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长甩出“王炸”改革，怎么看？

最近财经领域的第一大热点当属湖北“三资”改革。湖北省省长李殿勋提出的“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还强调了“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引发了关注和争议。

反对者为“卖国企”、“国有资产流失”痛心疾首。赞同者则是视为1990年代国企改革、黄奇帆“重庆模式”的续作，大声疾呼“旗帜鲜明地支持”。

叫好叫骂之前，先要理解这次的“国资改革”乃至此前的“国资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改革”的背景和意图、方法与效果，先有清晰的理解，再作判断不迟。

01

理解一项政策，首先就要看懂政策推出的背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几乎所有评论者都指出，“三资改革”的背景是地方财政困境急需“回血”。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湖北省人大2025年9月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湖北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21385.9亿元，债务率128%，高于全国同期115%的平均水平。2024年，湖北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937.05亿元，增长6.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974.11亿元，增长7.3%。

4000来亿的收入、近万亿的支出，没有一点“非常措施”显然无法承受2万多亿的债务压力。

湖北省的GDP也就6万亿，“现金流”的腾挪空间有限，那就要拿出“家底”变现填窟窿。地方政府的家底无非是土地和国资，土地变不了现，那就只剩下“盘活国有资产”了。

简而言之，“三资改革”出台的背景是地方财政吃紧，“三资改革”的目的就是财政纾困。“支持市场经济”、“促进市场化水平”之类的脑补，都是想多了。官方的政策表述也完全没提这茬，“市场派”的解读就不要“剃头挑子一头热”了，后面还会具体分析。

至于对“国有资产流失”、“卖国企”痛心疾首的，那就请拿出替代方案来。债是要还的，拿什么还？

“国资信仰”者还要正视一个现实：造成地方财政的困境不只是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收入减少，还和前几年国资高负债、低效益的大举扩张有着直接关系。土地财政消失，是地方财政减收。而国资低效扩张，才是地方债堆积的原因。

02

2017年—2022年五年期间，全国国有资产总增长76%，年均增长12%，五年增加346万亿元，每年增加69万亿元。其中，地方国资占比在五成以上。

国资大举扩张，高度依赖举债。2017年—2022年国有单位的负债净增长235万亿元，增长了68%，年均增长11.1%。

每增加1块钱的国有资产，就要增加0.67元负债。地方债的攀升，和国资高负债扩张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高密度、高负债的国资扩张，并没有创造相应的经济贡献、财政贡献。那些“公益性”、“非盈利”的国资烧钱项目就不必说了，该盈利、该创造财政税收的国有企业也没有与资产规模匹配的效益表现。

2017年—2022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9%，利润年均增长6.9%，税金年均增长5.4%，均低于资产和负债的增长速度。尤其是税收增长，大幅落后资产规模和负债增长。

湖北省的情况也是如此。湖北省的国资委的数据显示：20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2.04万亿，约为2017年的一倍。上交税费132.45亿元，同比增长5.20%。

同期，湖北百强总资产民营企业1.75万亿元，纳税总额为535.2亿元，同比增长36.08%。

“压舱石”不是“发动机”，“压舱石”太重了，船就跑不动了。

湖北省的“压舱石”到底有多“重”？这次推动“三资改革”盘出来的家底是20万亿。

其实，“压舱石”投资效益低下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发现的。“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增强国企盈利能力”多年以来都是国资相关文件的高频词。从2017年-2022年的国资高速扩张期，就一直强调“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增强国企盈利能力”。和当下“盘活国有资产”的三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说，“盘活国有资产”的政策目标不是问题，问题一直是能“盘活”吗？怎么“盘活”？这才是“三资改革”的题眼所在。

03

“国资信仰”者对“盘活国有资产”的理解很简单，国企经营表现差、效率低，那就通过“改革”提高呗。前几年国资大举扩张，就是沿着这条思路来的。结果反正摆在这儿了，要是这条路能走通，那也不会有现在的财政困境、地方债高企了。

其实，这种“盘活”思路也是一条老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几次“投资过热”，都是金融系统为国企大规模输血造成的。劳而无功，遭到反噬，才倒逼出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甩包袱”。

后来黄奇帆主导的重庆改革，也有相似的阶段。国有金控公司背靠国开行等国有金融资源，大规模土地收储抵押变现后，也对国企大规模注资。但是，规模庞大的重庆老国企，并没有起死回生。

这种砸重金试图让国企成为财政金饭碗的“盘活国有资产”思路，是反复试错反复错，此路不通。

那么，地方财政困境倒逼出的湖北“三资”改革又是什么路数？“三资三化”、“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实际上是复刻当年重庆改革资产变现的金融模式。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的题眼是“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讲白了，国有资产作为“金融筹码”，从国资的一个口袋装到国资的另一个口袋，在这个“交易”过程中配杠杆。

比如说，地方国企前几年造了个大楼搞产业园，负债20亿，一年收租1个亿，运营成本加还本付息，每年都在亏。还要搭进去地方政府明贴暗补几百上千万。这就成了财政失血点的负资产。现在把租金收益单独打包出来，包装成债券出售，从债市吸5个亿，借旧还新的击鼓传花就能继续玩。

这还不过瘾，杠杆可以加得更大。成立一个国有金控公司，装进去10栋大楼的收益权，账面上就是一年10个亿租金收入，再包装一下，诸如每年租金增长20%的预期，到银行抵押贷款三五十亿，不过分吧？要是还不够，那再配套个大项目，还能从银行搞出一大笔钱。

