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的“口交卖淫案”：属地检察院认为不犯罪，公安交异地起诉

撰文| 刘虎

2024年3月12日早晨，53岁的圣嵘仙女士从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的家中被镇江市下属县级市丹阳市公安局警员带走，送往丹阳市羁押接受调查。

两天后，圣嵘仙被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此时，距离她主动将自己经营的两家足浴店停业已经两个月。

圣嵘仙不久之后得知，她与前夫的儿子、长期独立生活的曹俊磊，也被丹阳警方抓捕，办理刑拘手续后，被“指居”在“信访中心”两层铁门把守的平房中。

丹阳市法院。刘虎摄

4月26日，圣嵘仙被丹阳市检察院批捕逮捕，结束“指居”，转送羁押在镇江市看守所。经过丹阳市法院四次开庭，至今仍未判决，其羁押已一年多。

迟迟未能下判，在于最基本的问题仍未解决，即：圣嵘仙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组织卖淫罪”？

01

罪与非罪仍有很大争议

根据该案《起诉书》，2021年至2024年2月，被告人圣嵘仙伙同两名被告人，在镇江市润州区经营“荷塘月色”会所和“爱尚”足浴，雇佣多人作为场所工作人员，并招募卖淫人员十余人以“口交”的方式从事卖淫活动。

庭审记录显示，这两家场所除了“口交”色情服务外，也提供正规的足疗按摩等服务，管理层多次强调不允许提供口交以外的性服务。

有法律人认为，在中国目前法制框架下，以行政手段处理类似的边缘性方式的卖淫，并不会让卖淫泛滥；而泛刑事化，尤其是各地标准不一，反而给趋利执法的公务人员留下寻租空间，对防止性病等社会目标并没有帮助。

争议点何在？在圣嵘仙开庭期间，最戏剧性的一幕是这样的：

圣嵘仙的律师拿出一本由原最高检检察长、现最高法院长张军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最高检组织编写的“全国检察机关十大业务系列教材”《普通犯罪检察业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

最高检组织编写的《普通犯罪检察业务》。刘虎摄

翻到第391页，关于“关于非传统型卖淫服务的定性”章节中写道：

当前，对于“卖淫”的概念，理论界争议较大，而司法实践中标准也未统一。尤其是在公安部于2001年1月作出《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之后，各地的做法不一。

之后的《刑法修正案（九）》和2017年《涉卖淫刑案解释》也并未解决此问题。有关解读曾对非传统型卖淫持分别对待的观点，认为考虑到肛交、口交是同性卖淫的主要方式，且异性卖淫也可以采取肛交、口交的方式，两者与传统型性交卖淫的共性都是一方生殖器进入另一方的体内，均属于进入式活动，并且从传播性病的角度看，此三种方式均可引起性病的传播，因此认为不能将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局限于性交行为，对于性交之外的口交等进入式的性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但是由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手淫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因而对相关行为就不宜入罪。

这本教材明确提出，“我们认为，由于如何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卖淫’一词，刑法和《涉卖淫刑案解释》等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且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肛交、口交、手淫等非传统型卖淫服务目前不宜纳入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范畴。”

目前该书已经出版到第八版，相关内容没有修改。

律师当庭询问圣嵘仙，是否读过这本书。圣嵘仙表示，她正是专门买来这本书，查阅相关表述后，并咨询了一些朋友，认为最新的司法实践中，“口交”服务虽然仍然是违法的色情服务，但一般只涉及行政处罚，不应入刑，因此才在自己开业不久的足浴按摩店里增加了这一服务。

圣嵘仙在庭上则表示，说自己学最高检教材难道学成罪犯了？是否可以索赔？退书退钱？

02

各地实际做法不一，2022年后普遍趋势是不起诉

圣嵘仙的退书退钱的说法可能只是激愤的段子。

根据我国《刑法》第358条规定，组织卖淫罪是重罪，起点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罪与非罪意义重大。

“罪刑法定”原则排在《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首。《刑法》第三条的原文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条文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丹阳市公安局。刘虎摄

