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盒马鲜生偷奶粉，被抓判刑

嗅态

观察商业榜样，输出榜样观察

作者 | 石灿

在盒马鲜生偷奶粉的人，并不只是判决书上的名字。

他们出现在深圳、武汉、厦门、长沙……走进干净明亮的门店，推着购物车，挑选奶粉、洋酒、纸尿裤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商品。没有暴力，没有喧哗，动作自然，神情平静。唯独在结账那一步，他们绕过扫码，悄然离开。

这不是孤立的行为。几乎每个月都会爆出有人在盒马鲜生偷东西被抓的新闻，在诸多被盗商品中，奶粉频繁出现，成为他们之间明确的共通点。它价格不低，体积适中，易于转卖，也象征着一种“体面生活”的基本配给。我们从奶粉这一入口，试图理解这群游走于系统边缘者的处境与选择。

有人是惯犯，多次踩点、熟练出手，在城市间辗转行走；也有人只是偶然铤而走险，被生活的裂缝逼到角落，在某一天做出一次性选择。他们的身份与动机各异，却在监控与系统中被归入同一个模版。

盒马的自助结账系统，曾是“新零售”的象征，是中产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在他们眼中，它是一道罕见的缝隙，一个短暂逃离现实的出口。他们穿越算法与秩序的边界，像幽灵一般出入系统，不留痕迹，只留下轻微的商品差额。

他们拿走的不只是奶粉，更是对“正常生活”叙事的一次扰动。在这个高度自动化、看似井然有序的世界里，他们用最隐秘的方式，提醒我们：秩序并不属于所有人，未来也不曾邀每个人入席。

01

对抗

刘丽琳第一次出现在盒马鲜生，是在2018年12月22日的深圳福田。

那天是傍晚，她和两个熟人，一起走进皇庭广场里的盒马鲜生超市。她穿得普通，推着购物车，动作流畅自然。她们挑了三罐美赞臣蓝臻婴儿奶粉、两罐惠氏启赋婴儿奶粉，还有两罐惠氏较大婴儿奶粉和两罐幼儿奶粉。除了奶粉，她们还拿了一包帮宝适纸尿裤、一盒护臀膏、一瓶婴儿沐浴露，还有一个可么多么的硅胶奶瓶。

这些东西都不是为自己准备的，但她已经怀孕。她把它们装进购物袋里，没经过收银台，直接走了出去。当天偷走的总价值是4024.8元。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做。事实上，从2018年3月到当年年底，她已经在福建、广东多个城市的大型商场、母婴店、超市里反复出手，目标高度一致：奶粉和母婴用品。她通常不是一个人，身边总有两个搭档，一个叫李潇潇，一个叫卓瑶。有时还会出现一个被她称为“大姐”的人，身份至今不详。

整个盗窃过程几乎成了“职业动作”。选点、观察摄像头、规划路线、分工配合，动作干净利落。她们会先从地形复杂、人流量大的大型超市下手，逐家扫荡。一次下来，十几罐奶粉塞满购物袋，然后转移下一个目标。

比如，2018年12月8日一天之内，她们连续作案六次，从厦门明发商业广场的家乐福、世贸商城的孩子王、厦禾路的华润万家、万象城、蔡塘大润发再到麦德龙，偷走近三十罐各品牌奶粉，总值超过两万元。

如果有人质疑她为什么只偷奶粉，她可能会笑一下，说奶粉好卖，容易脱手。事实上，她确实是带着转卖的目的行动的。不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生存。但这只是她人生故事的表层。

2020年5月1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在盒马鲜生发生的案件进行审理，法院以盗窃罪，一审判处被告人汤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

刘丽琳户籍在湖南耒阳，小学文化，无业。从2014年开始，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法院的判决书上——深圳、常州、长沙、罗湖，四次因盗窃被判刑。每一次释放后，她总能迅速“重操旧业”，仿佛从没离开过那个熟悉的偷窃节奏。

