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江，风云赌王（六）何东最宠儿子何世礼：张学良软禁时唯一密友，却用平庸终结百年豪门

题图来自何藩摄影作品

【前情提要】

大约五年前，贝拉因撰写赌王家族系列而成名。现在回看，当年笔法稍显稚嫩，亦将主要视角集中于娱乐和名利场部分，而忽略了这个家族本身所承载的时代意义。

五年来，贝拉始终对赌王家族报以极大关注，不断深入研究，发现他们的发展脉络与香港百年历史休戚与共，有微妙的共振。

因此，贝拉决定将赌王家族的故事再次梳理成集，用今日我之思想，我之观察，我之笔触，把这个家族最华彩的人物和故事奉献给大家。

撰写过程漫长艰辛，贝拉大量查阅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各大图书馆、学术库的史料；查阅了30-50年代香港《孖剌西报》（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澳门时报》（Arquivo de Macau）、《明报》《工商日报》等报刊影印件；历年来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香港政府公报）等英文资料；何家人私人英文信件影印件；还有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大老：何东》《香港将军：何世礼》《何家女人》《山巅堡垒 何东花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买办与近代中国》、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一东西间桥棎》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 us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等书。

因此，连载过程不定时、无周期，还望读者海涵。版权声明：所有文章均为贝拉原创，侵权必究！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第五集：

【以下为第六集正文】

在前几篇文章里，我们梳理了何东家族的起源与发展，从第一集的底层女性施娣开始讲起，讲到了何东的成功，他的两位妻子，他的孩子们。

唏嘘的是，作为香港开埠以来在商界和政界取得巨大影响力的第一位“华人首富”，何东却并没有培养接班人的能力，可以说，自何东逝世后，何家的能量迅速黯淡。

所以，今天我们不得不讲讲何东最爱的、亦是倾注了巨大心血培养的儿子——何世礼，把他作为整个何东家族故事的收尾。

何世礼被人称为“香港将军”，但若细细梳理内幕，会发现他有点名不副实。

何世礼值得书写，是因为他阴差阳错被卷入了影响中国近代史根本方向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都是中学历史课本上的考点；他也见证了重要人物的后半生，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何世礼是他们在台湾软禁时期唯一可以和外界沟通的窗口。

乱世之中，庖有肥肉而野有饿莩，这位华人首富的公子则生动诠释了什么叫“身段灵活、精致利己”。

他的故事，除了可以作为历史故事的精彩注脚，对普通人也会有所启示，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思考，培养孩子，到底是“苦其心志，劳其体肤”，还是“全力托举，给予资源”？

这，的确是个问题。

何家最幸福的孩子

何世礼是何家最幸福的孩子，这里要提供一下他出生前后的家族背景。

母亲张静蓉在1895年嫁入何家，两年后生下女儿何锦姿，1989年生下儿子何世勤；随后，张静蓉又生下智力欠缺的女儿何慧姿，侍妾周绮文生下何纯姿。至此，何家男少女多，生儿子的压力很大。

唯一的儿子何世勤在二十个月大时夭折身亡，虽然何家大大小小的资料都没有记载死因，但据张静蓉的日记，何世勤发病急，病程快，“情势殊重”，他很快夭亡，母亲悲恸万分，“昙花一现，悲夫！”

很多学者推测他正是死于当时香港肆虐的传染病。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开埠之后的香港，社会等级秩序森严，几乎所有的华人都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居住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聚集区，人口密集，加上香港潮热的气候，导致瘟疫肆虐，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

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直观的例子，下图是1897年皇仁书院（就是何东的母校）的师生合照，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华人基本上都算得上家境殷实，但仍旧是头大体弱的病态之感。

可见当时华人群体关于公共卫生知识、现代医学常识，以及健康、营养学的概念是很欠缺的，即便是富人，也并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和优越条件。

香港自1894年开始频繁爆发瘟疫，受灾最严重的群体就是华人，相比之下，英国人的传染概率很小。

后来华人营养与健康问题有了极大改善，一部分要归功于何东的女婿杨国璋，他大力发展医学，宣传了很多传染病防治知识，上一集讲过了。

1894年，收治华人的临时医院，条件极差。

香港瘟疫爆发时，何家住在西摩道8号的大宅“红行”，离瘟疫重灾区不远，而且大宅附近就是香港病理研究所，夜以继日地检验病毒、收治病人甚至处理死者遗体。

张静蓉怀疑正是居住环境太恶劣，传染病流行，导致她心爱的儿子身亡。

1902年3月，张静蓉终于又生下一个儿子何世俭，为了躲避香港的瘟疫，张静蓉开始了漫长的“转水土”之旅，也就是带着孩子去澳门、日本等地疗养，我们在第四集故事里写了。

