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几起热点事件，看舆情和法律的复杂关系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有用的观点！

文/燕志华

在当下，“凡有事，必通报”的做法，正在成为一种惯例。这种舆情通报成为一种特殊的沟通交流的渠道，考验了国家和地方的社会治理的能力。

一、通报倒逼地方政府“升级”的背后原理

一方面，地方需要迅速应对突发危机，以严肃认真的调查通报平息舆情；另一方面，国家和相关部门也在这种互动中，了解社情民意，完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和安全、国际和国内双循环的诸多关系中，实现艰难的平衡。

不为人知的是，一个重大的网络舆情，事发地的调查、通报，自始至终都是处于上级部门乃至中央相关部门的关注指导之下的。这不光令地方在调查的初始阶段如履薄冰，认真履职，还要考虑一旦通报失误，民意反弹，上级提级调查，亲自下场，地方就会遭遇问责。所以，担心调查弄虚作假、通报敷衍了事，虽可理解，却并无必要。但是，网民的质疑、猜测，乃至“阴谋论”，并非毫无价值，实际上，它构成了一种群众监督的形式，也是一种天然的社会监督机制。地方政府在调查通报的时候，反倒需要研判网民的这种质疑和猜疑的社会心理，并以此为调查通报的痛点需求来进行满足和化解，否则，通报往往难以成功。

地方政府在多方的压力之下，唯有认真做好调查通报，才能涉险过关。这也会倒逼地方敬畏网民群体、敬畏网络舆论，从而更为科学地看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责任。一旦认识到自己处于网络的监督之下，网民时时会以网络留言和网络批评作为评价工具和投票行为，地方的领导干部就会认识到权力背后的职责和义务。舆情以倒逼之力，推动地方治理的完善，也会客观上推动勤政廉洁的观念深入人心。

这种对标网民群体的满意度、以他们的满意度为最终目标的倒逼做法，正在推动中国社会走上一个更为科学理性的发展道理，让地方政府认识到“执政为民”的真正意义。这种自下而上的民意倒逼，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构成了地方政府治理思维中的“双通道”，有利于修正和矫正地方的发展思路，确保地方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或者，不那么坏的道路上。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到当下各地纷至沓来的事件通报，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解，认识到调查通报正成为引导地方治理的一个牛鼻子，倒逼地方完成自我更新、自我转型，然后是迭代升级，向前发展。

二、需要关注通报潮中网民的“心态疲惫”

通报一旦出台，就会遭到无数网民的“抵抗性阅读”，也就是带着挑剔、责难乃至成见和偏见来阅读，这常常导致通报一抛出，就会引发巨大的负面反响。

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互动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因为从网络舆情的原理来说，那些接受了通报观点的人们，和对此抱以中立态度的人们，更倾向于保持沉默，而那些依然不信任的网民，会在网络发起又一次的舆论冲锋，表现在网络舆论上，就是很多的负面评论，而肯定的的观点反倒较少。

无论如何，通报都是必须的，它构成了突发危机关键时刻的沟通交流，成为一个畅通的渠道，从而有利于信息的流动，和情绪的宣泄，最终留下的是事件的真相和秩序的稳定。不通报反倒是最坏的做法，如同网民以网络民意的汹汹之势进逼地方城池，而地方城门紧闭，反倒激起了网民更大的情绪不满。

虽然通报的思维本意是好的，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一份好的调查通报，是抵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的，肯定会全力以赴的，但是也要看到，当下的通报工作，还是有很多的改进空间的。

就以最新的协和医学院的肖某董某莹的再次通报，和广西“亮证女”事件的通报来说，网民的诉求有些转向了。

从此前对于真相的追求，更多转向对于当事人的严厉问责或者处理。

这是一个好现象，起码意味着，通报在历经各种质疑和不信任之后，慢慢站稳了脚跟，通报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正在扎根。网民开始从“是不是真相”的底层信任问题，转向“问责严不严”的工作要求问题，实际上是对以通报为龙头的系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上述两个通报看，网民在基本认可了通报给出的事实层面之外，更多希望对于当事人给出更严厉的问责。“高举轻放”“罚酒三杯”成为网民留言的高频词。

