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6日，深圳迎来解放，苏联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中、蒙建交，江富考等人驾机起义

1949年10月16日，深圳迎来解放

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深圳墟成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核心枢纽，商贸繁华远超宝安县治所在南头古城，这也为日后深圳取代宝安埋下伏笔。

1946年6月30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坚持敌后抗战的东江纵队主力部队2583人，在大鹏湾沙鱼涌登上3艘美国登陆舰，撤往山东烟台解放区。不久全面内战爆发，今惠阳、东莞、深圳一带党组织被破坏，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

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对南方各省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建立游击根据地。11月27日，广东区委决定恢复武装斗争。

1949年8月下旬，解放前夕。中共宝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黄永光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刘汝琛任宝深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代表江南地委负责宝安县的工作。

8 月底 宝安县地方武装大队成立，归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辖 3个连，周吉任教导员。10 月，县大队迁驻县城南头，曾发任大队长。

8 月 29 日 — 9 月 3 日 宝安县委在乌石岩泥岗村（今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召开第一次县委会议，学习入城政策，明确县委分工 。

1949年9月30日，近千名由香港北上准备参加广州接管工作的进步青年、学生和边纵部队干部驻扎在大鹏王母墟。当天晚上，他们接到香港《华商报》转来的新华社新闻稿，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首都和将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粤桂边纵队参谋长杨应彬组织大家按照电稿说明，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举行升旗仪式，以迎接新中国成立。

10月1日早上6时许，近千名部队干部、学生和群众在王母墟的光德学校举行隆重的升国旗典礼。事后才知，北京的开国大典是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王母墟的升旗比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了9个小时。

10月10日，国民党广九铁路护路大队、税警团向人民解放军表明起义意愿。经布吉上下坪村谈判后，人民解放军顺利接收起义，并指令起义部队退出深圳镇，迁驻黄贝岭，听候改编。

10月13日，宝安县委书记、县长黄永光等率领东江第一支队金虎队和由龙华、民治、沙河、石岩、固戍等地武工队组成的新编民兵连，包围沙井乡。国民党乡长已逃，但他的炮楼雇兵仍在。潜伏在沙井宝民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郑鉴枢，请来乡长母亲，与黄永光见面。黄永光反复宣讲党的政策。老太太才解散了炮楼雇兵。

10月15日，黄永光、周吉率部开赴西乡，迫使国民党县警第二大队80余人起义。当天下午，在西乡举行军民联欢大会。

同日，新华社发表公告，宣布广深全线解放。

1949年10月16日，黄永光带领部队发起解放宝安县治所在地，南头古城的战斗。在潜伏城中的共产党员温巩章、朱东岐的引导下，部队顺利入城，以迅雷之势，缴械国民党军警宪特，控制南头宝安县政府（今南头城九街宝丰押），宣告宝安县城的解放。

10月19日，驻深圳国民党税警二团与护路大队共 1500余人起义，奉人民武装命令开赴黄贝岭接受整编。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点25分，刘汝琛率领东宝税务处主任蓝杰、副主任谭刚（原名谢枫）、何财，县公安局长刘鸣周，深圳镇镇长陈虹，镇警察所长蔡达、军管会秘书曾伯豪等军管会成员及人民武装100多人，由军装换上警察制服，胸佩徽章，与60多位戴着“政工队”袖章的干部先行一步，以人民警察（大部分是税警连指战员）和艺术宣传队的名义，从布吉乘坐货运火车直落深圳，奉命接管深圳镇和九龙海关。

当日下午，深圳镇解放后的首任镇长陈虹、副镇长庄泽民随即带领50多名武装人员接收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深圳镇公所。在鞭炮声和欢呼声中，陈虹把“深圳镇人民政府”的牌子庄严地挂在深圳当铺“共和押”前门，宣告深圳镇正式解放，人民政权已经诞生。

1949年10月19日晚7点30分，深圳各界人士千余人在东门老街的民乐戏院（后改为人民电影院）召开欢迎解放深圳的解放军官兵和政府人员群众大会。陈虹主持，刘汝琛致词，他兴奋地宣告：“深圳镇今天解放了！”

10月21日，原国民党政府九龙关一千多名爱国员工，顺应历史潮流，宣布起义，沙深宝军事管制委员会顺利接管了九龙关缉私总部，总部和边境各支关同时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50年1月28日，根据海关总署决定，九龙关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海关。

1950年4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390团解放伶仃岛，宣告宝安县城全境解放。

1953年底，县委、县政府迁往深圳。

1979年3月5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原广东省宝安县改设深圳市。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九龙海关更名为深圳海关。

1949年10月16日，首位苏联驻新中国大使罗申递交国书

1949年10月2日晚，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发来电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收到电报后，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第一时间复电苏联政府，表示同意中苏建交。