与此同时，港英政府为了进一步隔绝华人，颁布了《Hill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来自于香港政府公报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1904年4月29日），明确要求“华人不得在山顶居住及置业”。

1906年5月，咱们今天的主角何世礼出生，张静蓉听说住在山顶的洋人不会生病，因为山顶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免受病毒侵扰。

所以张静蓉就变得非常急迫，她要求何东“不计一切代价”购买一处山顶屋宇。

据何东外孙罗德丞回忆，张静蓉每天都向何东吹枕边风，要求他必须买房子，这已经是他们家的头等大事，“直至成功之前，她甚少给他安宁”。

于是，在何世礼诞生的同年，何东终于突破层层阻碍，购买了奇力山(Mount Kel.lett)的三个物业，成为了第一个搬进山顶的华人。

何东的购房合同。

合同里的房屋平面图。

喜获麟儿，再加乔迁之喜，何家两大盛事前后脚发生，家族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何世礼也被视为掌中宝。

张静蓉非常开心，心中的祈愿终于完成，对何世礼也寄予厚望，她说“夫子卜吉迁寓之日，实为礼儿初观天日之时。”

在何世礼18岁时，何东又买下另一座山顶大宅The Falls，也就是后来的“何东花园”，这里将成为何世礼最重要的遗产。

何艾龄忆述。

所以，何世礼自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是骄矜贵公子，他诞生于家族的期待中，免于病毒侵扰，从小身强体壮，他一直安稳地生活在空气清新风光优美的山顶，上面又有好几位姐姐的照顾，还有父母亲的呵护，爸爸的事业也正腾飞，他出生就手握王炸系列。

何世礼的成长路线都在何东和张静蓉的精心培养计划中。

1914年他和姐姐们一同就读于拔萃女书院 (Diocesan Girls'School)，成为“女校男生”，所以我们常看到小时候的何世礼是男扮女装的打扮；

1916年转到皇仁书院，与哥哥何世俭及一众堂兄弟何世昌、何世杰和何世华等成为同学。

何世礼身材高大颜值上佳，又会网球等各种体育项目，所以算得上是学校风云人物。

何世礼担任学校网球队的队长。

校报还刊登过关于何世礼的笑话：

为什么何世礼（ Robert Ho Tung ）从来都不需要用电风扇？这是因为他（Robert）永远都觉得「好冻」（“ho tung”）

1924年，何世礼个人意识萌发，对军事产生浓厚兴趣，虽然母亲张静蓉多有担心，但仍尊重孩子意愿。

这时候父亲开始动用自己的各种人脉来帮助儿子。

何东亲自修书一封，寄给当时手握大权的张作霖，请他推荐何世礼去保定军校受训。但不巧的是，直奉战争爆发，该校停办；

1925年，父亲又动用英国关系，给英国国务部大臣汤马士写信，请求何世礼入学，最终何世礼前往英国，入读乌烈芝皇家军事学院 (Royal Military Academy, Woolwich)，接受西式军事训练。

何东写给英国国务部大臣汤马士的信函。

去英国时，何世礼只有19岁。他本性纯良，血气方刚，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左翼进步青年，思想激进，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

虽然从小就接受英式教育，但何世礼在思想上却极度反英，这也是蛮讽刺的一件事。

也许他在香港目睹了太多英国人和华人的阶层撕裂，所以，即便在英国上着顶级的军事学院，何世礼仍有着很浓重的抵触情绪。毕业照，大家都穿英国军装，只有何世礼执拗地穿着中国军装。

何世礼的叛逆和“愤青”，在学校里很出名，这令父亲何东相当难做，毕竟是何东拉着老脸求英国人接收了他，况且何东还要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做事，而他的业务与英国人的“洋行”紧密相关。