这说明了一个心理现象，在历经多年的事件爆发、通报发布这样的节奏频繁洗礼之后，网民出现了一定的心态疲劳，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看到真相、获得情绪安抚，而是希望获得实实在在的舆论结晶和法治成果。尤其今天很多的专家学者成为意见领袖，他们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更为迫切，并引领了网民的诉求转向。

网民正在追求对于当事人的问责程度达到和事件的严重性、社会公平的破坏性相匹配的力度。所以会对通报中对于当事人的处理，常常感到力度不够，认为是体制内的“罚酒三杯”的惯用做法，是一种对于错误行为的一种绥靖行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惩罚力度，就没有杀伤力和警诫力，难免再次出现类似行为。

比如，网民对于类似重大事件中的公职人员的行为，不再认为是违规，而更多从法律的角度来审视，认为不应当仅仅认定是行为失当或者简单违规，而应该从法律出发，进行严格的追责，并给出法律的制裁结果。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博弈和拉锯战。对于调查组方面来说，很多公职人员的错误行为，是工作中的偶发行为、过失行为，是体制可以容忍的现象，只要进行警诫、处分等方式，当事人痛改前非，依然能够恢复秩序。但是对于网民来说，一次错误行为就暴露了价值观和权力观，乃至是非观，如果不严厉问责，乃至开除出公职人员队伍，不光没有警示作用，也是一种对于调查工作的敷衍。

实际上，这正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两种心态。对于监督者来说，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的亮剑的机会，认为宽容就是放任，只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果断决绝，才能给所有人带来震撼，想想，如果给所有人都犯错的机会，那不是宽容，带来的后果是错误总是出现，历史总是重演；

对于被监督者来说，监督需要人性化、理性化，如果一次工作中的失误就斩尽杀绝，难保人无完人，苛责之下，难以容错，那么人人战战兢兢，创新和探索，只会流于空谈。道理很简单，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如果出现破坏就问责，不如原地踏步。

三、舆情通报需要追求法治思维的导向

在近期一些舆情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两个法律宣判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也让人们看到法律角色的重要性。

一是，8月18日，广东省湛江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叶德志死刑。而其此前被认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是典型的限制行为能力人。据媒体报道，2025年3月27日晚，叶德志将叶家祖孙三代3人杀死，包括一名不到2岁的婴儿。

二是，7 月 25 日，武汉经开区法院一审宣判：认定肖某的行为系因 “特应性皮炎” 发作导致的抓痒，无法认定肖某某的行为构成性骚扰，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这两个法律宣判都引起了网民围观，也提振了对于法律的信心。案件宣判对于今天的舆情应对是有极大的启示的。

我在前文多次提出过一个观点，那就是今天的舆情应对和舆情通报的做法，不是法治手段，也不是制度性做法，甚至一些舆情调查组的做法是违背法治精神和制度建设的。

很多通报的本质，是满足舆情中网民“快意恩仇”的道德诉求，追求息事宁人，对于群体进行情绪和心理的安抚，给愤怒网民群体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当然，这个过程确实是有问责处理行为的，但是很多网民并不买账，认为高举轻放。而对于调查组来说，这样的问责处理，已经是属于较为严厉的破例行为了。在现实考量和网民期待之间，存在一个落差和冲突，就是上文谈到的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心态差异问题。

至于真正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东西，通报常常会补充说“再进一步调查核实中”。从现实来看，涉及到法律问题的，常常是由法律部门再进行另外的通报处理，真正进入司法程序。这意味着，对于一个涉及到的法律的舆情事件，常常是通报在先，然后司法再介入处理，是个渐进的、系统性的过程。

