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衔制度:加速了国民党军事机器的腐朽和最终瓦解

从历史背景来看，国民党军队的领导体制中，内部派系林立，授予大元帅和元帅军衔可能会引发内部权力失衡，不利于军队的稳定。

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国民党军队中开始实行军衔制度。熊斌、薛岳等于1927年获得上将军衔。1928年10月成立的军事参议院至1935年前后所任的上将军事参议就达三、四十人之多。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战事频仍，军事长官的任免变动极为频繁，军衔制度也极其混乱，上将军衔的授任较滥。为了适应国民党在军事上统一的需要，1934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暂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34年6月），规定“上将需经实职年资已满并于国家建设有殊勋的中将晋任”。

1935年初，为改变军阶过滥的现象，当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以“陆军官阶过滥，殊非尊重名器之道”为由，呈请国民党中央，提出减少任命上将员额，及一部份上将改叙中将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政会通过。

1935年3月30日公布了《特级上将授任条例》、《上将任官施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35年），规定“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为特级上将”；“陆军上将分一级、二级”。根据这一规定，同年4月任蒋介石为特级上将。

在蒋介石任为特级上将的同时，冯玉祥等7人任为一级上将；陈调元等21人为二级上将。

另有一批原上将衔改叙任中将，如薛岳、熊斌、孙连仲、石敬亭、鹿钟麟、张之江等均由原上将军衔改叙任中将。

由于当时所确定的上将员额偏少，颇引起了一些矛盾。1936年初，为解决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但受上将员额所限”不能晋任的问题，在陆军中已有的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军衔之外，又增设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按当年2月29日公布的《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85 号）规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授予符合晋任上将但受着员额所限而不能晋任的将领。并规定“陆军二级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其“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仍照中将最高俸额支给”。

此条例还规定“中将加上将衔人数不得超过上将员额。按此规定，1936年至1937年共叙任了28人为中将加上将衔，此后虽有出缺和增补，国民党军队中在任的上将，包括中将加上将衔，限制在60人左右。

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国民党军事档案中看到国民党军委会铨叙厅1944年11月付印的《将官资绩簿》上将名单，明确记载该年上将员额为60人。

时人对国民党任命了多少上将说法不一，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资料依据不足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军衔（即官位）和职阶两者混淆，因此在人数计算上就出现不同。

国民党任命了多少上将应该按照1935年和1936年公布的两个条例，即是由国民政府正式叙任的上将（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为根据，而把担任过上将职阶而官位即军衔只有中将或没有官位的排除在外。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军队官佐的职阶和官位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称。职阶是指该员所任军职的相应军衔，即该军职能叙任的最高军衔，而官位是指该员根据资历、功勋的条件所叙任的军衔。

授任上将军衔按《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条例》规定，其条件主要是取决于“资历和功勋”。但如能对各个时期所授上将区分不同类型作一些综合分析，便不难看出，国民党军队中任命上将的主要依据是军事将领的地位、实力、作用。

以1935年至1949年正式授任上将的77人为例，作一些分析。这77人大致可分如下几类：

(1）各个派系有军事实力的头面人物。如晋军的阎锡山，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国民军的冯玉祥，桂军的李宗仁、白崇禧，粤军的陈济棠等。

(2)握有实权的军事机构的最高主管长官，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训练总监唐生智，海军部长陈绍宽，军事参议院正副院长陈调元、张之江，参谋总长程潜，抗战时期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张治中，军令部长徐永昌，参军长吕超，军事委员会常委李烈钧，航委会主任钱大钧。

（3）握有较大军事实力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如抗战前驻各地的绥靖公署主任，抗战期间的各战区司令长官，如何成落、朱绍良、刘峙、顾祝同、杨虎城、蒋鼎文、龙云、徐源泉、卫立煌、孙连仲、薛岳、余汉谋、陈仪、张发奎、鹿钟麟、马鸿逵、盛世才、朱绶光、王树常、黄绍竑、刘兴、黄旭初。

(4)抗日前线和反共战场上重要的军事将领，如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军委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追堵红军长征的第四路总指挥何键，第十一路总指挥刘镇华。又如：抗战爆发前地处前线的华北、东北一些任军长、总指挥的重要将领，包括万福麟、宋哲元、韩复榘、商震、傅作义、于学忠、杨爱原、刘建绪、李品仙、夏威、张自忠、廖磊等。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抽调川军出川抗日，接连授予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孙震、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八个川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抗战胜利前夕至解放战争期间，又晋升了胡宗南、汤恩伯、孙蔚如、罗卓英、刘士毅、马步芳新起的将领为陆军上将。

（5)出使国外的重要军事代表团团长。如出使苏联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贺耀祖，抗战胜利后作为战胜国代表派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

综上所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任的上将，在当时都是具有军事实力，有重要地位，对当时政治、军事各方面能施加影响的重要的人物。

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衔制度，是一个 “纸面完美”与“现实溃烂” 的典型矛盾体。从制度设计上看，它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管理体系。从政治实践上看，它被蒋介石用作维系个人独裁、平衡内外派系的权术工具。从社会基础看，它建立在落后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严重的阶级对立之上。

据档案资料，国民党军队正式授任上将的名单如下:

（一）特级上将

蒋中正 1935年4月1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二）一级上将

阎锡山 1935年4月2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冯玉祥 1935年4月2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46年7月27日退役。

张学良 1935年4月2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西安事变后被监禁，1945年2月5日退役。