何东不得不给儿子写了一封很严肃的信，告诉何世礼你别太过分，凡事多站在不同角度考虑问题：

我希望你能从较为阔大的观点来看待此事，宽容些看待英国政府，同时以较为同情的，而非敌视的态度来理解其行动。 我希望有朝一日，你不但可以为中国出力，同时亦可间接服务英国，从而说明你并非忘恩负义。 我们必须同时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多角度看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而失望、不悦，失意往往是思想行为进步之母，让别人在将来看到你是一位胸襟广大、正直无私而不会仇视英国的人，这样会令你的名字更加光明磊落和受人尊敬。

年轻的何世礼显然不屑于爸爸那种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姿态，1927年，21岁的何世礼在伦敦的中国公使馆申请中国护照，并去警察局要求放弃英国国籍。

同时，他把自己的英文名由“Robert Ho Tung”改为“Ho Shai Lai”。

放弃国籍、改名这两件事，简直是家族逆子的行为了，因为何家所有家族成员都冠以“Hotung”之姓（后来也有一个叛逆者，就是二婚嫁入何家的翁静晶，她拒绝了“Hotung”而选择冠着前夫姓。点击这里阅读翁静晶的故事：）

此举震惊了老父亲，也震惊了英国政府。英国人发现何世礼竟是个反骨仔，当即就终止了他的学业。

英国战争部通知殖民地部及国务部有关何世礼放弃英国国籍一事，并注明已经终止其学籍。

何世礼陷入了学业上的“空窗期”，当然他也没闲着，1928年，他娶了洪家最漂亮的女孩洪奇芬 (Hesta)，这个举动又令爸爸稍微宽心。

洪奇芬是谁？她是洪兴锦的侄女，洪兴锦是谁？同样出生于欧亚混血世家，是早期香港著名律师、《工商日报》创办者。

洪兴锦。洪家子女也有许多身居要职，尤其在教育界、传媒界有巨大影响力。洪兴锦儿子Stanley娶了Kathleen Lowcock为妻，而Kathleen是男拔萃郭慎墀校长（Jimmy Lowcock）的三姐。同时，洪兴锦与Carl Anderson为堂兄弟。Carl有一子Donald，曾担任拔萃首席学生长，后来成为本地最年轻的裁判官，二战时参加香港义勇军阵亡；Donald之妹Joyce，是女拔萃校长西门氏夫人（Dr. Symons）。

在何东看来，何家和洪家联姻实在是太好了，洪兴锦1937年去世后，手里的《工商日报》没传给自己的孩子，反倒是给了好朋友、好亲家何东接管，所以何家和洪家是门当户对，资源整合，洪奇芬这个儿媳妇当然也备受宠爱。

《工商日报》后来彻底成为何家的官方大喇叭，何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报道，因为总是报道名流巨贾的新闻，后来渐渐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在省港大罢工的时候被工人们攻击过。《工商日报》后来也变成了何世礼的遗产。

何东夫妇金婚的时候，《工商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

《工商日报》对何世礼各种彩虹屁。

洪奇芬的堂姐洪蕴芝，嫁给了过继给何东的大儿子何世荣，也就是我们第三集中写到的那位很会搞钱的“长嫂”。所以洪蕴芝既是洪奇芬的堂姐，又是她的嫂子，可谓是亲上加亲。

洪家颜值基因高，出美女，大嫂长得就很美，洪奇芬长得更漂亮。

何世荣和洪蕴芝。

结婚时一对金童玉女非常养眼。

何艾龄、何世礼、何东、洪奇芬，前面的是何艾龄的女儿。

婚后，何世礼与洪奇芬短暂地去了法国度假，何世礼还进入了方丁布鲁炮兵军事学校 (Ecoled’application de l’artillerie, Fontainbleau)修读“战略及战术课程”。

1930年，夫妇回港。何世礼仍旧有一颗热烈的军事报国之心，他太想参军入伍、报效祖国了。

父亲何东反复思忖，决定支持儿子。

何东分析，目前中国局势不稳，军队的力量极其重要，进入军队也许就是进入政界的最快捷径。

千百年来，华人基因中有着永远不灭的“学而优则仕”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儒家终极追求，何东也不例外。

他决定帮儿子选一个最有发展前途的政治潜力股，让儿子尽快抱上大腿，站好队伍，早日混入政界，光宗耀祖。

思来想去，何东选中了——“少帅”张学良。

香港公子与东北少帅

何世礼在英国完成军训回港结婚之时，张作霖因得罪日本人而在东北的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东北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年少气盛的张学良于是继承了父亲东北军的统帅地位，随即在1929年宣布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

