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30｜公证人员构成“套路贷”犯罪共犯主观要件的认定

——入库案例：王某等人诈骗案

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0)京刑终73号

入库编号：2025-04-1-222-002

关键词：刑事 诈骗罪 “套路贷” 公证 明知 共同犯罪 主观要件

裁判要旨：认定公证人员是否“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应当根据该工作人员认知能力、既往学习工作经历、办理公证的次数和手段、履行程序的正当性、与同案人的关系、是否存在刻意规避查处行为及获利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公证人员明知办理公证事宜的人员实施“套路贷”犯罪，仍旧协助办理公证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在“套路贷”犯罪产业链中，公证人员提供的形式合法公证，往往成为犯罪分子骗取被害人信任、侵害被害人财产权益的重要工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某等人诈骗案，通过细致的证据分析和逻辑推理，确立了公证人员构成"套路贷"共犯主观要件的认定标准。本案的深层法理在于，公证人员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公证法》的程序性规定，更系统性地违背了《民法典》所确立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从而完成了从专业失职到刑事共犯的性质蜕变。

一、案件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014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被告人王某作为北京市某公证处业务四部部长，与齐某、王某杰等公证员及助理，在明知林某彬等人（另案处理）实施“套路贷”诈骗犯罪的情况下，仍违规为其办理大量公证手续。这些公证主要包括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售房委托、抵押解押委托等类型，为林某彬团伙后续非法处置被害人房产提供了“合法”外衣。

案件材料显示，林某彬等人利用这些公证文件，擅自过户29名被害人的30套房产，造成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6000余万元。其中，被告人王某参与诈骗3名被害人3套房产；齐某参与诈骗16名被害人16套房产；王某杰参与诈骗22名被害人22套房产；其他被告人也分别参与数量不等的房产诈骗。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王某等七人五年有期徒刑至免予刑事处罚不等的刑罚。齐某、杨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1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七名公证人员主观上是否对林某彬等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具有“明知”？如具有“明知”，则依据《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规定，协助办理公证的，应当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二、公证人员“明知”认定的法律分析：基于客观行为与《民法典》法理的综合判断

司法实践中，对于主观认知状态的认定一直是个难题。本案的裁判要旨系统地阐述了认定公证人员“明知”的多个因素，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而结合《民法典》的法理进行分析，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其行为的不法本质。

（一）专业背景与违规行为：超越形式审查的实质明知

本案中，法院首先考量了被告人的专业背景和认知能力。除一人外，其余被告人均系统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且具有丰富的公证执业经验。这种专业背景使得他们对于同时办理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售房委托、抵押解押委托等公证的风险和后果，具备远超普通人的认知能力。

从法学理论看，专业人员的注意义务标准应当高于普通社会公众。具体到本案，其违规行为体现在两个关键层面：

1. 对“通谋虚伪表示”的明知与放任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所谓的“售房委托”并非以出售房产为目的，而是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这完全符合“通谋虚伪表示”的构成要件：表面上是委托售房，实质上是一种担保安排。各被告人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对此是明知的，却仍然对该虚假的法律行为予以公证，直接破坏了民事法律行为真实性这一基石。

2. 对非法担保模式的明知与协助
《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动产抵押权需依法登记设立。本案中，以“售房委托”作为担保，完全规避了法定的抵押权设立和实现方式。这是一种法律未授权的、危险的“担保”方式，实质上是一种 “流质契约”的变种，其目的在于在债务人不履行时直接取得财产所有权，严重违背了担保物权的公平实现原则。公证人员明知这一模式的非法性与风险性，仍予以公证，是对非法行为的实质性协助。

（二）程序滥用与公序良俗违反：从职业失范到社会危害

被告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的系统性违规行为，是其主观明知的外在表现。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公证程序，更触犯了《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1. 滥用强制执行效力，剥夺司法救济
公证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本为效率价值。但本案中，公证人员明知借款合同可能包含不合理条款，仍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使得被害人一旦违约即可被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完全绕过了法院的实质性审理。这实质上是利用公证程序剥夺了债务人的抗辩权，将司法执行权异化为犯罪工具。

2. 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背弃社会责任
《民法典》第八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公证制度本身是维护公序良俗的公共信用制度。然而，本案中公证人员明知“套路贷”模式的社会危害性，却仍为这种不法行为提供“信用背书”，其行为已从单纯的职业失范，演变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主动站到了公序良俗的对立面。