“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不仅关乎公民的自由权、财产权等重要权利的保障，也关乎现代国家权力的规范行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它是国家法治和公民自由的基石。

在人大立法、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说法的前提下，异性陪侍、异性按摩中发生的打飞机（手淫）、口交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意义上的卖淫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各地此前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但普遍的趋势是将其保留在刑法之外，交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

庭审中，圣嵘仙的律师列举了广东省珠海市法检的一份文件，即珠海市中级法院、珠海市检察院《关于统一部分案件法律适用的纪要》明确规定本案情形为无罪。

这份《纪要》对关于刑法意义上“卖淫”行为的认定，明确规定，传统意见上的“卖淫”，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获取金钱或者财物以及其他利益，与不特定的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对于提供“口交”“手淫”“胸推”等色情服务的行为，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及刑法的谦抑精神，不宜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而应依照行政法规予以处罚。

2022年最高检组织编写的《普通犯罪检察业务》出版以来，全国各地的司法实践普遍已经认定，将其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更符合法治精神。很多类似案情的案件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或无罪判决，很多公安机关转治安案件进行行政处罚。

各地公安机关转“口交”刑事案件为治安案件行政处罚处理的统计表（此页展示为山东省）。受访者提供

例如，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法院曾分别以两份《刑事判决书》对余周等四名被告人、杨彪等三名被告人认定存在“口交”行为而判决其构成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

两案经二审上诉、发回重审后最后改判无罪或检察院撤回起诉而认定无罪。2024年11月，源城区法院作出7份《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7名被告人共数百万元。

03

维护起诉标准全国统一

圣嵘仙的律师在庭审中提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实行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领导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全国检察机关有遵照执行，维护全国司法统一标准的义务。

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最高检官方教材的相关解释，应被认为目前诸多解释中最有效力和权威的一种，尤其是各级检察部门有执行的义务。这也是2022年以后，全国司法实践中，对类似案件中，普遍以不起诉或者无罪结案的根本原因。

2022年，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在全国检察机关“十大业务”系列教材出版座谈会上讲到了编撰这本官方教材的初心。

据童建明的说法，此次“十大业务”系列教材是，加强学习贯彻最高层法治思想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铸魂工程。《普通犯罪检察业务》特别指出“小案”内含“大政治”。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副厅长罗庆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普通犯罪检察业务》从检察办案角度对个罪的司法认定、证据运用的疑难问题进行专门阐述，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罚适用等问题，进一步推动诉讼制度和犯罪治理现代化。

因此，“十大业务”系列教材规格极高：编审委员会主任是张军，童建明担任副主任；《普通犯罪检察业务》的主编是陈国庆（最高检副检察长）、万春（中国犯罪学学会会长）、车浩（北大法学院副院长）。

丹阳市检察院。刘虎摄

穿透政治话语，只从法治角度看，最高检编撰官方教材，并对刑事法律犯罪构成和定性标准做出解释，其权威性毋庸置疑；维护全国司法标准统一的大背景下，地方法院、检察院对可能擅自扩大刑法解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做法应该有所警惕。

在这个具体解释中，除了最高检教材代表的观点外，最高法也有权威法官支持类似的谨慎解释。

胡云腾（原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研究室主任）在《谈谦抑原则在办案中的运用》一文写到：

“多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起草关于组织、强迫卖淫犯罪的司法解释时，有种观点就主张对口交和‘打飞机’之类的色情行为解释为卖淫，但我们秉持谦抑的理念，没有对这种犯罪入刑，我至今认为这是正确的”。

圣嵘仙案件中，一个值得一提的情况是，侦办这一案件的镇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曾与圣嵘仙所在的润州区检察院接洽批捕，但该院负责刑事检察业务的专职委员直接表示，根据最高检相关政策，只涉及口交案情的，不认为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组织卖淫罪。

正是因为在润州区无法得到检方认可，镇江市公安局办案人员才将该案件指定由愿意配合起诉的丹阳市管辖，据说还约定了“罚款归市局，任务指标和政绩归丹阳”。

04

趋利执法、程序违法隐约可见

圣嵘仙案事实上由镇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一位副支队长牵头，具体手续交由丹阳市公安局出具和办理。

