此，我研究的重点不是原生家庭对个人的影响，而是原生家庭作为公共话语是如何在中国兴起和流行的。这项研究目前还在继续，本文所述内容主要基于我在2023年和2025年发表在《家庭传播研究》(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上的两篇文章。

“原生家庭”是一个舶来概念，源于英文术语 “family of origin”的翻译，指的是个体出生和成长的家庭环境。它通常与个人成年后建立的“自组家庭”(family of formation)或“繁衍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也被翻译为“新生家庭”) 相对，用以区分不同的家庭构成方式。

在追溯原生家庭概念起源的过程中，我发现family of origin一词大约自20世纪70至80年代起，逐渐成为家庭治疗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当时，美国家庭治疗领域引入了这一概念，并发展出一系列以家庭为主体的治疗方法，代表人物有默里·鲍恩(Murray Bowen)和詹姆斯·弗拉姆（James Framo）。他们提倡“原生家庭治疗法”(family-of-origin therapy)，通过安排当事人与其父母或兄弟姐妹共同参与治疗过程，探索其原生家庭中的互动模式与成员关系。这种针对家庭的整体治疗方式，是对原本聚焦于个体或伴侣的干预疗法的重要补充。此后的几十年，关于原生家庭影响的实证研究迅速增长。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家庭与个体在恋爱关系、婚姻适应、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关联，进一步推动了此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虽然family of origin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常用词汇，但它并未进入英语的日常用语。我曾向美国的同事和学生提及这一概念，大多数人不解其义。这与“原生家庭”在中国社会广为人知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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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式家庭关系

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与family of origin在英文中的中性含义不同，原生家庭在中文中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去年《喜剧之王单口季》播出时，有着哲学背景的“最强新人”于祥宇在脱口秀中调侃道，“原生家庭本身就不是一个好词。人家原生家庭幸福的人就不叫原生家庭，人家就叫——家。”

这种从中性到负面的感情色彩变化，与近些年网络上关于原生家庭的热议密切相关。在研究初期，我搜集了B站上近五十个分享原生家庭经历的视频以及它们的评论。这些视频发布于2018至2022年，视频的制作者均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制作这些视频，除了原生家庭话题本身所能带来的流量，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回应粉丝要求，或单纯地希望分享自己的经验。

这些视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控诉或反思的视角重新看待原生家庭，将家庭关系“问题化”(problematizing the family)。为了分析这一现象，我引入了家庭传播学中的阴影式家庭关系理论（The Darkness Mode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直译为家庭互动的阴影模式)。

阴影式家庭关系以“阴影”(darkness)为隐喻，揭示家庭成员之间有问题的互动，并用“不同的灰调”具象地呈现家庭问题的严重程度。浅灰象征日常、但不健康的互动模式，如讽刺挖苦，“不好好说话”；而深灰甚至黑色，则代表更严重的伤害，如家庭暴力或儿童虐待。在多数文化中，人们提到家庭，一般会首先想到避风的港湾、温暖的怀抱、爱与包容。我们也常用“像家人一样”来形容关系好的朋友或同事。这样普遍存在的积极偏见(positivity bias)，经常会妨碍我们看到家庭关系的复杂性。阴影式家庭关系理论，恰好契合原生家庭话语的核心功能，即将家庭的阴暗面，那些曾被视为不可外扬的家丑，摆到明面上加以审视。

阴影式家庭关系通常体现在相互交叠的四个层面，分别是个体影响、二人关系、家庭系统和社会环境。B站上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在这四个层面均有涉及。

首先，在个体层面，家庭成员的性格或行为问题可能引发负面互动，影响整个家庭。例如，有的UP主提到大男子主义的父亲不做家务、不关心子女。父母赌博、酗酒、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也会给家庭生活蒙上阴影。

其次，在二人关系层面，不健康的互动会伤害彼此，也会波及其他家庭成员。B站用户常用“错待”来形容亲子间的伤害，批评家长的行为或精神控制、暴力与虐待、或沟通障碍。

再次，在家庭系统层面，内外部因素可能导致家庭功能失调，进而形成固定的行为或沟通模式，并可能在代际之间传递。在原生家庭的讨论中，父母不幸的婚姻或大家庭中的矛盾冲突，常使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感到压抑与无力。