（三）密切关系与规避查处：主观恶意的强化证据

案件证据显示，各被告人与林某彬等人保持着超出正常业务范围的关系。包括提供“绿色通道”、互加微信、违规代缴公证费、收受礼品等。这种密切关系使得被告人对林某彬等人的业务模式和行为性质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佐证了其主观明知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被告人实施了一系列刻意规避查处的行为。如王某要求分署不同公证员的名字；杨某将关联公证事项分别立卷。这些行为表明被告人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从而采取手段掩盖真相，逃避监管。这是推定其主观“明知”的有力佐证。

（四）共犯理论下的责任界定：明知与帮助的因果关系

在共同犯罪理论中，帮助犯的成立不以明知具体犯罪细节为必要，只要对正犯行为的基本性质有所认识，仍提供帮助，即可构成共同犯罪。本案中，公证人员未必了解林某彬团伙每次诈骗的具体细节，但对于该团伙以“套路贷”方式非法占有他人房产的基本犯罪模式是有明确认知的。

他们的公证行为，为整个犯罪链条提供了关键性的“合法”环节：使得虚假的担保获得了形式上的公信力，使得非法的债权获得了强制执行力。这种帮助行为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将其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法理。

三、案例启示与辩护思路 （一）裁判要旨的实践意义

本案裁判要旨对公证行业及相关专业人士从事业务活动划定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根据裁判要旨，公证人员是否“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应当根据该工作人员认知能力、既往学习工作经历、办理公证的次数和手段、履行程序的正当性、与同案人的关系、是否存在刻意规避查处行为及获利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这一综合判断标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为司法机关办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清晰指引。在“套路贷”犯罪链条中，公证人员、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参与程度往往较深，但由于其行为具有表面合法性，主观故意难以直接证明。本案确立的综合判断标准，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证明难题。

第二，对公证行业规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裁判要旨明确了公证业务的合法边界，提醒公证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必须坚守职业操守，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审查职责，更不能与明显可疑的当事人建立超出正常范围的关系。

（二）辩护思路分析

从刑事辩护角度看，本案揭示了对专业人士涉嫌共同犯罪案件的有效辩护路径：

一是紧扣主观明知要件。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主观明知的指控，辩护人可以从被告人的具体认知情况、从业经历、与犯罪团伙的实际关系等方面提出反证。如能证明被告人已被犯罪团伙的表面合法行为所蒙蔽，且履行了基本审查义务，则可能阻断主观明知的认定。

二是区分责任大小。在多名被告人参与的案件中，辩护人应当着力区分各被告人的参与程度、主观恶性、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本案中，法院对各被告人的量刑差异即体现了这种区分。

三是重视退赃退赔及其他从宽情节。本案中，部分被告人的亲属在审理期间代为交纳款项，反映被告人的悔罪态度；袁某、王某珊、李某三人因情节较轻被免予刑事处罚。这表明即使构成犯罪，积极的退赃退赔、认罪悔罪态度仍可能对量刑产生实质性影响。

结语

王某等人诈骗案通过对公证人员主观明知的细致论证，确立了专业人士构成“套路贷”共犯的认定标准。本案的深层启示在于：任何法律程序和专业职权，都必须服务于《民法典》所倡导的公平、诚信与公序良俗等根本价值。当公证人员利用其专业知识和制度授权，系统性地绕开实体法的基本原则，将公证行为异化为犯罪工具时，其行为便从职业失范质变为刑事犯罪。本案警示所有法律从业者，专业身份不仅意味着特殊的技能，更意味着对法治原则更高的忠诚度和守护责任。

游涛，资深法律工作者，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

金川，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职业资格：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

业务领域: 民商事诉讼 国内仲裁 破产重组 保险纠纷 职务犯罪

工作经历：曾在北京某法院工作十四年，曾在民、商事审判庭、劳动争议庭历任审判员、审判长、副庭长，分管重大疑难及新型案件的审理及全庭案件的审核。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实务及研究工作。撰写的多篇判决书及论文在国家级法律刊物发表，常年在北京大学、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司法局、律师协会进行专题讲座。因业绩突出，先后荣获两次个人三等功、两次集体三等功、一次市级优秀法官及多次院级嘉奖，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金川律师 2013年加入君合后，主要从事诉讼仲裁、破产重整业务与保险纠纷。擅长合同纠纷、公司争议、产品责任、建设工程、劳动纠纷、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争议解决。金川律师同时为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提供日常法律服务，在企业合规审查、重大项目法律风险评估、职务犯罪等方面有丰富经验。

教育背景：于2001年获外交学院国际法法学学士;2007年获对外经贸大学民商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