2018年12月25日晚上，她再次出现在深圳宝安的人人乐商场，这次她没那么幸运。盗窃奶粉时，她和李潇潇被当场抓获，人赃俱获。二人均于次日后被取保候审。就在一天之后，她又跟随李潇潇、卓瑶去了盒马鲜生益田店，再次盗窃奶粉，结果同伴当场落网，装着奶粉和零食的袋子也一并被缴获，价值共1075.4元。

但她本人却一直未被正式羁押，直到2019年1月16日，在湖南耒阳，她被当地警方抓获。到案后，她如实交代了所有盗窃事实：13次作案，涉案奶粉超百罐，总金额超过5万元。

盒马，只是她的十三个目标之一。作为“新零售”的代表，盒马用智能系统、大数据和物流效率构建起商品世界的新形态。但这个体系并未完全将她排除，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她——因为高价值、高周转、低人员密度，也因为便利和宽松。

最终法院判她盗窃罪成立，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五万九千元。但法院考虑到她系怀孕的妇女且尚有漏罪在审理为由，为将她转交执行。

她被责令赔偿的商家名单上，两个“盒马鲜生”排在靠后的位置——但那两个门店的名字，被精准记下，和那几罐奶粉一起，封存在法院的卷宗里，成为她多年“工作经历”的又一行脚注。

这是她的第五次刑期，可能也是最长的一次。在法庭上，她的辩护律师没有为她争取无罪，只是请求从轻处罚。她本人也没有异议，签字具结，承认一切。这一套程序，她比大多数人都熟悉。

她没有家，也值得依靠的人，却为奶粉跑遍大半个南方。没有人真正知道，她在盗窃之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许，每一次拿起一罐奶粉时，她的内心有片刻的犹豫，但也只是片刻而已。像是生活的一次轻微打结，很快又被自己理顺。然后继续走进下一个盒马，走向她无声、隐秘的重复人生。

盒马鲜生不断升级自助系统、加装摄像头、设立防损机制。而像刘丽琳这样的人，也在不断优化自己的作案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两种系统彼此对抗，却也短暂共存。她不是盒马的用户，却精确知道盒马卖什么、哪种奶粉最好出手、哪个门店监控较松。

刘丽琳的故事，是盒马“被闯入”记忆中的一页。类似的路径，并不只有她一人走过。那些不在消费画像中的人，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新零售的现实循环。偷奶粉，是他们对“商品世界”的回应——不是拥有，而是掠取；不是进入，而是绕开。

他们与盒马之间，像是在上演一场沉默的对峙。而这场对峙，远未结束。

02

缝隙之中

刘丽琳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盒马偷奶粉的人。在她之外，还有更多像她一样的身影，游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躲藏在摄像头与结账系统的缝隙中。

张敏桃就是其中之一。

和刘丽琳一样，她的目光也精准地锁定在那些能卖得出去的婴儿奶粉上；不同的是，她还看中了高价洋酒，她的生活更安静、更内敛，也更不被人记住。直到某一天，她也被镜头捕捉，出现在盒马的损失报告中。

2018年3月13日傍晚6点，正值下班高峰，深圳宝安区的盒马鲜生会员店迎来一波涌动人潮。就在此时，张敏桃进入盒马，随后，其两名女性同伙也先后进入超市。起初三人并无明显交流，直至6点23分左右，张敏桃与两名同伴开始协同行动，共同拿走货架上的11罐奶粉：张敏桃拿了5罐，另一名同伴拿了6罐。

6点30分左右，三人在超市内相互配合，有掩护行为。其中一人递给另一名同伴一个袋子，用于存放奶粉，张敏桃则负责掩护。6点46分，张敏桃又在超市酒水区取走两瓶酒，同样放入背包内。

监控画面记录下刘丽琳最后一次望向摄像头，面无表情，动作干脆。超市没有装防盗系统，她和同伴带着总价值5275元的商品，消失在人流中。

张敏桃，1981年生于湖南耒阳，受教育程度为“半文盲”，案发前无固定职业、不常出门，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然而，这一次，她成为一家新零售超市的重点关注对象。