1949年10月4日清晨，一架飞机从莫斯科起飞。飞机上正是苏联派往新中国的首位大使罗申。其曾为民国时期，苏联驻华大使，有少将军衔。

从莫斯科到北京将近六千公里的路程。罗申先是坐飞机到达赤塔，再转乘火车，10月7日清晨到达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沈阳，9日傍晚从沈阳出发经天津到达北京。

10月10日下午4时18分，罗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入北京前门东站。

10月13日，罗申拜会周总理，就呈递国书事宜进行商谈。

1949年10月16日下午，罗申在外交部交际处处长阎宝航陪同下，乘礼车一路从使馆接至中南海勤政殿。

下午17点整，国书呈递仪式正式开始。毛泽东主席身着深色的中山装礼服，神情庄严，肃立在典礼厅的中心位置。罗申大使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签署的国书双手举起，恭敬地呈递给毛泽东主席。

在国书的首页上方正中，凸印着苏联国徽。俄文印刷的国书内容长达两页，其中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切望始终不渝地促进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所如此幸福地建立起之友好关系，并深信巩固苏中之间的友谊，符合和平与国际安全之利益。”

在这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亲笔签署，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副署的国书中，还写着“请您，主席先生，惠然赐见，并信赖其（指罗申）荣幸地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向您所陈述之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档案馆留存的这份国书的中文译本，采用的是繁体中文楷体横排的手写方式，而其后，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递交给苏方的国书则采用繁体中文楷体竖排的书写方式，二者相映成趣。

仪式中，毛泽东和罗申紧紧握手之后，苏联大使馆的参赞、秘书、武官一一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还微笑着亲切询问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姓名……

据外交档案记载，罗申在祝词中说，以苏联大使的资格向毛泽东主席呈递苏联政府所授予的国书，令他感到“十分荣幸”。

毛主席在答词中说：“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热烈地欢迎贵大使出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根据保存至今的集体合影位置图，１８名出席仪式的人员分两排而立，毛泽东主席在前排中心，周恩来和罗申分列主席左右，除周恩来外，主席左手向外依次站列中央人民政府林伯渠、聂荣臻、王炳南及阎宝航，右手边则依次还有苏联驻华使馆的两名参赞和两名馆员，其他苏联驻华使馆馆员和中方翻译则位列第二排。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主席身后立有一块屏风，一大批即将派往国外，担任大使的将军们正在学习呈递国书的流程。

1949年10月20日晚10时，北京前门火车站。周总理等送别新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

10月31日清晨，7时30分，莫斯科火车站。历经十一天，新中国第一位大使，终于到达了苏联首都莫斯科。

王稼祥走下火车，与早已等候在站台上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波波夫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一一握手。

1949年11月3日中午12点半，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官员乘坐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汽车驶抵中国大使馆，迎接王稼祥大使前往克里姆林宫。

按照礼宾程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在距王稼祥大使四步之遥的地方站下，由交际司代理司长布舒耶夫上前将王稼祥大使介绍给什维尔尼克主席。

随后，王稼祥开始宣读国书。

他没有讲精通的俄语，而是用中文宣读国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首先与我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对此极感欣慰。”

（新中国第一份国书）

毛主席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里就讲，王稼祥有三项任务。一个是担任驻苏大使。第二个就是他作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指导中国驻其他东欧国家使馆的工作。第三个他又是中央委员，他需要担负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交涉往来的一些事情。

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前排左三）在我国驻苏使馆门前合影

1949年10月16日，中、蒙建交

1949年10月6日，蒙古首脑乔巴山致电周恩来，表达与新中国建交的意愿。

10月16日，周总理复电同意。

1950年7月3日，毛主席接受蒙古呈递国书。1959年，经双方磋商，确认10月16日为两国建交日。

1911年，武昌起义，蒙古上层王公在沙俄的撺掇下，发起独立运动。

1915年，袁世凯政府签订《中俄蒙协约》，蒙古取消独立，但取得自治地位。

1924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蒙古建国，但中、英、美等主要国家皆未承认。

1944年，豫湘桂战役溃败，国府颜面扫地。

1945年《雅尔塔协定》签署，以外蒙古维持现状为条件，促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夜，在以“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承认外蒙独立。后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苏联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拒绝承认外蒙独立。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访华，毛主席提及蒙古问题，但苏联态度强硬，拒绝进一步讨论，只能留待后世。

1949年10月16日，江富考等人驾机起义

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宋美龄结束对菲律宾访问返台，飞机降落在嘉义机场，机场人员全被吸引。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陈尚明、石建儒等四人，趁机潜入一架C-47运输机，当着蒋介石的面驾机起义。

起飞30分钟后，两架P-51战机追击，在夜色掩护下，成功摆脱追击，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宣布起义，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架机首义。毛主席批示嘉奖。四人受到粟裕、许世友等首长的接见，后赴北京加入人民空军。

后江富考为四川政协委员、周震南为湖南政府参事，陈尚明、石建儒转业地方，获得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