1930年，何东给张学良写了一封谦卑又恳切的私人信件，信中，何东这样写：

“⋯⋯东（何东）去夏游辽沈幸年，清尘洗荷（痾），礼遇逾恆⋯⋯次小儿世礼毕业英国陆军校后赴法揅习军学砲术，藉谋深造，兹已届毕业，经于日前返港。

礼儿忠耿夙夫，深愿为国效劳。前者厚蒙令先帅提挈栽培，时图报效。今幸学业小就，拟将片长寸技效力军前。惟念钧座智雨谋云，礼儿浅陋之识，未知能否有幸效力于帅幕⋯⋯如承俯赐接纳，请电示，当饬礼儿趋前恭听驱策也。”（来自《奉天省长公署》，全宗号JC10/14128）

翻译过来就是：我儿子何世礼在英法学成归来了，现在想要为国效力，投奔您的军前。您“智雨谋云”，而我儿子“浅陋之识”，希望您“俯赐接纳”，如果您接纳他，“请电示”。

需要注意的是，论年龄论辈分，何东应该是张学良的叔叔（何东和张作霖有私交是同辈，何世礼则叫张学良为大哥），但叔叔写给晚辈的信件如此谦卑，足见何东本人的性格谨小慎微，以及对权力的崇拜。

张学良见信后，马上也写了一封客气的电报回信：

“香港何东爵士台鉴，奉示敬悉，世兄英年绩学，至深敬佩，来襄防务，无任欢迎，希即命驾，翘跋以待。”

于是，何世礼收拾收拾行李，从四季溽热的香港，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大东北，进入了张学良的“大帅府”就职。

沈阳“大帅府”前的张学良雕像。

别看何世礼是留英留法的“海归”，但是他在大帅府并没有得到重用。

他当时的职位是“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上尉侍从副官”，听起来蛮高级的，但何世礼对朋友说自己是“在大帅府……开门的” 。

而且何世礼与东北人有语言交流障碍，基本上无法融入，整日处于“无亲无友、无事可做” 的状态中。

又因为他是富家公子，和其他大头兵们有天然的隔阂，何世礼住在沈阳一家由德国人开办的“凌阁饭店”，条件豪华，生活方式西化，令其他士兵看不惯；

何世礼也不习惯东北人的生活方式，尤其他反复强调的上厕所问题。

那时，东北军中根本没有抽水马桶，其他人都是在空地上蹲着大便，何世礼则“习于坐马桶，不会曲膝，不会蹲着”。导致他每天最大的痛苦就是上厕所。

富家公子吃不了苦，当然也有退路，在大帅府呆了没多久，何世礼愤而离开——“明天回香港，大帅府的受罪实在不能忍受了！”

所以，何世礼在张学良麾下属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基本上没有干过重活。

但很快，他迎来了一件大事，就是震动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把张学良推上风口浪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市附近发动军事行动，“九一八事变”爆发。

第二天，张学良宣布“不抵抗”：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不抵抗”命令震惊世人，后来也成了一桩悬案，不少学者和历史学家认为“不抵抗”的命令是蒋发出的，张只是背锅，但张学良都予以否认。

文献记载：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当着张面前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所谓铣电的关键语句）。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张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因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后占领辽宁、吉林及黑龙江等主要城市，东北沦陷，国人义愤填膺，对东北军不战而退大感失望。

张学良背负骂名，被人称为“不抵抗将军”，更有人说，“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根本不在沈阳，而是在上海和影星蝴蝶搂搂抱抱、纸醉金迷，更有诗人写打油诗挖苦他：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正是和何东、何世礼在一起。

何世礼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当晚，他与父母及英国驻华大使夫妇在“开明大戏院”出席由张学良主持的辽北水灾戏曲筹款节目，并且陪同父亲与张学良讨论一些重大金融项目（some big financial schemes），由于父亲国语不灵光，需他充当翻译。

没想到正好赶上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何世礼还感慨自己“逃过一劫（a narrow escape for me），以及“命运决定一切”（fate decides everything）。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张学良在政治舞台上的备受瞩目，何世礼也获得升迁，他出任了“陆军通讯大队”上校大队长等一系列职务。

