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秋收起义

1937年5月，毛泽东（左三）与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由于国民党力量强大，共产党力量弱小，大多数武装起义都失败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次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决心。秋收起义受挫时，毛泽东依据实际情况，毅然改变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原定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他率领起义队伍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实行打土豪、分粮分资财，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军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终于获得成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则首次展现了领导武装斗争的杰出才能。

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说，“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了解的党”。在大革命后期，以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中国共产党“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自己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在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等人的错误指导下，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把中国大革命推向极为危险的境地，引起全党的强烈不满。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停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迫害共产党，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宣布一定要把革命进行下去。

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较量中，中共逐渐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是最大的被动。7月20日，李立三等人向中共中央建议，集中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通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7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但是，起义队伍仓促南下后不断遭到失败，起义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内对于武装斗争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受到批评和处分。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秘密举行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尽管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这次会议，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选举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4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他根据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他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大革命失败时，毛泽东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去四川，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共中央同意他的请求，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七会议闭幕后，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再次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表示，他还是愿意回湖南进行武装斗争。他说，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让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发动工农兵一起参加武装起义

为挽救中国革命，苏联、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最初的基本设想是，通过武装起义壮大革命力量，重新建设广东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后急于向广东开进，就是基于这种设想。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的初衷，也是要把革命力量汇集在广东。中共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巡视员提出的具体计划是，“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毛泽东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

然而，领导武装起义需要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这对于毛泽东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毛泽东过去领导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面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严重形势，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湖南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变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了认真的调查。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8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有人在讨论中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提法只是毛泽东的个人观点，与中共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不一致。8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复信中，虽然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共中央指示信，实际上是批评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同时，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明确的暴动纲领。

秋收起义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形势，容不得再争论下去，必须扎实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了。对于这一点，大家逐渐达成共识。剩下的工作，是如何组织这次起义了。当时，无论中共中央，还是一般党员，普遍认为暴动应该依靠工农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以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尽管这已经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态度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强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集中力量，首先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湘潭县、宁乡县、醴陵县、岳阳县、浏阳县、平江县和江西省萍乡县安源煤矿在内的地区发动起义。同时决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易礼容任行委书记，以中国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经过中共湖南省委的艰苦工作，当时能够参加秋收起义的革命武装还是可观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

在江西省修水县，驻扎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该团停留在这一带。这支部队以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为基础组建，由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早期著名军事骨干卢德铭担任团长。此外，还有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以及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骨干。以上部队和工农武装，是起义的主力。

在江西省铜鼓县，有一支未能赶上南昌起义的湖南省浏阳县农民起义部队。

在江西省萍乡县安源煤矿，有一支拥有6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此外，这里还聚集有来自湖南省醴陵县、衡山县的农民自卫军和江西省萍乡县、安福县、莲花县的农民自卫军。

八一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革命军旗帜，八七会议规定今后武装起义仍然打国民革命军旗帜。那时国共关系刚刚破裂，打这面旗帜对于争取国民党左派是有益的。毛泽东却认为，此时国民党已经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而国民革命军则成为军阀的招牌。秋收起义必须打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帜，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心，才能便于人民群众将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区别开来。毛泽东主张，秋收起义军应该毫不犹豫地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前往江西省萍乡县安源煤矿和铜鼓县，主持召开秋收起义军事准备会议。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湖南秋收起义的指示，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会议决定，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师长余洒度，党代表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第一团，由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大部、平江工农义勇军、罗荣桓率领的鄂南农军编成，团长钟文璋。第二团，由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赣西部分农军、醴陵部分农军编成，团长王新亚（王兴亚）。第三团，由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个营、浏阳工农义勇队编成，团长苏先骏。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共计5000人。

秋收起义形势图

起义前的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大多数人已经从血的教训中开始懂得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在如何运用枪杆子的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决策层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先夺取城市，然后实现全国胜利。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党组织有关湘赣边界地区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关。这是毛泽东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军事领导职务。

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要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江西省萍乡县安源煤矿。走之前，他先送杨开慧回到长沙市郊区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后来，杨开慧未能逃过国民党当局的搜捕，遭到杀害。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会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县、铜鼓县、安源煤矿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会议布置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大军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江西省铜鼓县的湖南省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江西省修水县的警卫团，一起向湖南省浏阳县进攻。因为这路军的军事力量较强，所据地势较险，浏阳县又逼近长沙市，进可战退可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江西省铜鼓县，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会议对安源工作也做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醴陵县，对长沙市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县、安源煤矿，使国民党军断绝工农革命军的退路。

9月6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程：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他立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即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还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唐生智曾指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江西省萍乡县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9月6日，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于是宣布：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5日；每日晚10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