最后，家庭阴影的产生常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视频中有许多关于幸福和不幸原生家庭的比较，而结构性问题，如性别与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歧视、重男轻女观念、机会限制等，也被看作是导致原生家庭不幸的重要根源。

总之，B站的视频和评论揭示了多种多样的家庭创伤，而这些复杂的问题不仅源于个体家庭的差异，也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文化中，家庭与个体、两性关系、以及代际之间的权力失衡。

通过聚焦阴影式家庭关系，原生家庭这一社会科学概念，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批判性话语的锚点。人们借此展开对家庭问题、家庭文化、以及权力关系的持续反思，开启了分析和挑战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的新路径。

在我分析的视频和评论中，对两种流行观念的批判尤为突出。传统孝道首当其冲。孝道常被视为是封建、过时的道德伦理，给那些追求自主、渴望家庭幸福的个人带来巨大的道德压力。许多原生家庭的讨论者反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说法，尤其反感父母以孝道为名，操控子女的情绪和行为，制造愧疚感。一位UP主说，她已经放弃了与母亲沟通。每当母亲指责她“把你养大一点用都没有”或“你怎么敢这样和妈妈说话”时，她都无言以对。类似的经历引发了广泛共鸣。许多网友认为，孝道的实践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关系基础之上，而不应是被传统强加的义务。

同样受到质疑的是“父母的爱是无私的”这一观点。一位人气UP主在视频中分享了她的童年经历：她的父亲因为妻子生了女儿，便抛弃了她们母女。她坦言：“大部分人都无法立刻接受这个事实，亲情是有条件的，父母不是完美的，他们的爱不是完美的。”“父母天生爱孩子”这一说法，被一些人称为“最大的谎言”，而父母给予孩子的有条件的爱，有时也被拿来与年幼孩子对父母的无条件的爱进行对比。

在汉语语境中，“家”的概念往往与父慈子孝、天伦之乐、家和万事兴这样的正面意象紧密相连，难以分割。而“原生家庭”这一概念的兴起，则使人们能够从家庭问题的角度，重新审视家庭关系与家庭文化。这一现象，或许是社会变迁中家庭观念转型与多样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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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心理学化

原生家庭话语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也是多方力量推动的结果。其中大众心理学的流行是最强有力的推手。

我研究的视频制作者虽非心理博主（一位例外），但他们对于原生家庭的讲述，明显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即将对于家庭的批判和心理治疗文化相结合。我将这种话语模式称之为“家庭的心理学化”(the psychologization of the family)。在他们的分享中，讨论原生家庭若仅局限于家庭层面，而不涉及其对个人性格、心理的深远影响，似乎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叙述。批判家庭往往既不是为了寻找解决家庭问题的具体方案，也不是从文化、制度层面寻求出路，而是为了剖析个体的内在困境。

原生家庭话语首先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自我诊断的工具，帮助他们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理解自身的处境，并重新发现自我(rediscovering the self)。尽管家庭问题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在参与者的讲述中，原生家庭对于个体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性格、人际关系（尤其是婚恋关系）、以及心理健康。

不少UP主和评论者表示，糟糕的原生家庭对他们的性格发展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使他们形成了内向、敏感、自卑、自我怀疑、社交恐惧等性格特征；相比之下，良好的原生家庭环境则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孩子乐观、积极的性格。他们普遍认为，缺乏爱的家庭容易让孩子对亲密关系产生恐惧，害怕恋爱与婚姻，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既不知如何与他人相处，也难以善待自己。更有观点指出，家庭创伤可能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导致自残或自杀的倾向。

在讨论的参与者看来，要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需要进行自我修复(practicing self-work)，并不断追求自我成长。这是一段漫长的疗愈旅程，需要长期的投入和坚持。如一位UP主所说，“完成自我成长的部分，去遇见那个完整的自己”。无论是视频的制作者还是他们的观众，都将彼此视为同行者与支持者，在互联网的空间里，共同见证彼此的努力与改变。