但是网民却不会这样看待问题。他们不会顾及到体制内多部门分工的复杂性，以及各种程序流程的合规性。再加上调查是个严肃的政治行为，又必然会涉及到调查的取证、责任的厘清、权力的切割等方方面面，还有个责权利的平衡问题，其实充满了艰难险阻，这需要时间和过程。但是网民会自然地将调查行为视为统一的官方行为，调查组可以代表官方进行统一的处理和宣判，可以将行政的法律的责任同时调查、同时通报。就是说，网民对于体制内各种流程和环节的不熟悉、不理解，也客观上加剧了双方冲突，也是引发舆情的重要因素。

当然，更要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通报，是历史沿袭的防“闹”、怕“闹”的思维的产物，依然追求息事宁人。一旦尘埃落定，地方就如蒙大赦，至于总结反思，常常无心无力。这也导致舆情成为一次次被放过的学习提升机遇。

多年以来，地方政府将应对舆情当做自己的天然职责，权力常常替代了法律，以利益交换、情绪安抚等手法代替了法律的裁决。虽说处理效果立竿见影，但是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那就是不少人就此无视法律，开始和权力博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闹”。一旦人多势众“闹”起来，地方政府常常步步后退，步步溃败，最终越过底线，和网民达成“城下之盟”，客观上又鼓励了闹的逻辑。

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网络舆情，在过去的历史上都能找到同样的类别、同样的痕迹，实际上，是同样舆情的多次重演而已，历史在原地打圈圈。这源于，地方政府总是满足于息事宁人，很少以法律法规的手段严肃应对处理舆情，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权力之手，结果导致舆情应对陷入了“周期律”的恶性循环，并在这个过程中，法治精神被冷落，实际是伤害了法治精神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就以武大的事件来说，虽说至今很多事件细节尚未公布，但是可以想到的是，自从法院在7月宣布肖某不构成性骚扰以来，武大管理层何曾有过一日安宁？今天回溯根源，更可能是当初防“闹”、怕“闹”，而拿出一个处分，当时以为就此可以息事宁人，高枕无忧，但是未料当初做法贻害无穷，到今天进退两难，步步是坑，并勾连诸多舆情风险，未来肯定还有乱摊子需要收拾。这是一堂生动的舆情课。

值得关注的是，网民对于武大事件的批判性围观，最大的武器就是上述的法院宣判结果。这意味着，法律才是网民更为信赖的裁决标准，而且是终极的标准。那些传统的舆情应对的方式方法，一旦时空条件转换，或者人心反转，更可能会被推翻，失去合法合理性，转而成为一枚回旋镖。比如当年的纪律处分，在时空中漫游两年之后，在今天遭遇了法律的最终裁决之后，又急遽原路返回，击打在了这所百年名校的身上。

如果我们在通报中，贯彻以法治的思维，而不再是以往防“闹”、怕“闹”的思维，这或许才是一种治理思维的重大跃迁，是个真正的进步。这意味着，我们的通报在平息事件、安抚网民群体情绪之后，更着眼于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社会的真正进步。

在舆情的应对中，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将舆情的成果固定下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重演，这需要在以下两点进行固化：

一是形成舆论的结晶。就是说，一个重大的舆情事件发生后，需要成为一个网络空间里的舆论成果，网民都视此为一种文化禁忌和善恶标准，并以此成为善恶的一个界定标准；

二是形成法治的成果。一个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相关法律需要完善，并且以打补丁的方式，推动法律在现实操作中顺利落地，以法治成果的方式，为社会圈定一个雷区，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或者发生就必遭法律的雷击

只有制度化、法治化才能确保小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并确保了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才是舆情应对的科学思路，真正做到以舆止舆，吃一堑长一智，优化社会土壤，实现社会治理的真正优化。

作者简介：

1. 燕志华 博士

2.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

8. “亮证女”事件：更好的通报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