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文革中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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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官方消息，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去世，享年103岁。

杨老先生被誉为二十世纪物理学巨匠，与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齐名。

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令他们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

他建立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更被视作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并肩。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老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不用加“之一”）。

但许多网民对他的认知，往往停留在“老夫少妻”的婚姻层面，对其科学贡献所知甚少。

部分人则知道杨振宁很牛，但对杨振宁到底有多牛，则缺乏具体认知。

下面这张合影，可以解释一切。

这是1999年国际物理会议的合影，照片上的每一位大佬，都是当今全世界顶尖物理学家。

而站在照片最中间“C位”的那个人，就是杨振宁老先生。

“C位”可不是想站就站，何况还是一个黄种人，说明杨老真就是物理学界，毫无争议的的领军人物。

同样的合影，在1927年也有一次，照片上的每一位都是超级大佬，但 “C位”只能是爱因斯坦。

假如牛顿爵爷那时候有照相机，来一次世界科学家大合影， “C位”也只能是牛爵爷，其他人想都别想。

杨老一生心系华夏，他曾坦言：“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晚年他放弃外国国籍，重返清华园，以百岁之身仍致力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前行。

今天，科学星斗陨落，很多人都引用杨老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这句话其实出自文革期间，也是杨老和文革的一次交集。

1971年的夏天，杨振宁成为中美关系缓和后，首位申请访美的华裔知名科学家，回到了阔别26年的故土。

他当时提交了一份希望会见的亲友名单，其中就包括了他自幼相识的好友邓稼先。

这个看似普通的请求，却在当时起到了意想不到，堪称改变历史的作用。

当时邓稼先等致力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正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处境艰难。

彼时的于敏因坚持原则，拒批“西方反动科学”，被工作组关进了“学习班”，邓稼先因替于敏讲话，也被送进了“学习班”。

这些大科学家，真面临着被批斗和迫害的风险。

而一直关心他们的周总理，在得知杨振宁的会见意愿后，亲自下达指示，要求立即找到邓稼先并让他回京接待。

正是这个指示，使得邓稼先得以脱离当时的险境，而邓老脱险以后，又趁机保于敏过关，成功将他救下！

那个所谓的“学习班”也不告而终，科学家们得以重返科研岗位。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曾多次感激杨振宁，称赞杨振宁的这次访华，在无意中救了邓稼先，也救了一大批搞核武器的人。

在这次访问期间，杨振宁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美国学界有传言说，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有外国物理学家帮忙。

在离开北京前，他终于向前往机场送行的邓稼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邓稼先对此非常慎重，请示总理并得到“实事求是回复”的指示后，他连夜写信，明确告知杨振宁：

中国的原子弹工程，除了在1959年底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

杨振宁在上海收到这封信后，情绪非常激动，据说由于热泪盈眶，不得不离席去洗手间整理仪容。

也就是在这封信的末尾，邓稼先化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名句，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寄语。

杨老对此非常感动，后来不断引用这句话，当做和邓老深厚情谊和共同理想的象征。

除了这次探亲，杨老又先后两次访华，间接参与了一些大历史。

1973年7月，杨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双方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涉及了科学哲学等问题。

1976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杨振宁。

这次会见在当时微妙的政局中，让很多人发现了一些端倪。

因为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没有按照当时的主流基调，和杨振宁谈论“批邓”等内容。

杨则对上海有关人员送“批邓”材料，透露出一种无奈：我的行李箱满了，装不下那些材料。

华国锋对此表示赞同，当面对杨振宁说：“他们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啊！”

这次讲话流露出的态度，让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熊向晖，对华国锋的立场有了新的判断。

熊据此判断，华不属于极左一派，这个判断也为后来一些元老的沟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历史无情也有情，杨老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访华，为外界观察和理解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更映射出个人情感与家国命运之间，那种深刻而复杂的联系。

历史玄机，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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