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仁先生一路走好

最近两天从沈宝祥教授（今年93岁）那里，获悉曾经担任胡耀邦秘书和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的陈维仁先生于10月3日去世。

沈宝祥教授说：“陈维仁同志逝世，深感悲痛！维仁同志是我1965年1月到中央高级党校后认识的第一位同事。那时，他是林枫校长的秘书。 1977年3月中央党校复校后，他于5月初任胡耀邦同志的秘书。我们一起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办《理论动态》，也办一些耀邦同志交办的事。以后，维仁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协助第一副校长蒋南翔掌管全面工作。我很钦佩维仁同志为人办事的风格”。

（晚年的陈维仁）

胡耀邦有个三个得力助手都是生于1924年，他们分别是朱良、陈维仁和钱李仁，并且三人出身背景类似，都是富家子弟，在名校求学（陈维仁是西南联大，朱良和钱李仁是圣约翰大学），都是思想开明，在各自领域对于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都是长寿无比、迈过百岁门槛，虽说现在医疗条件好了，但是百岁男士还是很稀有的。

陈维仁先生的家乡在云南楚雄，1944年升入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解散后，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师从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建国初，陈维仁进入人民日报社，成为邓拓的秘书。似乎冥冥之中他与秘书职业有缘，后来又担任两位重要人物的秘书。

邓拓对参加政治大批判没有兴趣，也不鼓励陈维仁去当批判手，反而鼓励他多读书、多研究问题。1957年，邓拓因为对反右不积极，被批判为“按兵不动”、“死人办报”，被调离岗位，职务由吴冷西接替，陈维仁也就等于失业。

此后不久，陈维仁进入中央党校进行政治学习，反而“因祸得福”被新来担任校长的林枫看中，又成为他的秘书。“文革”中，陈维仁目睹了康生是如何颠倒黑白迫害林枫，搞乱中央党校的。1966年8月19日，林枫邀请康生来中央党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不料康生早有预谋，一上主席台就说林枫“反对林副主席”，党校是 “林家铺子（指林枫）”，接着事先安排好的造反派就把林枫从主席台上揪了下来，进行批斗。林枫对康生的指责宁死不屈，受尽肉体折磨，有一次被红卫兵踢断了三根肋骨，当场昏死过去。

康生在党校只要说一句 “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就可以置于一个人死地。由于康生长期主管党校工作，其妻子曹轶欧又是党校工作人员，因此中央党校几乎没有人可以逃得出这对夫妻的魔爪。“文革”期间，中央党校先后被抓出168个反革命案件，1358人被迫害（包括党校学员），可以说共产党的这个最高学府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华国锋），并主持校务工作。这时候胡耀邦希望物色一个熟悉党校的人当秘书，陈维仁最后被看中。胡耀邦上任之后，立即在党校率先平反冤假错案，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但是因为“两个凡是”以及康生仍旧被尊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反修战士”，党校的教员和学员都顾虑重重。

1977年9月，林枫病危，胡耀邦带着陈维仁去医院探视，林枫本来是健壮的东北大汉，革命年代的艰苦斗争没有压垮他，但是康生的非人道迫害严重摧残了他，这时候体重不足70斤，身体蜷缩在病床上，陈维仁多年之后想起这悲惨情景仍然泪流满面。胡耀邦来到林枫病床，转达党校对他的慰问时，林枫已经说不出话了。待二人走后没有多久，林枫就离开人世，年仅71岁。这次探望林枫，对胡耀邦触动也很大，成为他下决心在党校率先揭发康生问题的动因之一。

陈维仁在担任胡耀邦秘书期间，协助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协助进行平反冤假错案，为拨乱反正做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陈维仁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管教学研究和干部教育工作。胡耀邦调离开党校后，很多人对于党校是否可以保持拨乱反正中塑造的开放学风存在担忧。不过陈维仁积极鼓励教师自由开展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党校的科研理论水平继续稳步提高，奠定了今天中央党校在政治学、经济学、党史学等学科研究上的领先地位。

（1992年7月6日，《理论动态》创办15周年庆祝座谈会后合影，左起：陈维仁、胡德平、沈宝祥）

此外，陈维仁把干部培训做的有声有色，党校先后遵照中央指示开设青年干部班、民族干部班等等，陈维仁鼓励学员大胆解放思想，积极对改革问题抒发己见，从中发现了很多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担任了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职务，让改革事业赓续有人。

胡耀邦辞职后，陈维仁经常来家探望。1988年8月，陈维仁正在济南出差，听说耀邦在烟台休养，就连忙赶来探望。胡耀邦一年多来情绪低落，故人来访心情大大好转，李昭于是劝陈维仁小住几天。一日，胡耀邦写了一首七言诗赠给陈维仁，诗曰：“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十载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胡耀邦还补充说：“写诗不费劲，又没有危险” ，这是句玩笑，也道出内心的苦衷。陈维仁第二天也赋诗一首回敬耀邦：“戎马倥偬为大同，十年开拓振雄风；壮心难酬忧国运，神州功盖有三中”，这首诗可以说恰当地总结了胡耀邦的经历和功绩。

陈维仁与胡耀邦的相处的这几天，胡耀邦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党校，对老同事和老部下都非常牵挂。他对蒋南翔的去世很伤心，他说：“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我不完全赞同，但是蒋南翔很爱护老师和学生，文革中也经受住了考验，没有污蔑别人。”前几天，我与郭力女士聚会，谈及1957年反右，郭力女士说，北大是个重灾区，光学生右派就划了596个，但是蒋南翔真不错，清华右派数量仅是北大的一半，并且很少是学生。

胡耀邦还提到艾思奇，对陈维仁说“他是你的老乡吧！他的《大众哲学》很有影响。人都死了那么久，你们党校就不要批评他了嘛！”家人和警卫在旁边漫不经心地插话说：“嗨！咱现就不管那么多了，把身体调理好要紧。”耀邦同志一声叹息，回答道：“哎！不能那么讲，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嘛！”

1988年底，陈维仁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参加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活动，很多云南省很多领导干部都向他打听胡耀邦的近况，并且希望陈维仁转达对胡耀邦的邀请，希望耀邦可以来云南休息一段时间，于是陈维仁郑重发电报给胡耀邦。胡耀邦对云南也很关心（胡耀邦曾于1985年、1986年两个春节假期期间赴云南调研），很想看看这两年有什么新变化，于是欣然答应邀请，决心春节期间先到广西，然后去昆明，但是由于年底临沧发生7.6级大地震，云南上下都在抗震救灾，胡耀邦就主动取消了与陈维仁的昆明之约。没想到春节过后仅仅两个月，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去世，更让陈维仁遗憾不已。

陈维仁晚年关心家乡的扶贫和教育事业，多次捐款、献策。2013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5周年之际，89岁的陈维仁仍然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胡耀邦这个党校人心中的“永远的校长”，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他参与创办的《理论动态》第1958期上。2015年，中央党校举行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91岁的陈维仁全程出席了活动，会后陈维仁、刘鹏、沈宝祥、王聚武和胡德平照了一张合影，这几位当年为思想解放冲锋陷阵的中青年，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本文照片均由沈宝祥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