当然，和在“大帅府”时期一样，何世礼的从军之路依然很轻松。战斗嘛，确实没打几场，伤筋动骨的事一概不干，倒是时不时回香港休养、度假。

1933年1月，内地战事激烈，热河濒临失守，何世礼正在香港举家欢庆儿子何鸿毅的诞生。

1933年2月14日，英国文豪萧伯纳（George B. Shaw）到访香港，何东作为东道主设宴款待，休假在港的何世礼亦有出席。

宴会之后，何世礼亲自驾驶汽车载着萧伯纳及其夫人等到浅水湾参观，当地媒体还争相报导。（《工商日报》，1933年2月15日；The China Mail, 15 February 1933）

8月，何世礼去美国旅游，在给朋友的明信片里表达“旅行很愉快”。

这边何世礼生活愉快，那边张学良却黯然下台：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不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 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张学良引咎辞职书。

如果把这些信息串起来看，就会有一种世事悬殊之感——内地天下大乱，人怀怏怏；而香港歌舞升平，莫不静好。两者对比太鲜明。

实际上，这恰好演绎了那句名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因为用不了多久，内地的战火即将蔓延至香港，香港也将沦陷，而何东家族将会遭遇最致命的打击。

命运转折

就这样，在历史的巨变中，富家公子何世礼始终处在一个安全的隔离罩内，他身临其境地参与了，又好像片叶不沾水地抽离着。

战火纷飞，没有影响他正常的度假、生子、交际和家庭之乐，与此同时，他还继续获得升迁，不得不承认，真的是身段灵活。

他也带兵打过仗，在回忆录里有记载。

何世礼（前右一）与张发奎（前左二）、香港军政府首长夏悫（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曾是英国皇家海军将领，前左三）

转折点在1937年，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历经二十多天的博弈，最终事变和平解决，而GM党却将张学良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决为：“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作为张学良的手下大将，何世礼也脱不开关系，很快便受到蒋的怀疑和猜忌。

为此，何东带着张静蓉、女儿何艾龄奔走于南京，出钱出力，费力周旋，试图为儿子洗去嫌疑。

一把年纪的何东常住南京，与各路军阀高官交往，而张静蓉为表忠心，加入了宋美龄为首的“中国妇女会”、“全国妇女慰劳会”等组织，奔走募捐，直接导致她后来过度疲劳消耗而死。

何艾龄在日记里这样写：

受到这一事件（西安事变）的影响，他（何世礼）还没有到达部队驻地，就被解除了军职⋯⋯

他在天津被军调处的特务监视居住，连打电话都被特工监听，这令他很不满意，一度心灰意冷，在苦闷中彷徨。

中国官场军界一切靠关系。他出身东北军，东北军1936年西安事变后支离破碎，已溃不成军，无人可找，无地可容。他和蒋没关系，没有人向蒋为他说话。

父亲到南京访问时⋯⋯因“西安事变”而背部受伤的蒋已渐见康复，并邀请父亲到他位于南京的住所中会面，从上海前来与我们会合的世俭与我陪同父亲拜访。

蒋，我仍记得他那双“锐利的眼睛”（piercing eyes）。由于他大伤初癒，会面时便坐在睡房对出客厅的“安乐椅”（armchair）上，父亲则坐在他对面的另一张“安乐椅”上，世俭和我则坐在父亲身旁的直背椅上。

我还记得蒋夫人当时并不在场。南京访问时期及之后，父亲曾做了几项与中国事件有关的重大慈善捐献。举例说，蒋夫人（宋美龄）曾创立一家专门收留战场上牺牲士兵所生子女的孤儿院，父亲便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给这家孤儿院。他同时还捐了港币10,000元作为四川、云南及江苏的饥荒基金。

何东的诚恳（金钱）打动了蒋，何世礼最终没有被牵连，他的政治职务依然很稳，张静蓉去世的时候，蒋还亲自致电慰问。

1944年的何世礼。

1947年，何世礼与港督葛量洪。

1949年，何世礼面临人生抉择。

他最终选择去台湾。

这个举动令何家不解，因为当时社会对台湾普遍不看好，人们说“台湾等于一个已经死了尚未下葬的人，你去做什么，难道是去奔丧？” “美国官员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子上，因为要等候随时奉命撤退。” “台湾前途一片漆黑” 等等。而何世礼选择跟随。