一个月后，2018年4月21日晚上，张敏桃再次走进同一家盒马鲜生。她或许没有意识到，超市员工已经开始“蹲点”——为了应对频发的商品失窃，盒马内部早已将“奶粉区”和“洋酒区”设为重点监控区域。她被蹲点的员工一眼认出，随后被当场拦下并报警。

面对警方询问，张敏桃否认参与盗窃，坚称案发当日她人在湖南。可惜，证据链条已然成形。司法机关调取的店内监控画面，经逐帧比对与面部识别，确认张敏桃即为3月13日盗窃事件中的涉案人员。两名超市员工在庭审中也分别作证，指认她为当日行窃的三人之一。

她的反驳未被采信。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定张敏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责令其退赔被盗商品价值5275元。

2025年4月18日，一男子一个月内在盒马鲜生盗窃11次，直到被抓了现行，还表示只是忘了扫码。根据上游新闻从上海普陀警方了解到，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判决生效后，张敏桃的人生轨迹第一次被明确记录在司法系统中。此前的她是“模糊”的，无业、无声、不显眼；但在一次次悄无声息的进出盒马后，她最终成了系统“识别”与“排除”的对象。

张敏桃与盒马的关系，是一种时代错位的缩影。她没有盒马的会员卡，从未享受数字系统带来的便利与优惠，也并非被精准营销吸引进店。她靠的是经验：哪里货值高、哪些商品体积小、哪些品牌容易出手。她不是“用户”，却比很多用户更了解盒马的“商品地图”。

在新零售设想中，盒马鲜生是为数字中产设计的空间——扫码购物、自助结账、算法分单。人、货、场的关系，被尽可能抽象为数据流。张敏桃并不属于这套系统，却屡次进入其中心，反复试图从中“拿走”点什么。对她来说，盒马不是“便利生活”的象征，而是一个有缝隙、有可操作空间的现场。

她的行为方式仍保留着传统盗窃的痕迹：蹲点、装包、迅速离开。她或许不是专业小偷，却在逐渐熟悉流程中找到了某种“策略”。只是这一次，她低估了盒马系统对“重复进入者”的记忆能力，也高估了匿名化在高度监控环境下的有效性。

六个月刑期不算长，但它划出了张敏桃与盒马之间清晰的界限。她不再是那个在商场人流中悄悄穿梭的影子，而成为盒马门店内一个被内部记录与排查的“案例编号”。

对于盒马来说，张敏桃既是一个盗窃者，也是一面镜子。她提醒这家数字化零售企业：即使所有流程都已算法优化、自助化升级，人仍是变量。尤其是那些不属于“大数据画像”的人，他们的动机、路径与选择方式，往往并不在系统预测范围内。

张敏桃的案例也揭示了一个更深的现实：被排除在消费体系之外的人，如何以另一种方式重新“介入”商品世界。她知道五粮液的价格，也知道“蓝臻”奶粉的渠道行情，但却从未以正常消费者的身份拥有它们。这种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她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径。

03

“边缘变量”

盒马鲜生的历史要追溯到2015年，创始人侯毅带领着一群“吃货”在上海启动一个名为“五道口“项目，立志创造一个新事物。

2016年1月，盒马鲜生在上海开出第一家门店。它融合了自助收银、生鲜供应链和数据算法，主打“线上下单、线下自提”，被誉为“新零售样本”。在随后的数年里，盒马迅速扩张，进入一线城市的高端商圈，吸引了大量中产家庭和城市白领。截至2025年7月，它已在全国18个省市开设60家门店。

这是一家为未来设计的超市：明亮整洁，陈列井然，顾客拿着手机扫码、自动称重、快速结账。购物不再是琐碎的家务，更像一场智能化流程演练。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场所里，一些“并不在系统算法设定中的人”悄然走了进来。