毛泽东在安源煤矿做好准备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县。不料，他赶到浏阳县张家坊村时，被民团清乡队抓住。在押送途中，毛泽东乘隙跳下一个水塘躲藏起来。水塘周围长满很高的草，敌人始终没找着他。天黑后，毛泽东走出水塘，终于脱险。

力主在湘赣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原定日期爆发。但是，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从实际情况来说，这个起义计划是难以实现的。

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到达湖南省平江县东郊金坪。起义前夕收编的贵州省国民党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9月14日，第三团在进攻湖南省浏阳县东门时，因力量弱小而失利。9月16日，第二团在攻克醴陵县、浏阳县后，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遭受了严重挫折。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工农革命军需要立刻做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但是，继续进攻长沙，会导致全军覆没。看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工农革命军各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鉴于暴动受挫，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方向。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做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固守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市，把工农革命军向南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毛泽东的主张，议定工农革命军向湘南撤退。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自己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同强大的国民党军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因此，上述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倒退，其实是一个跳跃性的进步。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在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做出这个决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做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决议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后的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工农革命军在浏阳县文家市住了两夜之后，便沿着湘赣边界南下。湖南省国民党军战斗力较强，而江西省国民党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的围追堵截。毛泽东走在战士中间，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勇往直前。行军途中，毛泽东接到宋任穷从中共江西省委带来的信，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江西省宁冈县（今井冈山市）境内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新亚讲过，现在又得到证实，心里十分高兴。

一开始，工农革命军向南行进是顺利的。但是，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遇到了国民党军重兵。9月25日，在改道向江西省莲花县方向前进时，后卫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伤亡约300人，枪也损失约300支。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部队撤退英勇牺牲，毛泽东十分悲痛。

这一天，中共江西省莲花县党组织在得知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此地后，立即派人前来联络。毛泽东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有90多人被关押，而国民党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的情况后，立即主持召开前委会，决定攻打莲花。

9月26日，工农革命军在当地工农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莲花县城，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接着，打开粮仓分粮，接济贫苦群众。这是工农革命军自文家市南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一度低落的士气又高涨起来。

三湾改编

工农革命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时有指战员伤亡。有些贪生怕死的人开始退缩，随时准备逃跑。连续行军，部队给养得不到保障，有人受不了艰苦，不辞而别。经常风餐露宿、冒雨行军，疾病流行，一些人掉队，少数人死在路旁。此外，工农革命军中既有原国民革命军官兵，也有原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官兵，还有工人、农民赤卫队员，成分复杂，思想作风不统一。因此，工农革命军在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同时，还要同自己内部的各种危害做斗争。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里群山环抱，国民党军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5天，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是自秋收起义以来，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工农革命军决定将已经不足1000人、仅700多支枪的队伍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师长余洒度宣布了整编命令和新编制军官名单：团长陈浩；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另外，成立一个军官队和一个卫生队。

余洒度宣布整编命令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要走，最好打个招呼。现在宣布，愿留则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希望走的同志回到家乡要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在中国旧军队，枪毙逃兵是通常的做法。但是，毛泽东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化解了起义队伍中的逃兵问题。在以后的艰苦斗争中，秋收起义官兵每当回想起毛泽东的讲话，仍感到热血沸腾、信心百倍。

接着，毛泽东宣布，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起义队伍的领导，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领导。他还提出，在部队内部要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烦琐的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队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为了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士兵委员会可以提出批评以至予以制裁。

罗荣桓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最后说：“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不止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个营，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三湾改编使起义队伍战斗力集中，指挥灵便。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似一阵春风，使起义官兵感到特别温暖，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景。三湾改编的原则和精神，成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基础。因此，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毛会师井冈山

在三湾休整期间，毛泽东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中共江西省宁冈县党组织取得联系，还和驻扎在宁冈县茅坪的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取得了联系。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受到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的迎接。工农革命军进入江西省井冈山地区，到达了进军的目的地。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省莲花县、永新县、宁冈县、遂川县和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茶陵县等。这个地区处于湘赣两省边界地区，反动统治力量较薄弱，又有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供利用。工农革命军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湖南、江西，乃至湖北。在革命者的宣传鼓动下，这里建立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大革命农民运动的影响下，这里的工人、农民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各有60人枪。这里地势险要，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力量。

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截至1928年2月底，随着工农革命军作战胜利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辖地区包括宁冈县全部，遂川县西北部，永新县、酃县、茶陵县各一部。4月，南昌起义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参加秋收起义的官兵，成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先驱。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秋收起义的官兵中，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宋任穷、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黄永胜，以及后来上井冈山的赖传珠、钟期光等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刘先胜、杨梅生、张令彬、郭鹏、韩伟、赖毅、谭希林、谭冠三等8人，被授予中将军衔。王耀南、龙开富、杨世明、余光文，以及后来上井冈山的李贞、曾敬凡、潘振武等7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