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最后一位太上皇：龙椅上的病人，撑不起的皇冠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权力场上更是如此。若最高掌权者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其权力也会逐渐被转移甚至剥夺。

这一点上，唐高宗李治很有经验。不幸的是，在唐朝政权再次危机四伏的时候，祖传的头风病再次找上了他的子孙——唐顺宗李诵。在位还不到一年的李诵，也成了大唐最后一位太上皇。

衰落的暗夜凄风苦雨不断，唐朝在泥沼中逐渐沉沦。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诵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已经接近尾声。两年后，他的父亲唐德宗李适作为名义上的主帅最终成功平叛。但此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形成了节度使职位父子相传的潜规矩。

李适当了皇帝后想进一步削弱藩镇力量，他以藩镇节制藩镇的军事策略最终却引发了“泾原兵变”，前去平定藩镇之乱的泾源兵马反而攻入长安烧杀抢夺，逼得李适不得不像唐玄宗李隆基一样逃离长安。

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天子，此刻惶惶如丧家之犬。威望和信心这种东西，一旦丢失是很难找回的。

此后，藩镇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而中央权力随之越来越小。

还有很糟糕的一点是，在“泾原兵变”中，原先对宦官专权干政极度厌恶的李适最终却是被身边的宦官们保护着逃离长安，这样的遭遇也让他开始器重宦官，并开启了唐朝宦官掌握禁军兵权制度的先河。

安史之乱后，唐朝在与周边外族抗衡中也基本处于下风，疆域开始不断缩水。

李诵接手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

《新唐书》记载李诵“为人宽仁，喜学艺，善隶书，礼重师傅，见辄先拜。”

值得一提的是，“泾原兵变”中保护皇帝李适的除了宦官，还有身先士卒、勇猛刚毅的太子李诵。性格宽仁、有文化、善书法、懂礼貌，崇文尚武的李诵可谓是一个优秀的储君。

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被立为皇太子，到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登上帝位，李诵二十六年的太子生涯见证了唐朝的衰落疲敝。他暗中积蓄力量，组建起自己的智囊团，等待君临天下时能够大展宏图，重振大唐。李诵的身边逐渐也聚集起了像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才学之士他时常与贤士们探讨时弊，谋划未来的改革蓝图。

然而，就在登基前一年，44岁的李诵突然得上了老李家祖传的风疾，身躯麻痹、口不能言。李适病重期间，同样病重的太子李诵都不能前往看最后一眼。

李适死后，坐在皇位上接受群臣朝贺的李诵只能做个“无声天子”，旨意全由身边的宦官代为传达，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算是一个特例了。

当上皇帝后，李诵改元永贞，立长子李纯为太子，并任用王叔文等东宫旧部进行新政改革，相继废除宦官主导的“宫市” “五坊”等享乐设施，同时罢免腐败官员、废除苛税、收回藩镇部分财权等。

但是这个时候，李诵的病情却越发严重起来，基本只能卧病在床，百官奏事也只能在帷帘之中，看李诵点头或者摇头来决定政事。

在古代中国的皇权体制下，皇帝是国家运转的核心枢纽。一个无法履行职能的皇帝会对整个帝国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

皇帝无法有效理政，必然造成权力真空。革新派在打击由来已久的宦官势力和藩镇势力过程中，风疾缠身的李诵却无法亲自出面掌控大局，而作为皇帝近侍的宦官又有着近水楼台的机会。

根基浅薄的革新派们很快就遭到了宦官势力和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扑。

在唐朝，权力的斗争一旦开始，势必伴随着流血。尤其对于专权日甚的宦官集团来说，一旦革新派成功掌握权力，他们自己就将失去权力甚至性命。

一场政变又要开始了。

掌握禁军兵权的宦官俱文珍等人先是拒绝执行革新派在禁军中任命将领的决定，又假传诏命免除了翰林学士王叔文参政的权力。永贞元年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的支持下，太子李纯总领军国大事。

很快，永贞元年八月，俱文珍联合翰林学士卫次公等人逼迫李诵退位，禅位于太子李纯，最高权力的“置换”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发生了。

当了二十六年的太子，坐上皇帝宝座却只有八个月。李诵因此成为唐朝当太子时间最长和当皇帝时间最短的君主，永贞革新的成果也很快化为泡影。王叔文、王伾被杀，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到地方任司马。

身体是事业的根本，权力是需要亲自掌控的。李诵糟糕的身体素质使他完全丧失了掌控权力的生理基础，从而被身边的宦官、权臣轻易地当作傀儡并最终抛弃。

大唐历史的这一页匆匆翻过，留给后人无尽的唏嘘。一位有心振兴王朝的皇帝，败给了自己的身体，这或许是最令人无奈的失败方式。

看来，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必须首先拥有一副能够承载其权力野心的强大躯体。

当上太上皇不到一年，公元806年正月，李诵在兴庆宫病逝，庙号顺宗。一个“顺”字，拿来参看李诵的帝王生涯，何其讽刺！

虽然唐朝之后有李纯治下的“元和中兴”，但李纯本人被宦官拥立又死于宦官之手，唐朝的阉宦之祸也愈发严重，后面每一任皇帝都要面对权倾朝野的宦官。加上党争倾轧和由来已久的藩镇割据，唐朝最终被历史抛弃，无法挽回地走向了分裂与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