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我是关丽媛，榆阳法院的一名法官，拿到司小军（化名）诉何磊（化名）、曹云（化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这起案子时，我先仔细翻阅了卷宗，那一串串冰冷的赔偿项目数字背后，是两个家庭的破碎与挣扎。
第一次见到小梅，是她来法院提交材料的时候。小姑娘身形单薄，眼睛红红的，却努力挺直脊背，一字一句陈述着父亲的伤情和家里的情况。她说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走得早，就剩她和爸爸相依为命，现在爸爸躺在医院，后续的治疗和生活都没了着落。看着她强忍着泪水的模样，我心里一阵发酸，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案子调解好，给这对孤儿寡母一个交代。
第一次调解，我把原被告双方都叫到了调解室。何磊搓着手，反复强调自己是打工的，没什么钱，出了这事也很愧疚，但实在拿不出太多赔偿款。曹云则坐在一旁，语气平淡地表示自己是雇主，车辆有保险，何磊负全责，自己不该承担主要责任。小梅坐在我旁边，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衣角，一言不发，可我能感受到她的紧张与无助。我耐着性子，给他们分析法律条文，讲事故责任认定，说小梅家的困境，可双方各执一词，第一次调解最终不欢而散。
走出调解室，小梅追上我，小声问：“法官阿姨，我爸爸的赔偿，能要回来吗？”我看着她满是期盼的眼睛，用力点了点头：“孩子，你放心，阿姨会尽力的。”
第二次调解，我单独找何磊聊。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了解到他家里也不宽裕，还有老人要赡养。我跟他聊生活的不易，聊小梅和她父亲的艰难处境，“小何啊，你也是为人子女，要是你家遇到这样的事，你希望对方怎么做？”何磊沉默了很久，最后红着眼眶说：“关法官，我知道错了，我尽量再凑点钱。”
第三次调解，我把目标放在了曹云身上。我给他详细解释雇主对雇员职务行为造成损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又拿出小梅在医院照顾父亲、省吃俭用的照片给他看，“老曹，你看这孩子，才十几岁，就要担起一个家的重担，她爸爸还躺在医院等着钱治病呢。”曹云的表情渐渐有了变化，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硬。
第四次调解，我把双方再次聚到一起，沟通各自的赔偿意愿。可到了具体金额上，双方还是谈不拢，调解再次陷入僵局。小梅在旁边，眼神里的光又黯淡了下去。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晚上回家都睡不着，一直在想还有什么办法能促成调解。
第五次调解，我提前做了充分准备，不仅整理了更详实的法律依据，还联系了小梅家所在社区，拿到了能证明她家困难情况的材料。调解时，我先让小梅讲了讲爸爸出事后家里的状况，小梅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就想我爸能好起来，能重新回家……”。何磊和曹云听着，脸上也露出了愧疚。我赶紧抓住时机，再次协调赔偿金额。这一次，或许是小梅的遭遇触动了他们，或许是我多次调解的执着让他们动容，何磊和曹云终于松口，同意了我提出的赔偿方案。
当听到曹云愿意赔偿13万元，何磊愿意赔偿2.2万元时，小梅猛地抬起头，眼里重新有了光亮，对着我和两位被告深深鞠了一躬。那一刻，我觉得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看着小梅拿着调解书，脚步轻快地离开法院，去医院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我仿佛看到，那个曾被阴霾笼罩的家，正透进温暖的阳光。
审 核：郭玉婷
作 者：宋沅霖
编 辑：刘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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