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大黑马，大遗珠，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说说《毕正明的证明》。

一，片名成败论

这部国庆档遗珠、黑马，在网播分账之后、票房表现有起色，但依旧让人有几分意难平。

都说这个片名让人一头雾水，太小众文艺片，所以没能吸引观众入场。

起初我也这么觉得，但仔细一想，这个片名，更像用已知情况下的最优解，去张罗未知情况下的观众。

与其说是类型的错位，不如说是“技法被封印”的时态不匹配。

在已知全片内容的已知时态下，这个片名一点没毛病，点题、点人、朗朗上口，甚至还挺好记。

但问题是，片名要面向的是尚未看片的观众，未知时态下，情况就变成了：谁是毕正明？不知道。证明什么？不感兴趣。不知道要说啥，算了，过。

如果是《火车神探》《猫鼠游戏》《绿皮惊魂》这类高度套路化但类型风格粘连性明显的片名，就会给观众比较具象的暗示，会在无形中传递有类别指向性的有效潜台词。

但毕正明票房配不上品相，命门当真只在片名吗？

或许未必。

叫好不叫座，痛因大概是多方面的。

这一篇我们不做专门的票房分析，依旧是展开讲讲影片。

《毕正明的证明》让人眼花缭乱的“偷术”，无奇幻之名、有奇异之实。

大白桃带着兄弟伙们偷，流水的动作、生动的奇观。

毕正明卧底跟着学偷，不是功夫、却也肖似拳脚，张弛间大开大阖，细腻处螺丝壳里有道场。

咔咔咔一顿，很成熟的类型片。

扒手和反扒，动作节奏都很有看点。

同样是偷盗团伙，《文雀》中任达华几人，冷雨夜撑伞，于黑暗街头幽幽而来，那是江湖道义、黑白碰撞、两性情感的复杂混合体。

那一场面对面的口中吐小刀、伞下偷钱包，被处理得很写意，像某种风格化的舞曲。着墨不被形役所拘，落笔不被实体所困。

《惊天魔盗团》魔术“偷”的炫目技法，结构中规中矩、而呈现可圈可点。

《毕正明的证明》某种程度上，似乎介于两种风格之间，又或者说，有自己的风格和节奏均衡点，本该被更多人看到。

二，反派荣门：前现代的江湖语境

《毕正明的证明》拍的是九十年代的绿皮火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真实复刻九十年代氛围的同时，又营造了一个前现代的江湖反派体系。

这当然是警察抓贼的故事，但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当代文明法制，和前现代“反派江湖法则”之间的角力。

毕正明和他的警方同事们，很标准的九十年代模样，火车上的乘客也同样如此，而贼组织荣门，是一个隐秘的，躲藏的，小规模的，活跃于彼时浪潮中、又仿佛龟缩于时空之外的前现代江湖。

三横五纵，根据铁路干线划分势力范围，四爷之下有师爷和二爷三爷，继承人是少爷，此外还有一支专门干脏活的鬼队。

想上火车，得先上英雄会，既是比拼手艺，也是人情利益博弈的一张大网。所谓荣门的规矩，有某种古老的江湖气息。

当这种前现代的江湖架构、江湖规矩、江湖氛围，遇上火车轨道、遇到现代生活，陡然生出几分都市奇谭般的奇异感。

而这种新奇张力，又能严丝合缝落在落地生活感的铺面中，里外里，很有意思。

你看，故事中阵营的划分，表面上当然是职业身份，警察抓小偷，但往下渗透一笔，或许也是不同时期文明法则的分野。

最恶毒的花手，少年时代杀追自己的警察，后来杀自己的师父，杀“盗亦有道”的江米条、杀完人甚至用桔子来洗刀上的血，甚至不在乎自己手上的血。

一路血债累累的罪人花手，是一种前文明时代的生存驱动，是前江湖时代的邪恶生物本能。

精于算计、工于心计，但他的道德体系、共情体系，通通排在“宁可我杀所有人”之后，排在怨恨和恶毒之后。

前任的四爷，断手退出的曼姐，后任的四爷，想去海南养老、给少爷支招“花手猫毛过敏”，这俩，一个想退身江湖之外、树欲静而不能，一个弄潮风波中、黑吃黑翻了船。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种边缘化的丛林法则，是人在江湖波谲云诡的那一面。

大白桃、江米条和二宝，盗亦有道的理想，是一种“去贼本位”的人道愿景，人在江湖、心向明月。

他们当然都是很典型的恶行图鉴中，很有代表性的不同身位，但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同一个个体中，不同的欲望层次。

花手是最底层的“恶”我，要活要杀要恨、哪怕狼心狗肺、哪怕不是个东西；

四爷和曼姐是中层的“利”我，在趋利避害和人性温度中摇摆；

而大白桃、江米条和二宝，或许是在淤泥中、希望不同流合污的一种“超我”倾向。

当然不是什么道德完人，但愿为那一点光，喋血而去，生死以之。

三，淤泥中的良心税

影片中一直在铺垫，大白桃对毕正明的真实身份早有察觉。

对荣门，这是一个卧底警察捣毁窝点的故事。

对大白桃，这是一个在淤泥中、坚持交道德税的故事，是一场“我与我周旋久”的修行。

大白桃、江米条、二宝，都在年幼之时被迫走上贼路，小小年纪就没得选，被捆绑在一种“贼之原罪”的亚文化中。

某种意义上，这是结构性、生存性、强制性的恶，和个体良善愿望之间的冲突。

想在荣门混下去，要交的，是一种“去良心”“去道德”的冷血税，花花绿绿钞票快乐满天飞，管他来路又如何。

但大白桃他们，论迹也好论心也罢，都期期艾艾交着一点人性税、良心税。

他们要用自己个体的道德感的“盗亦有道”，来对抗这种残酷血色，无异于以卵击石。恶行的执行团队中，偏偏是这些良心未泯的，挣扎泅渡的，不至于底色全黑的，最容易陨落在摆脱漩涡的路上。

如果说逼上梁山的故事，讲的是草根的不平则鸣，那么“生于恶鬼窟”中的他们，则是被掳进黑山洞的白色种子。

内心依旧有一块不肯同流合污，依旧在沟渠中向往明月。

那是人的朴素正义和恻隐之心，不肯被异化、被刀化、被洗脑式链条式黑化。

与其说他们对抗的是具体的四爷、花手，不如说他们是以孤弱之身，对抗晕染性、蔓延式的、大家长式的“吞噬”路数。

或者说，是人在绝望中的希望，对抗贼窝亚环境、亚文化体、亚规则对人性的吞噬。

卧底过程中，毕正明一度对周师父说“我看到伤我手的人了，我可以报仇了”，后来他变了，拘泥的不再是报仇。

私仇被高度淡化，或者说格式化进了法律秩序的框架之内。

而导致他变化的，与其说只是聂远耳提面命一通骂，不如说是他在大白桃他们“人情式道义念想”中看见的局限性和悲剧。

江米条最后的结局，是死在为可怜老头鸣不平的路上。

大白桃最后的结局，是死在将功赎罪的路上。

她和毕正明一起抓花手、为二宝挣一点可以减刑的功劳。

她死前最后的表情是释然的，甚至是愉悦的。她早已认出毕正明，她苦苦在地狱中支撑“盗亦有道”的门楣，她终于可以卸下重担，去往另一片不必有原罪的彼岸。

她偷来的每一分钱，某种意义上，最后都血染生命还了回去，那是她下地狱的罪行之迹，也是她回人间的温暖赎罪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