总之，“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就是把国有资产转化为金融筹码，一层层加杠杆，滚滚而来的现金流为地方财政纾困。“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都是为“国有资金杠杆化”服务，是为“杠杆”制造金融筹码。

这个金融杠杆游戏中，并不需要真正的资产盘活、运营效率提高。“不用则售，不售则租”，也不需要把资产转给民企搞活经营。只要在交易环节中加杠杆倒手，创造短期现金流，就能为地方财政缓口气。国有企业卖给国有金控，国有金控找国有银行套现。“社会资本”不肯主动跟，也会通过金融系统被动跟。所以，“国资内循环”就够了。

“市场派”心心念念的“民进国退”，在这个杠杆游戏是不必要的。这倒不是说湖北三资改革有歧视民企的预设门槛，而是民企不肯买、不敢买，不得不搞“国资内循环”。

04

对湖北“三资”改革“卖国企”、“国有资产流失”痛心疾首的，是杞人忧天了。绝大部分都是卖不掉的。卖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国资的左口袋倒右口袋。

算经济账，很多国资从头到底就不存在盈利可能，湖北这次盘出来的21.5万亿国有资产，有多少具备盈利能力的？

其实，湖北三资改革前，各省都有性质相似的国资改革。主要动用的都是债券类的金融工具，涉及产权转让的少之又少，仅有少数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改革。甚至这些花里胡哨的债券爆雷了，作为抵押品的国资都很难找到接盘的。这轮国资扩张，短时间内堆积了天量的资产，资产质量能有多高？没车跑的高速、没游客的景区，白送都没人要。

那么，地方政府肯让利、敢打折，民企就敢接盘吗？多半也不敢。砸手上盘不活，是经营风险。买回来经营好了、赚到钱了，是政治风险。“国有资产流失”的紧箍咒，今天不念，不等于明天不念。倒查倒算时可不会算当年没你有多亏，只会算你现在有多赚。

而且，买的怕，卖的也怕。要知道，当年黄奇帆在重庆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增量来自释放、甚至可以说是“创造”了土地资产。通过大规模土地收储—流转，重庆的国有土地实现了资产化、现金化。

也就是说，重庆改革的金融筹码土地资产，是这场改革创造出来的增量资产。增量资产入市带来了增量的现金收益，财政盘子就活了。财政盘子活了，有能力大规模投基建，GDP好看了，黄市长一战成名。这是重庆改革的上半场。

可是，盘活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下半场难言成功。老国企还是该倒的倒，该散的散。重庆“八大投”也没投出经营效率高、有财政造血能力的新国企。所以，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改革，重庆的经济质量、产业经济水平、财政状况，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善。

这当然不是否定黄市长的政绩，作为地方主官，他已经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做到最好了。

当年重庆改革也只干成了盘活国有土地资产的上半场，现在湖北“三资改革”是没有土地资产可玩的。国有土地的资产化早就完成了，能卖的都卖了。剩下的要么是不让卖的，要么是卖不掉的。其他国有经营性资产中，“优质筹码”十分有限。比如水电等公共服务事业，相当一部分早早就有央企接盘了。毕竟地方财政困境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手上的“好肉”剩的并不多。

地方政府手上能“资产化”的国有资源本来就很有限，非要说学校房顶上铺太阳板发电大有可为，实属自娱自乐。

大量高负债低收益的国有资产勉为其难“证券化”，是很难找到国资以外的“社会资本”跟进，拼的是地方政府能调动多少金融资源。手头没有优质的“筹码”，就没有撬动“国有资金杠杆化”的支点。除非动用非市场化的手段硬上，降低金融体系的风控标准之类的“非常举措”。这样做不仅会增加金融风险，地方财政和经济的承受能力也十分可疑。

所谓“杠杆”，本质上就是债务。加杠杆，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债务，无非是把负债装进表内还是表外的区别罢了。以当前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还有增长的空间吗？

05

湖北“三资改革”有争议，要理解李省长的难处，但也不必脑补加戏。三资改革是地方财政压力倒逼的不得不为，纾解地方财政困境为目的，别无深意。能给地方财政回回血就不错了，达成其他目标纯属奢望。

实际上，“盘活国有资产”的政策思维从来都没变过，“国资改革”一直在路上，四十年就没停过，方向盘都没有转过。

1990年代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是“盘活国有资产”。重庆改革，也是“盘活国有资产”。前几年国有资产急剧扩张、做大做强，也是“盘活国有资产”。这轮以“三资改革”为代表的国资改革也是一以贯之。国资从没变过，盘也一直在盘。

至于说每轮“国资改革”的效果看上去不同，其实是取决于经济的增量要素。

“市场派”津津乐道的1990年代国企改革，并不是“甩包袱”的抓大放小本身有多成功，而是对内开放民企、对外引入外资、加入WTO的增量改革很成功。重庆改革的成功，如前所述，是土地资产入市的增量因素。湖北三资改革，如果只是“国资内循环”的杠杆腾挪，并不会产生真实的经济增长动力。

当然，对“三资改革”的预期本来就不应该过高。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湖北“三资改革”这把钥匙，开的是湖北地方财政这把锁。大可不必为送都送不掉的国资“流失”担心，也不必“旗帜鲜明地支持”。地方政府、国资系统处理家务事，外人瞎凑什么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