案件办理过程中，程序违法所在多有，而背后则通过办理这类的涉及色情服务，榨取巨额罚款、罚金的趋利执法的动机隐约可见。

2024年3月19日，被刑拘后不到五天，圣嵘仙就被送往丹阳市开发区派出所对面的约克宾馆一楼的单独场所“指居”。

圣嵘仙被“指居”地。这是一处与客房以铁门隔离开的灰色场所。刘虎摄

律师们认为，原因是办案机关在前期侦查和抓捕后询问中得知，圣嵘仙的确没有传统卖淫行为。为了顺利拿下圣嵘仙认罪认罚的口供，必须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环境下对其施加最大压力。

为达成这一目标，此后办案机关较长时间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律师多次电话、短信申请，承办公安电话均不接听，短信也不做任何回复。

2024年3月22日，圣嵘仙被羁押后第一次会见律师，却是在丹阳市南环路派出所的提讯室，律师旁边坐着一位女警。这还是圣嵘仙的律师和家人多次投诉，并前往丹阳市检察院提出要求检察监督，才换来的会见机会。

据圣嵘仙所述，监视居住期间，办案机关白天把其关在留置室牢房或询问室一整天，并给她带“黑头套”并带手铐站在墙角罚站，直到她多次表示“身体不适已经站不动了”，崩溃大喊“你们不要再逼我了”。一直到夜里12点，她才被允许睡觉。睡觉时手铐也必须全程携带，早晨六点就把她喊醒。

为了迫使圣嵘仙尽快认罪，办案机关同期还以涉嫌隐匿违法所得罪名，抓捕了圣嵘仙的独生子。在讯问时候，多次以家人朋友，尤其是其子对圣嵘仙进行胁迫、引诱和威胁。

曹俊磊虽然是圣嵘仙的独生子，但圣早年离婚、再婚，曹俊磊长期独自生活、上学，在南京创业，经营医疗美容、牙医等业务，收入丰厚稳定。

办案机关查询曹俊磊经营流水后，明知其与圣嵘仙并无经济往来，更谈不上参与组织卖淫的客观事实，但为了能够逼迫圣嵘仙，强行将曹俊磊刑事拘留30天，后又“指居”15天。

9月初，笔者前往查看，这是位于丹阳市公安局北门、挂着信访服务中心牌子的一处平房。

圣嵘仙儿子被“指居”地。刘虎 摄

曹俊磊涉嫌的罪名，从刚开始的组织卖淫罪，后又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办案期间，警方人员又引导曹俊磊，要求他把存在理财里的资金赎回，以“帮助母亲退赔200万，可以减轻罪恶”等说法，诱导其造成犯罪的既成事实。

为了给圣嵘仙上手段，办案人还故意安排分别被指居在两处的母子，分别被带往一处办案点，故意让圣嵘仙远远看到儿子身穿囚服被抓的样子。

知情人士透露，牵头该案的一位蒋姓副支队长，“办理初期，他声称目标是营收2000万。”

05

办案警察带着家属见到被指居中的嫌疑人后，一位与其相同姓氏者收下五万元

除了办案机关的诸多违规操作外，该案的趋利性甚至渗透到更微妙的层面，勾兑律师渗透成为办案机关的“第二公诉人”。

多位被告人家属称，在家人刚被刑事拘留后一天内，就接到江苏江成（丹阳）律师事务所一位姜姓女律师的电话，声称自己有“内部渠道”。

前检察官姜云律师。图据网络

根据公开资料，这位1983年出生的女律师毕业于常州大学法学本科专业，2006年9月至2020年2月在丹阳市检察院工作，2020年2月起执业于江苏江成（丹阳）律师事务所。

曹俊磊质疑：自己被抓后，留下了小姨的联系电话，而小姨随后就接到这位姜云律师的电话，声称自己长期在丹阳检察院工作，有亲戚担任副检察长等职务等。

姜云既是丹阳检察院出身，本应回避丹阳的案子。但她直接联系了曹俊磊和朱斌的家属自荐作为律师。知情人士分析称，曹俊磊和母亲完全没有经济往来，警方抓他只是为了向圣施压，因此不太可能报捕；而另一个被抓的朱斌的情况则更为荒谬（详情见下），因此，作为这两人之一的律师，都不用提交代理程序给检察院，不触发回避规定。