他们熟悉流程，也看似懂得系统的漏洞。对他们而言，盒马的自助结账既是效率工具，也可能是一种“机会”。

2019年夏天，张谷明的生活就这样改变了。

他生于1992年，湖北枣阳人，初中学历，在武汉靠送外卖维生。工作之外，他经常出入武汉的盒马鲜生。那年5月下旬开始，他试图通过“少刷单”的方式从盒马门店带走一些未结账的商品——目标明确，直指价格高、易转手的婴幼儿奶粉。

在两个月内，他先后在首义、龙岭、帝斯曼三家门店作案六起，偷走了包括“爱他美卓萃”“佳贝艾特”等品牌奶粉，累计价值达2779.98元。7月30日下午，他又在首义广场门店偷了两包韩国产恩芝牌纯棉日用卫生巾，价值人民币17.4元。那一次，他没能走远，被现场工作人员当场拦下。

案发后，张谷明如实供述并退还了所有赃款——共计3707元，超过被盗商品的总价。法院最终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因为主动认罪、退赃，他获得了从轻处理。

他也是新零售系统中的“边缘变量”：日常生活紧绷于骑手平台，工作高强度、低收入，也可能只因一时起意，在无人的监控盲区做出冒险选择。他熟悉盒马的动线，了解哪些商品最值钱，也明白系统在哪些环节可被“穿越”——不是专业罪犯，却成为了新业态风险中的“现实注脚”。

如果说张谷明的轨迹还带着某种“系统适配”的痕迹，那么赵珍一的出现，更像是一次更久远、更边缘的撞击。

1964年出生的她，来自成都锦江区，初中学历，无业。2019年8月至10月，她五次进入成都阳光新业的盒马门店，专偷一种“美赞臣·蓝臻”婴儿奶粉——每罐售价近400元。她一共盗走八罐，金额超三千元。

10月14日，她再次作案，被超市员工当场识破。抓获时，她手里正拿着刚偷出的奶粉。

赵珍一并非“初犯”。2015年因盗窃获刑六个月，2017年又因贩毒入狱八个月，直至2019年初才刚刑满释放。那年，她已经55岁，重回社会后无收入、无社保，日常生活游离在正式社会的边缘地带。盒马门店明亮而干净，货架上摆满精致商品，也摆满她从未拥有的生活想象。

案件审理中，监控视频、商品清单、员工证言一应俱全，她坦承所有行为，并表示悔意。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她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执行，罚金三千元，并要求退赔盒马经济损失2379.66元。

这些案件对盒马来说是运营管理中的一个小切口，但背后却是某种结构性裂缝的显影。这家“未来超市”的高效系统擅长计算货物流动、顾客行为、会员黏性，却一度对那些被算法忽视的人力有余而力不足——偷奶粉的人，不在系统画像中，也难以被早期的摄像头与风控模型识别。

2025年3月，浙江绍兴越城区灵芝派出所接到辖区盒马鲜生员工报警称，在盘点货物时发现有大量商品被偷。民警对现场监控进行仔细排查后，发现一名嫌疑人，经过比对研判，并很快抓获归案。

也正因此，这类案件总显得格格不入。超市并未因数额受太大损失，但案件频发，暴露的是一种更隐秘的张力：技术与制度之间，秩序与失序之间，现代零售空间与边缘人群之间。

我们无法简单定义张谷明与赵珍一。他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也受到了惩罚。但在他们走进盒马之前，生活已经有了太多难以回头的歧路。

盒马鲜生的设定是面向未来的。但故事中进入盒马的人物，却似乎来自另一个现实。他们与盒马之间，构成了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对角关系：一个是城市中产消费的代表，一个是边缘生活的求生样本；一个强调技术、效率、算法，另一个则钻研缝隙、漏洞、盲点。

在商品、算法与效率主导的空间里，谁该被看见，谁注定隐身，这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本文所述故事整理自多个地区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的裁判文书。为保护相关人员隐私，文中人物姓名已作化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