在台湾，何世礼的事业乏善可陈，尤其到了五十年代，随着父亲何东的去世，何世礼需要担负起家族事务的重任，所以到了1962年，何世礼辞去了政治上的全部职务，专心经营父亲留给他的《工商日报》。

他从军人转型为商人。

何世礼在台湾的各种公开活动。

何世礼接手《工商日报》，也非常不顺。

一方面，何东去世之前安排了许多老臣辅佐他，老臣子虽然忠心，但不肯放权，所以何世礼其实一直没有完全掌握核心业务运作。

何世礼只能搞一些形式主义，《工商日报》的同事提起这位老板，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军事化管理”：

何世礼对公司内外的布置摆设、文书往来均十分重视，要求每项东西都要“执到正”（整齐），不能东歪西倒、杂乱无章。

对下属员工，更极强调纪律和服从，要求他们做人做事均应有规有矩，就连他们的衣著鞋袜配衬等，均会作出“提点”，希望他们仪表整洁、行为端庄，因而令员工觉得有如生活在军旅之中。

虽然何世礼已经非常努力了，但他仍然只是个传媒行业的门外汉，他大把大把的时间用于和妻子一起旅游，比如《工商日报》报道过：

1966年9月下旬，何世礼与妻子乘搭飞机环游欧洲、北美洲及东南亚等地，享受不同地方的阳光海滩、风土人情，三个多月后才返回香港（ 《工商日报》，1966年9月23日）。

到了1973年10月下旬，何世礼又与妻子乘坐豪华邮轮再次环游世界，此次的目的地则主要集中于中、南美洲及非洲等地，享受另一些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从而了解其经济及社会发展，半年多后才返回香港。

何世礼和妻子洪奇芬。

何世礼的商人之路最终以失败告终。1984年11月30日，《工商日报》刊登了一则启事：“本报现以亏累过钜，难于维持，由即日起，将日、晚两报停版” 。

经营近60年的《工商日报》寿终正寝。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软禁生活

何世礼在台湾的第二件比较值得写的事，就是他和张学良一直维持着亲密的友谊，甚至成了张学良在软禁期唯一可以交往的好友。

这里我们要插入一段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故事。

上文中说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他在台湾一直过着被幽禁的生活，和他在一起被软禁的就是“赵四小姐”赵一荻。

张学良被移居台湾初期，位于台湾新竹县清泉部落的故居。此为依原貌新建。

赵一荻在台湾被软禁的家中。

张学良有“少帅”之称不是浪得虚名，他一生交往的女友很多，他的原配是辽宁省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的女儿于凤至，婚后生三子一女。

1928年，张学良在天津蔡公馆举办的某次舞会上与赵一荻相识，不久后二人同居。

赵一荻的父亲赵庆华曾任津、沪铁路局局长等职，由于赵一荻在他四个女儿中排行第四，因此人们又称她为“赵四小姐”。

年轻的赵一荻。

但赵一荻是婢女所生，地位不高，因此赵庆华公开登报斥责女儿不知廉耻，与女儿断绝关系。

赵一荻跪求于凤至，说自己已没有退路，可以不要名分，只求于凤至能接纳她。于凤至心软同意。从此，赵一荻成为张学良的情妇，以秘书身份陪伴在张身边。

沈阳赵一荻故居。

1945年，赵一荻在贵州桐梓。

1947年5月，张学良和赵一荻在井上温泉留影。

张学良与与赵一荻生下私生子张闾琳（那时张学良和于凤至还在婚姻存续期间），很快，“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而赵一荻决定陪伴张学良，甘愿一起被软禁。

因此，她忍痛把不满10岁的儿子张闾琳送往美国，托付给美国友人代为抚养，母子一分别就是18年。

赵一荻和儿子张闾琳。

张闾琳后来考入加州大学攻读航天专业，成为一名航天专家，也顺利结婚生子， 妻子是 粤系军阀陈济棠的侄女 陈淑贞，二人在加州大学读书时相识，婚后育有两子张居信、张居仰。

直到1957年，张闾琳才在台湾高雄见到父母。

张闾琳1994年首次返回中国大陆，到家乡沈阳祭祖扫墓，代父了却遗憾。1990年，年近90岁的张学良重获自由，移民美国和儿子共同生活。

张闾琳也在2024年去世了。

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湾度过了漫长的软禁岁月，他们种菜、养鸡，平时张学良研究摄影、太极、写回忆录，赵一荻就做“伴读”，精通裁缝技能，制作衣物。

