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薪酬改革方案落地

金融圈的年终奖，依然是悬而未决的悬念。

2025 年快过满九个月，不少银行、券商员工还没等到 2024 年的年终奖。往年这时，春节前预发、年中结清的惯例早该兑现。

拖到现在不是没钱发，是在等一张纸。

最近，这张纸终于发了下来。

据财新报道，财政部的薪酬改革方案已经下发到 27 家中央金融企业总部，红线划得清清楚楚。

集团 “一把手” 年薪卡在 100 万。子公司负责人不能超过 300 万。往下的层级按梯次递减，严禁下级收入高过上级。

固定工资占比被钉死在 35% 以内。绩效、年终奖、延期激励不管玩什么花样，都得在财政部批的薪酬总额里打转。

有人算了笔账，头部券商前几年年薪千万的 MD，现在顶格也就拿三分之一。中信证券高管总薪酬直接跌了 69.61%，属于大腿斩了。

这场改革专盯 “头部”。

总行、集团总部的中高层最难受，处级以下员工倒还好，基本能保住饭碗。

但别以为基层就能独善其身。某头部券商投行员工说，今年项目组全年无休，据说年终奖也才 10 万。

薪酬结构早变了味。中金公司投行曾有 12个月年终奖，现在连影子都难见。有的老牌券商开始控制厕纸供应，高管的公务舱也换成了经济舱。

更狠的是追溯机制。有机构已经开始追讨前三年发超的薪酬，高管和基金经理是重点。想离职？先把多拿的钱退回来。

市场早有预兆。2022 年 “月薪八万” 的工资条上热搜后，降薪就成了行业常态。这两年券商裁员超 万人，基金经理离任数连创纪录。

改革分了两条线。券商、资管这些市场化机构还能留口气，允许个别岗位灵活调整。再保险、金融科技这类非市场化部门，必须严格对标集团标准。

但所谓的 “灵活” 早已是镜花水月。民营金融机构前几年狂飙突进的日子早就过去，暴雷潮后市场份额被国企蚕食大半。

现在的金融业务明显向国企集中。大企业授信、政府平台项目基本被国有大行垄断，市场化机构只能抢些边角料业务。生存空间本就狭小，改革带来的人才、资源分流更让它们雪上加霜。

这场改革看似只圈定央企，实则把整个行业都拖进了调整期。

有人骂 “一刀切”，有人却觉得早该如此。

现在的逻辑很明确。金融央企要回归公益属性，不能再用高薪刺激短期冒险。牌照带来的溢价，不该变成少数人的福利。

这也导致人才流失的速度比想象中更快。2025 年8月下旬，中金公司内部传开一则消息。效力 17 年的股票业务部香港区域执行负责人李艳琳递交了辞呈。这位从基层一路做到 MD 的老将，终究还是选择告别。

在此之前，中金自己培养的最年轻MD蒋志巍，已经跳槽去了德意志银行。知情人士透露，蒋志巍在中金降薪后年收入缩水至一两百万元人民币。德银开出的价码是200万年薪，单位是美元，差距近十倍。

外资行成了高薪避风港。近一年港股IPO火爆，不少头部机构的核心团队被整体挖角，有人带着项目跳槽，临走前还带走一批客户资源。

但更多人选择留下。一位国有大行中层说，虽然降薪，但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毕竟现在外面的工作更难找。

朋友圈里流传着一张图。某券商员工把司歌歌词改成 “奖未发，心已冷”。这成了当下金融人的真实写照。

凛冬真的来了。不是周期性的降温，而是无尽冬日。

有人说这是行业回归本质，是脱虚向实，金融本就该服务实体，而不是自己先赚得盆满钵满。

这话，表面听着确实在理。

可往深了想，这话恰恰戳破了当下的本质，我们依然停留在生产性社会里。

人在这里是工具，而非目的，也并不是消费的主体。

过去几十年，经济体的核心是 “资产建设”。生产的终点从不是消费，而是凝固成新的资产。银行的钱流出来，经过企业和工人的手，最终变成钢筋水泥。这些财富没变成工资流向劳动者，再通过消费回流企业。它们变成了债务，沉淀在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

工资只是这个循环里的中间成本，从来不是最终目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生产力足够养活全世界，工资却在不停降，裁员潮持续蔓延。

因为我们要的是完成建造循环，不需要为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负责。话说你会让家里干活的牛马天天吃好喝好不干活吗？

但是等到建造的潮水退去，容易摘的果实没了，工资增长的引擎自然就停了。经济学里说 “一切都是因为消费，一切都是为了消费”，过去的奇迹其实早印证了这点。

不完成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财富创造终究是两代人一轮回的周期律。

转型的关键，说穿了就三个字：动分配。尤其在人口老化、增量难寻的当下，不动分配想修补资产负债表，难如登天。

怎么动？

格隆的观点很透彻，核心是三个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要调财权和事权，信贷资源要在国企与民企间再平衡，国民收入要向居民端倾斜。这三个方向，都得往后者大幅靠拢。

这三个分配关系具体该怎么动，不能说不能说。

金融行业的降薪潮，不过是这个大命题下的小注脚。

真正的改革，从来都在账本的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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