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化的愤怒与道歉

知名歌手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登机时，体验相当不愉快，忍不住在微博上炮轰，在短短一段话里，两度指斥深圳机场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是“没人性的”。

在这番话引发热议之后，他再度发布长文，解释他为何这次发怒：因为这并非一时偶发事件，而是他多年在大陆各地巡演，再三亲身经历的痛苦体会，甚至屡屡因身为残障者遭到不友善的另类对待乃至刁难。像这次深圳机场远机位无廊桥， “升降车不是帮你上飞机，而是刁难你上不了飞机”。

他说，自己完全理解安检程序的必要性，但遇到的许多工作人员似乎就没把残疾人当人， “残疾人也是人，我们是旅客，不是罪犯！”有的机场人员更是态度苛刻、缺乏同理心，“这些近乎刁难的行为，真是举世罕见、让人脑洞大开。”

让人没想到的是，不到48小时，他又发文澄清，表示道歉，还赞许并向深圳机场的一些服务人员致谢。这番表态又让一些支持他的人感到难过乃至困惑：郑智化做错什么了吗？为什么要道歉？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我想是因为：在权威主义伦理学中，“道歉”意味着“认错”，所以人们就很难理解，既然没做错，为何要认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

然而，郑智化这份致歉声明所表达的意思并非如此。

认真读下就会发现，他并不是要推翻自己原先的立场：他此前批评的是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没人性”；现在他道歉也不是否认这些问题不存在，只是说用词不当——也就是说，当时的体验确实不好，只是自己态度不该那么情绪化、那么激烈。与此同时，为避免一棍子打死，他也赞许了一些做得好的服务人员，“希望不要因此对服务人员造成不好影响”。

在我看来，这份声明与其说是“低头认错”，倒不如恰好印证了他确实是一个“有涵养的人”：尽管他体验不佳，以至于当时气愤难当（这当然情有可原），但事后他还检讨自己的表达不够彬彬有礼，担心当时的批评是否累及无辜的普通工作人员。

这既不是认输，看着也不像是违心话，相反，这份人格力量更值得我们尊敬，当然也值得被人性化地对待。

郑智化

郑智化指出的问题，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且远不止深圳机场如此。再有一个半月，12月8-15日，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 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粤港澳三地举办，闭幕式就会在深圳举办，然而对残疾人来说，深圳却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无障碍友好城市”。

别看深圳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无障碍设施长久以来都是其短板。曾登上“世界屋脊”的“飞轮小仙女”陈小萍，前些年却死在深圳一个路口的无障碍通道上。尽管此事也曾引发震动，但这方面的改进，可远不只是铺好几个盲道而已，因为这涉及到社会思维的深刻转变。

三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评论，发现国内城市的公共服务，基本上都是“”的。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许多服务人员的态度，似乎都默认残疾人“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如果你做不到，那是你的问题。

事实上，这次郑智化遭遇的舆论反扑，最汹涌的一种抨击就是指斥他要求太多。项立刚强调，郑智化并不是完全瘫痪，拄着双拐可以走路，在他申请轮椅后，机场已安排两个服务人员帮助他：

本来作为一个残疾人，得到这样的服务和照顾，是应该向相关服务人员表示感谢的。不但不知感谢，而且把在大家协助下顺利登机，描述成连滚带爬，对机场和服务人员进行抹黑，这让人很难接受。

他进而认为，郑智化“无视工作人员的付出。让相关工作人员受了大委屈”，反过来指责这才是“不知感恩，没有人性的行为”。

这真是很有意思。郑智化说深圳机场“没人性”，背后的意思是指自己没有充分享受到生而为人的权利；而在项立刚看来，你身为一个残疾人，已经得到特殊照顾了，那就应该心怀感恩之心，受人恩惠还不知感恩，你还是人吗？

这完全是鸡同鸭讲。郑智化的观点，是基于现代权利意识；而项立刚所立足的，则是一种权威主义伦理学：身为弱小，就应该“安于本分”，不能要求太多，别嘟嘟囔囔还嫌这嫌那了，都给你一口饭吃了，还不知足？

别看我们常说“人人平等”，但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很多人默认“人和人不是平等的”，实际上，儒家一向认为那种井然有序的等级制才是更“自然”社会安排——儿子怎么能和爹平起平坐？女人哪能和男人对等？残疾人能和正常人一样吗？

在电影《小小的我》中，患有脑瘫的刘春和对他喜欢的女孩子说：“我是个正常的二十岁成年男性。”这句话正可见他内心的自尊：尽管他被困在那具身体里，但无论是欲望、精神还是人格，他和同龄人一样正常。反过来说，这话之所以值得特意说出来，正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这样的对待。

然而，这种弱势群体对自身人格尊严的捍卫和基本权利的诉求，在那些认同等级制度（他们往往就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看来，无异于要求得到超越本分的特殊照顾——问题就在这里，对前者来说的“权利”，在后者看来却是“特权”。

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平等观，强调的是不应对任何人予以任何特殊扶持。早有人发现，美国的华人比白人还反感对少数族裔的扶持政策，认为那都是“拿纳税人的钱养懒人”。在国内，男权主义者钟爱的辩论策略之一，就是坚称女性如果想要求平等权利，那就必须像男人一样劳动，以此挣得那份“资格”。

这是一种“绩效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不是基于人格的天赋权利，而是你要凭借自己能力去证明的。既然如此，那么人格平等就无从谈起，因为那些弱势的人得不到任何协助，难免处于下风。绩效的差异又会被反过来证明人和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进而论证“人分三六九等”的合理性。

到头来，这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一个对这个家没啥贡献的“没用”人，凭什么和那些“有用”的人一样？那甚至潜藏着一种怨恨：连“正常人”都没得到的照顾，你一个边缘人凭什么要求特殊？你得到什么对待，不是因为那是你应得的权利，而是得看人脸色，取决于大家长的善意。

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正可见我们这个社会距离现代权利意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当弱势者站出来吁求，那其实是为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所有人，在有生之年，都有可能成为弱势者。我们之所以要求被人当人看待，既不是因为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因为如何有用，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