张学良、赵一获在网球场，左一为监视他们生活的特务刘乙光。

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吃早餐，吃的是面包黄油，鸡蛋是自养的鸡下的。

每天张学良起床后先打一套八段锦。

张学良镜头下的赵一荻。

赵一荻会做衣服。

在漫长的软禁岁月中，何世礼是张学良沟通外界的窗口，因为很少人能够接触到张学良，而何世礼是“在蒋家能说得上话的人”。

逢年过节或者张学良生病，何世礼都去探望、畅谈往事，成了张学良晚年的最大慰藉，张学良说以后不要上下级称呼，让何世礼喊他大哥。

1964年，张学良和赵一荻举行了一场小型婚礼，此时张学良64岁，赵四小姐54岁。嘉宾很少只有12人，其中就有何世礼。

张学良和赵一荻唯一一张结婚照。援引媒体报道：1964年7月4日，虽值盛夏，却是少有的清爽，在伊雅格的台北寓所，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举行了简朴但却隆重的婚礼，主婚人是前联勤总司令黄仁霖，证婚人是百岁高寿的牧师陈维屏，婚礼邀请的嘉宾虽然仅有12人，但层次很高：其中有蒋夫人宋美龄、秘书长张群、顾问何世礼、立法委员王新衡，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和与张学良同年出生、同名汉卿、在沈阳一起长大的冯庸。这一天的赵四小姐虽已是年过半百，看起来却是神采奕奕。得体的红色旗袍，颈项上特意佩戴了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项链，清新淡雅中又透出几分华贵，让人不由得想起当年那个妙龄少女。当深情而庄重的圣歌响起时，赵四小姐踏上了婚礼圣坛，有多少人能了解她迈上的这一步是经历了怎样的漫长时光。张学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被此交换信物时，他那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双手，仿佛承受不住戒指的分量，微微地抖动着，竟然无法如意地立时戴上赵四小姐的手指。此情此景使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

台湾《联合晚报》的贺词：“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缔盟。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后来，随着蒋的去世，张学良赵一荻夫妇也渐渐地自由了。

1990年张学良90大寿，那时张学良的处境已经相当宽松，何世礼牵头在台湾圆山饭店为他“摆大寿”，出任寿宴的“筹备委员”，出钱又出力。

张学良（中）和何世礼（右）。

1991年3月10日，彻底恢复人身自由的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启程赴美。

晚年张学良夫妇。

赵一荻于2000年6月22日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88岁。一年后，张学良于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二人死后合葬。

晚年何世礼

晚年的何世礼处于无事一身轻的状态，除了和张学良交往，他还经常支持母亲张静蓉留下的佛教工作，除此之外，他热衷于体育锻炼，人到老年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媒体报道“何世礼96岁还赢球”。

何世礼出席母亲“东莲觉苑”的活动。

晚年的何世礼与友人。

1991年，何世礼的孙子何猷广准备结婚，但何世礼妻子洪奇芬突然去世。自失去妻子后，何世礼明显寂寞孤独，身体机能日渐衰退，据身边人回忆，他的听力大不如前，有失聪迹象。

人老了，就容易怀念过去，何世礼非常怀念他年轻时在东北的那段日子，1995年，何世礼出资，在东北大学建了一座教学楼，由张学良亲自题字。

1998年，这座教学楼投入使用时，何世礼带着两个孩子，儿子何鸿毅及女儿何勉君北上，在半个世纪之后，再次踏足东北的土地。

媒体报道：“在东北期间，何世礼除了主持大楼的开幕，还重游当年自己经常出入的北大营、大元帅府、 老虎办公厅及军政厅等等，睹物思人、 物故人非，往事涌上心头，那种悲欢离合、人生无常，显然令他不胜唏嘘、惆怅不已。”

从东北回来没多久，1998年7月26日，何世礼在何家大宅中离世，享年92岁。

那时候张学良还没去世，听到何世礼逝世的消息，张“难以忘怀，甚至为此掉泪。”

8月5日，何氏家族在香港殡仪馆为何世礼举行盛大的葬礼，到场致祭者超过200人，有许多两岸三地的重量人物。

到场致祭者有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台湾中华旅行社驻港总经理郑安国、台湾中华电视董事长武士嵩、著名高僧星云大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夫人董赵洪娉、行政局议员杨铁樑、行政长官特别顾问叶国华、合和集团主席胡应湘、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明报》创办人查良镛（金庸）、商业电台创办人何佐芝、信德集团主席何鸿燊及富丽华集团主席傅荫钊等。