何应钦 1935年4月2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部长。

李宗仁 1935年4月2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朱培德 1935年4月2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唐生智 1935年4月2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

陈济棠 1935年4月2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

陈绍宽 1935年9月6日任海军一级上将，授衔时为军委会海军部部长。

陈诚1936年9月26日由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为驻赣绥靖军预备军总指挥、军委会宜昌行辕副主任。1939年5月2日晋任二级上将时为军委会政治部部长。1947年2月21日晋任陆军一级上将，时任参谋总长兼任东北行辕主任。

（三）二级上将

陈调元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何成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驻鄂绥靖公署主任，1946年7月26日退役。

朱绍良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驻甘绥靖公署主任。

韩复榘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三路总指挥。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等罪在汉口将韩复榘枪决。

宋哲元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刘湘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峙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驻豫绥靖公署主任。

万福麟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五十三军军长，1946年7月27日退役。

何键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四路总指挥。

白崇禧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前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后任军委会军训部部长。

刘镇华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十一路总指挥，1945年11月5日退役。

顾祝同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驻赣绥靖公署主任。

商震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三十二军军长。

傅作义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三十五军军长。

徐永昌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三十三军军长。

于学忠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第五十一军军长。

杨虎城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蒋鼎文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龙云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

徐源泉 1935年4月3日任，授衔时为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1946年7月26日退休。

杨爱源 1935年12月10日任，授衔时为第三十四军军长，山西清乡督办。

程潜 1936年1月11日任，授衔时为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李烈钧 1936年12月31日任，授衔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卫立煌 1936年9月26日由中将加上将衔，时为湘鄂赣边区清剿主任。1939年5月2日晋任二级上将，时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孙连仲 1936年由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1942年晋任二级上将，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薛岳 1936年9月26日由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1944年9月29日晋任二级上将，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余汉谋 1936年9月12日任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广东绥靖公署主任。抗战时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6月13日晋升二级上将后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邓锡候 1937年3月11日由陆军中将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四十五军军长、军委会重庆行营副主任。1947年2月21日晋升二级上将。时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熊式辉 1937年9月2日由陆军中将晋加陆军上将衔，前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江西省军管区司令，后任军委会委员。1947年2月21日晋为二级上将，时为东北行辕主任。

陈仪 1937年9月2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2月21日晋为二级上将，时任台湾行政长官。

（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

张发奎 1936年9月12日任陆军中将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苏浙边区主任，后任四战区司令长官。

张治中 1935年4月4日任陆军中将，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36年9月晋加陆军上将衔，不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

钱大钧 1935年4月4日任陆军中将，时任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参谋长、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36年9月26日晋加陆军上将衔，后曾任全国航空委员会主任。

鹿钟麟 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同年9月26日晋加陆军上将衔，后任军法执行总监冀察战区司令。

马鸿逵 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同年9月26日晋加上将衔，不久任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刘建绪 1935年4月5日任陆军中将，1936年9月26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为第二十八军军长、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张之江 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同年9月26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副院长。1946年7月27日退役。

盛世才 1936年9月任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时任新疆边防督办。

吕超 1937年1月8日任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时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46年退役。

李品仙 1936年1月任中将，1937年3月11日任陆军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朱绶光 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1937年3月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为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

夏威 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1937年4月14日晋加上将衔，时任十五军军长。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

王树常 1935年4月5日任陆军中将，时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37年6月7日晋加上将衔，时任兰州绥靖公署主任。1946年7月27日退役。

黄绍竑 1937年9月2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黄旭初 1937年9月2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任广西省军管区司令。

刘文辉 1936年2月15日任陆军中将，1937年9月18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

杨森 1936年2月15日任陆军中将，1937年9月18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杨杰 1935年4月4日任陆军中将，1937年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参谋本部次长。

刘兴 1935年4月5日任陆军中将，时任驻赣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37年10月22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驻贵绥靖公署代理主任。1945年11月5日退役。

贺耀祖 1935年4月4日任陆军中将，曾任参谋次长。1937年10月晋加陆军上将衔。后作为中国特使派往苏联。

唐式遵 1936年2月25日任陆军中将，1938年10月24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孙震 1936年2月25日任陆军中将，1939年5月2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张自忠 1935年4月9日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三十八师师长。1939年5月2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卢汉 1940年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潘文华 1936年2月25日任陆军中将，1940年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

王缵绪 1936年2月25日任陆军中将，1940年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王陵基 1939年11月14日任陆军中将，1940年5月5日加上将衔，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廖磊 1937年4月14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病死。

汤恩伯 1935年4月8日任陆军中将，时任驻赣预备军第三纵队指挥官。1944年晋加上将衔，时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胡宗南 1935年4月9日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一师师长。1945年10月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黄琪翔 1946年6月13日任陆军中将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罗卓英 1935年4月5日任陆军中将，时任驻赣预备军第二纵队指挥官。1946年6月13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青年军总监，后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刘士毅 1940年4月任陆军中将，时任军训部次长，1949年5月任总统府参军长，加陆军上将衔。

马步芳 1936年1月28日任陆军中将，1949年7月由西北军政副长官升任长官时晋加上将衔。

孙蔚如1937年叙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三十一军团长后升任第四集团军司令。1945年开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中将晋加上将衔。

马占山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时任东北抗日先遣军总司令。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加上将衔。

最终，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衔制度非但没能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和强大，反而加速了国民党军事机器的腐朽和最终瓦解。它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一个政治制度全面失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