UP主们分享的自我修复方式主要包括实现自我独立、重建自我价值、接受心理治疗，以及寻找替代性的爱。自我独立始于经济独立，最终指向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UP主们表示，只有实现精神自由，才能真正摆脱家庭的束缚，不再被父母的期待和情感所操控。而被原生家庭摧毁的自我价值，则可以通过阅读、写作、学习、工作等方式逐步重建，从而实现自我提升，重新获得价值感。不少博主分享了学习心理学知识对自身的积极影响，也有博主详细记录了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此外，还有博主建议，那些在原生家庭中受伤的孩子，不应再将爱的期待寄托于父母身上，而应学会“重新养育自己的内在小孩”，并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寻找爱、体验爱。

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视频中对于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并没有提出比较系统的建议。有的博主和评论者表示会尝试与父母沟通和解，改进家庭关系；也有人选择不原谅父母，甚至逃离家庭。当和解与逃离都不可行时，降低对亲子关系的期待、建立清晰的界限，也成为一种应对方式。这些建议虽然方向明确，但大多较为笼统。这可能与视频个人叙述的形式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原生家庭话语本身，就是一种以个体经验为核心的表达方式。

历史学家杜乐曾在其著作《中国的国家与家庭》(State and Family in China)中指出，受儒家文化影响，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挑战父母权威不仅会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甚至可能触犯法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原生家庭话语出现之前，中国社会完全缺乏对家庭关系的反思与批评。比如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将传统家庭与父权文化视为国家发展的绊脚石，以“国家”之名对家庭关系、习俗和价值观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而早在原生家庭话语出现之前，豆瓣上的“父母皆祸害”小组，也曾引发关于“中国式代际矛盾”的全国大讨论。

原生家庭话语对家庭的批判方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首先，它不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关注点转向个人的情感体验。其次，这一概念的社会科学背景，使其对家庭关系的批判相比“父母皆祸害”式的言论显得更加理性。我认为，这些差异源于家庭批判与心理治疗文化在原生家庭话语中的融合，即家庭的心理学化。这种融合不仅回应了年轻人表达情感与困境的发声需求，又使得相关讨论显得不那么激进，具有更强的社会接受度。同时，心理学话语所带来的“科学性”的背书，为这种批判赋予了某种权威感，从而推动“原生家庭”成为一种广泛流行、并有能力重塑家庭关系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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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权力与心理学热

以原生家庭话语为代表的家庭心理学化，是21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心理热”在家庭领域的具体呈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各行各业的人们普遍面临心理困扰。国家也积极地鼓励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强调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性。大众心理学常以自我诊断、自我疗愈的自助产品形式出现，提供通俗易懂的解决方案。而这类心理产品相比昂贵的心理咨询，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

心理治疗的引入，为新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我对“知识”的理解，借鉴了福科关于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的论述。知识不仅限于书本上的科学理论，更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权力认可、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实际影响的话语与实践。这类知识能够规范个体行为，影响价值判断，并在社会中维持特定的秩序。

在中国，以原生家庭为代表的心理治疗文化的流行，可以看作是知识全球流动与本土社会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原生家庭话语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逐步构建、传播、扩散的过程。当这一话语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以解释个体困境、思考家庭关系的普遍框架时，就标志着一个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已经形成。

以大众心理学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方式，有别于以法律、政治、伦理或宗教为基础的家庭话语体系。这使得我们在儒家的传统家庭伦理，以及法律所规定的家庭责任之外，有了更为新颖、更为个体化的家庭理解方式。这种新的话语体系以个体的心理健康、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对心理治疗的概念和术语进行通俗化阐释，并通过大众媒介和日常交流进行传播。而这股力量，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在婚恋、育儿、代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家庭实践。

当然，原生家庭话语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它倾向于以单一视角，解释复杂的个人与心理问题。我们成为怎样的人、经历怎样的人生，显然不可能完全由父母决定。过度关注原生家庭创伤，不仅容易忽略心理创伤背后的社会结构性成因，也可能让新一代父母承受为孩子营造“完美原生家庭”的沉重压力。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足以否定原生家庭话语兴起的积极意义。毕竟，在一个自我意识长期被压抑的文化语境中，对家庭影响的反思，正是通往自我认知与社会理解的重要起点。

参考文献

Li, M. (2023). Lighting up the darkness: The emergence of the “family of origin” discourse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3(2), 123-138.

Li, M. (2025). Psychologizing the family: How a subversive discourse went mainstream.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16.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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