何世礼的骨灰在1999年5月下葬于昭远坟场，与祖母、母亲，以及一众叔婶姑舅、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为伴。

繁华靡丽，过眼皆空

何世礼死后，那座曾经代表着华人突破藩篱、最终和英国人平起平坐的山顶豪宅“何东花园”交给了他的女儿何勉君。

何勉君为人低调，无论事业还是家庭生活都已经平平，世人不再关注，也就无法继续闪耀在历史的舞台，这座“何东花园”迅速落败，只剩断井残垣。

1990年，何勉君曾经要求政府出资重建，她的理由是这座花园“是本港现存与曾显赫一时的首富何东爵士有关的唯一建筑物”，因此提出70亿元的“保育计划”。

何勉君带领政府工作人员考察何东花园。

这是曾国藩题字。

何东花园细节。

但政府不愿花这么多钱，何勉君与政府来来回回交涉了很久。

何家的意思是政府出钱，修缮花园，让何家后人继续持有；而政府言下之意“业主狮子大开口”“香港民众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去保育私人住宅”，想把它变成古迹，开放参观。

最终经 行政会议 在2012年12月决定，放弃将何东花园列为 法定古迹 ，与业主商讨最大程度保留部分建筑物。

不过最终保育失败，2014年12月大宅拆除，由重庆富商 张松桥 以51亿元购入，获批建2幢3层高的巨宅。

随着挖掘机将这座花园的主要建筑推倒，何东家族的故事也犹如漫天尘埃，风卷云舒之后，渐渐消散，消失在滚滚红尘，只留一丝余韵。

回看何世礼的一生，他过得幸福、顺遂、丰富，因为他永远有人兜底、永远有退路。

他出生就被冠以“Robert Ho Tung”的姓名，与父亲一脉相承，备受宠爱；他的学业，是父亲动用人脉求来的；他进入东北军，也是父亲为他找了关系；

他在东北不适应，在战争期间避险，可以随时“请假回港省亲”；他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被牵连，同样是父亲出面挽救了他。

他的婚姻门当户对，妻子貌美，二人恩爱，育有一子一女；他靠父亲遗产过活，一生锦衣玉食；他无需操心太多琐事，整日与妻子儿女环游世界；到了晚年他甚至还能因为与张学良的友谊而被世人称颂、感慨。

相比起何家其他孩子，何世礼没受过罪，没吃过苦，没走过弯路，他在家族里的地位比亲哥何世俭还要高很多，去世时也高寿。

他的一生，有钱、有爱、有社会地位、有家庭地位、有名声、有朋友、有子女，有健康、有传奇故事、还有点颜值，可谓是极致圆满的一生。

而从另一面分析，何世礼手握如此多的资源，却在重大历史进程中几无建树，他并没有做出与自己的家族能量相匹配的功绩，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站在个人角度，趋利避害，精致利己，这无可厚非；但若站在历史长河客观地看，每个有能力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人都有各自的使命，而这位香港首富的孩子无非过了平庸的一生，他浪费了自己的能量。

何世礼的手写简历，字还是挺好看的。

何世礼的去世，象征着何东家族故事的完结，此后，何东的后人散落在全球各地，过着富裕而平淡的生活，再也没有谁能掀起历史波澜，反倒是何家另一个支脉中的落魄小子何鸿燊异军突起，再次把“何家”这个金字招牌发扬光大，这便是另外的故事了。

关汉卿曾在风靡一时的《双调·乔牌儿》里写过一段通俗又富有深意的词——

“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

这组唱词是在安慰人们，管他穷苦富贵，人生终究是“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富贵不能长久，富人不会永寿，祖业不会永远流传，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会最终趋向平衡。

是啊，遥想那山顶的何家，曾经那么繁华靡丽，传奇故事的开头，是在海上漂流的一位弱女子施娣，她用脆弱的羽翼为后人擎住了一丝微光，开辟了家族的起源；

传奇故事的结尾，便是这颓败的何家花园，人声鼎沸又悉数散去，笙歌皆停，过眼皆空，令人不禁感叹，百年豪门，终成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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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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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伊莎贝拉

编辑：伊莎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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