2024年3月12日同案被抓的多人中，有一个人叫朱斌，是足浴店收银员殷妮娜的老公。

殷妮娜很硬气，多次拒绝明确检察官要求的“认罪认罚”后可判缓刑的要求，明确表示说司法解释规定收银不构成协助组织卖淫，自己不犯罪。检察官无奈地和她说，别和我说司法解释，又威胁她说，“如果主犯无罪，你就无罪；主犯有罪，你不适用缓刑，会被判实刑。”

朱斌的本职是在公交公司上班，和足浴店完全没关系，只是偶尔下班后会来足浴店等殷妮娜下班。他没有领取一分钱，被刑拘了30天后被释放——对他的抓捕，一方面是给殷妮娜施压，另一方面看可能是搞钱。

朱斌给办案机关留下的联系人是父亲。其父没文化，接到电话后让姜云联系朱斌的一个朋友。这个不知朱斌涉入有多深的朋友，帮忙付了5万元律师费给姜云律师。

姜云是如何从办案机关获取这些嫌疑人家人的联络电话？她收的高额律师费流向何处？

除了联系曹俊磊和朱斌的家属外，姜云还联系了其他多位被告人的家属，由于她已接受朱斌父亲的委托，加之回避规定，她推荐自己的朋友作为委托律师，自己则在背后指挥。

另一位被告人杨某某的父亲告诉笔者，2024年3月底，在儿子被带走15天后，他接到了一个姓蒋的南环路派出所的承办民警的电话，说可以带他见他儿子。

“我于第二天两点多去了南环路派出所的办公室，见到了我儿子。我儿子一直在哭。姓蒋的承办人问我们需不需要找律师。我们说需要。姓蒋的民警给了我们姜云律师的电话号码。我和姜云联系了，姜云和我说其父是丹阳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她需要回避。但可以给我介绍他师傅贡律师。第二天我和我老婆、儿媳妇在姜云律师的带领下，前往了贡律师的办公室。在姜云律师的见证下，我把50000元转进了姜云律师给的一个叫蒋谦倩的个人账户里。蒋谦倩和跟我联系的承办民警是一个姓氏。

杨父说，他的律师费没有进律所，而是被姜云要求转进了一个叫“蒋谦倩”的个人账户。蒋谦倩和承办民警“蒋华”是一个姓氏。刘虎摄

在这个背景下，几位受到蒙蔽的当事人家属都委托了姜云推荐的律师，收费每人5万——姜云虽然不是受委托律师，代理律师们却和家属说，要和姜云多沟通。

这几位勾兑派律师不仅没有全力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还极力说服当事人“认罪认罚”。杨某某的父亲说：“第一次开庭的前一晚，我和贡律师联系，请他做无罪辩护。他叫我与姜律师联系。我和姜律师打电话，她说她没有准备无罪辩护，只能做罪轻辩护。我说那你就不要说话吧。结果第二天贡律师还是充当‘第二公诉人’。我于第一次开庭后辞退了贡律师。”

姜云等律师与办案机关的这种深度勾连，更凸显了案件的“图利搞钱”属性。当事人表示，将向司法局投诉这些律师，并追问办案机关人员如何泄露案情机密信息，以及查清在其中的利益往来。

该案的一次开庭中，辩论环节，公诉人邱伟毅当庭承认，目前刑法和司法解释确实没有明确“手淫”“口交”是犯罪，他们自己（或可理解为丹阳检察院）也认为这个案件存在争议。

但对律师关于该案办理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是否违背最高检官方教材的观点，邱伟毅拒绝回应。

9月10日下午三点，圣嵘仙家属在丹阳法院门口偶遇检察官邱伟毅。家属说：“邱检，这个事最高检明确了不是犯罪，你们为什么这么搞？”检察官犹豫后回答家属说“这个事情查了这么久，背后的事情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