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交易涉掩隐案例：新掩隐案司法解释，如何认定“明知”？

作者：吴单，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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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高《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25版掩隐解释》）正式施行，同时发布了五个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典型案例。

其中，第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虚拟货币交易涉掩隐罪，案情如下：

被告人A某、C某、G某三人合谋通过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

其中，A某在网上与电诈集团取得联系，按对方指示提供G某的多张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G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负责用本人名义注册并登录OKEX交易平台。C某负责操作OKEX交易平台，将他人转入G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购买虚拟货币，随后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对方再按比例向A某等人支付提成。A某等人以上述方式帮助犯罪分子转移大量资金，其中已查实的涉诈资金共计50余万元。

法院认为，根据三名被告人的供述及从涉案手机中提取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三人明知所经手的资金系犯罪所得，仍利用虚拟货币等手段帮助转移犯罪资金，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情节严重。

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A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C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G某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从本案可以引出一个关键性问题：

基于《2025版掩隐解释》，这类案件将如何认定“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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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本意，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下称“掩隐罪”）的两个主观要件，分别是“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和“故意（仍予以掩饰、隐瞒）”。

关于“明知”的具体标准，2009年最高法《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在司法实务方面给出了指导，洗钱罪或掩隐罪中的“明知”，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换言之，该司法解释没有给出“明知”的具体概念，但就实务如何认定指明了方向，既要考虑当事人的认知能力、接触赃款赃物的情况、具体掩隐的方式等客观情况，也要审查当事人的口供，在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下才能定案。

随后，最高法发布的2015版、2021版《掩隐解释》仍未就掩隐罪的“明知”给出明确的概念，直到2024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规定，洗钱罪或掩隐罪中的“明知”，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证和证人证言等情况综合审查判断。同时，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至此，掩隐罪中“明知”的概念在洗钱罪相关司法解释中得以阐释，即“知道或应当知道”。

2025年8月26日，两高联合发布的《2025版掩隐解释》终于明文规定了掩隐罪的“明知”，其第二条规定，“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审查判断。

什么是“知道或应当知道”？

“知道”，指当事人在事实上清楚赃款赃物的性质、来源、数额，一般通过当事人的口供、同案人或上游犯罪人的供述、其他人员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定。

“应当知道”，指在当事人不供认也没有其他人指认的情况下，基于当事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职业背景、在案件中接触的信息、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交易行为、账户情况等客观证据，结合经验法则、常情常理来推定当事人在案件中不可能不清楚赃款赃物的性质、来源、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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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首典型案例中，办案机关是如何认定“明知”的？

“根据三名被告人的供述及从涉案手机中提取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三人明知所经手的资金系犯罪所得”，这表明当事人直接供认了自己是明知的，且涉案聊天记录（书证）也可以相印证，进而认定当事人对涉诈资金的来源、性质和金额，在事实上是直接“知道”的，不需要推定其“应当知道”。

司法实务中，办案机关通过审讯拿到当事人的供认笔录，再辅以书证、物证、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往往就能把指控证据“坐实”，这在证明力上也优于证据链不闭环而以推定证明方式作出的指控。

所以，不少办案机关为什么执着于“口供中心主义”，原因也在于此；反过来，在当前司法环境下，从辩护的角度，口供或讯问笔录做得好与坏，对当事人也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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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2025版掩隐解释》有关“明知”的认定标准，两高也专门指出，掩隐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实践中应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杜绝对这一主观要件把握不准、拔高认定的情况。尤其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掩隐罪时，要严格按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在黄龙检刑不诉（2024）4号一案，

公安指控，Z某（另案处理）在某贴吧看到高薪招工广告，后在明知是帮助电诈资金洗钱的情况下，安装了纸飞机软件并加了一个上线好友M某，M某提出每处理1万元提成50元且管吃管住管路费的酬劳。在M某的指令下，Z某坐车到某地与L某见面以验证其银行卡是否能取现。L某明知是用自己的银行卡给电诈资金洗钱，但为了拿到贷款，仍听从Z某安排给银行打电话预约取现23万元。后，L某在银行用自己的银行卡取出涉诈资金15万元后交给Z某，Z某转移给上线指定人员。

据此，公安指控L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经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认为公安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L某主观上对上游犯罪是否明知未查清，故其主观上是否达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认定标准存疑，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对L某（存疑）不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