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巴尔的摩小传：与优秀的人在一起，也将这份优秀传承给年轻人

导读

“有一年夏天，我在冷泉港参加了一个暑期项目，和乔治·斯特雷辛格一起工作。乔治是噬菌体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是一位非常有科学素养的科学家，虽然在领域之外并不出名，但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非常杰出的人。我和他一起做了一个暑期实验，那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他一直是我敬仰的人。”

“那年夏天，也就是我大学三年级后的夏天，在冷泉港，来了几个人，以前大家都常在夏天来冷泉港，包括德尔布吕克、卢里亚、利文塔尔和噬菌体学校的所有核心人物。”

以上是刚刚离世的大卫·巴尔的摩此前采访的回忆内容。正是通过对噬菌体的了解，巴尔的摩选择了病毒学领域，并日后在这个领域做出重要发现。

“我当时觉得噬菌体研究的鼎盛时期已经结束，噬菌体对分子生物学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它应有的程度，而我的职业生涯（毕竟还要5到10年才能开始我的独立研究生涯）应该另寻方向”。

巴尔的摩的成功，不仅源自于他对研究方向的选择，也与他遇到诸多优秀的导师、同行密不可分。

在他还是学术青椒时，身边就有一群出色的分子生物学，因此日后他功成名就时，也将这份优秀传承给自己的学生和身边的其他人。

如果对大卫·巴尔的摩如何对科学产生兴趣；他作为科学家的第一个十年是怎样的；逆转录酶的发现过程、诺贝尔奖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参看诺奖委员会2001 年 4 月 26 日的一个采访。

大卫·巴尔的摩 | 撰文

我对生物学的兴趣始于高中时期，当时我在缅因州巴尔港的杰克逊纪念实验室度过了一个夏天。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生物学研究，并亲眼目睹了生物学家们的工作；这段经历促使我在大学里主修生物学。

我后来进入斯沃斯莫尔学院，最初主修生物学，但后来为了完成一篇研究论文而改学化学。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最后两年，我曾在冷泉港实验室与乔治·斯特雷辛格博士共事过一个夏天。与这位伟大的导师共事和观察的经历，让我走上了分子生物学的道路。

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研究生学位，但当我决定研究动物病毒时，我离开了这里，前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跟随菲利普·马库斯博士学习了一个暑期课程，并在冷泉港学习了当时由理查德·富兰克林博士和爱德华·西蒙博士讲授的动物病毒课程。

1959年，巴尔的摩在冷泉港学习期间，他身边是大科学家Max Delbrück

我跟随富兰克林博士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完成了我的论文工作，之后继续在詹姆斯·达内尔博士的指导下从事动物病毒学的博士后研究。我当时已经发现研究病毒特异性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此我跟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杰拉德·赫尔维茨博士学习了一段时间，向一位精通酶学的专业人士学习。

我的第一份独立工作是在加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研究所，在那里我有幸与雷纳托·杜尔贝科博士共事。离开大学两年半后，我于1968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并一直留在那里。
1974年，我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癌症研究中心，在萨尔瓦多·卢里亚博士的指导下工作，因为我发现我的研究兴趣（之前主要涉及非致癌RNA病毒）越来越关注癌症问题。

1975年，我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在纽约休学，研究从病毒学转向免疫学的可能性。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后，我重新调整了实验室的方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致力于免疫学和病毒学的融合研究。如今，我对利用逆转录病毒载体改造免疫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在免疫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或许是鉴定出能够重排免疫球蛋白基因的蛋白质对，即所谓的RAG蛋白。这实际上是由两名研究生David Schatz和Margie Oettinger完成的。我们转而研究调节B淋巴细胞发育的转录因子，并发现了关键的转录因子——NF-κB。

我们主要利用Abelson小鼠白血病病毒永生化的细胞研究B淋巴细胞的发育。在研究该病毒导致细胞转化和癌症的能力时，我们发现其癌蛋白是一种酪氨酸特异性蛋白激酶。这在当时是一种独特的酶活性，也是由Tony Hunter发现的。这一观察促成了格列卫（Gleevec）的研发。格列卫是最成功的抗癌药物之一，也是第一个靶向癌蛋白活性的小分子药物。

在积极开展研究项目的同时，我发现自己对科研机构的管理工作充满兴趣，至今仍保持着这两种兴趣。我初涉行政管理，源于与杰克·怀特黑德先生的邂逅。他给了我一个创办小型研究所的机会，并由他出资。我们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成立了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这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主要致力于发育生物学研究。我成功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教师，怀特黑德研究所也因此成为一所杰出的机构。其中一位教师埃里克·兰德是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推动者，如今他又创立了怀特黑德研究所的分支——布罗德研究所。

1990 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和怀特黑德研究所来到纽约，担任我的研究生母校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由于我的一位合作者被控行为不端，影响了我的工作效率，我只在这个职位上待到了 1991 年。

1994 年，我回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但 1997 年又被调离，担任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的校长。过去八年来，我很荣幸也面临着管理这所伟大学府的挑战，我的妻子称其为最后的象牙塔。

学生时代，我学习的是物理科学，但作为一名生物研究科学家，我很少接触该领域的重大进展；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极大地拓宽了我对科学技术领域全面进步的欣赏。

参考资料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1975/baltimore/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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