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褚遂良说：“史官记录君主言行，就是要如实记载善恶，这样才能约束君主不敢为非作歹。从未听说君主可以自行查阅的。”
中国历史上，史官为坚持史实真相而献身的例子最典型的有两个：一个发生于春秋时期的齐国，一个发生于南北朝时代的北魏。
先说第一个：
齐庄公与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且多次公开羞辱崔杼，忍无可忍之下崔杼派手下在自家府邸设伏，趁齐庄公前来与棠姜私会时将其杀死。
崔杼是谁呢？齐国的正卿，即丞相。齐庄公死后，崔杼要史官记之以“庄公因病去世”，太史坚决不从，于是崔杼大开杀戒。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是这么记载的：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太史（即齐国史官）在史书上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于是杀了这个史官。太史的二弟、三弟继任成为史官，继续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们杀了。太史的四弟又继任史官，还是坚持如上记载，崔杼无奈，只好放了他。
这期间，一个叫南史氏的史官听说太史们因坚持实录而先后被杀，便拿起竹简前往齐王宫殿，准备继续如实记述，听说太史的四弟已如实记载，方才回去。
就因为坚持这五个字，三个史官相继丢掉性命，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这个故事的小插曲也很感人，就是那个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因担心真相被淹没，这位史官勇敢地逆风前行，显然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这个故事曾经数次震撼我的内心，每一次读到都意气难平。
再说第二个：
碰巧，这个因秉笔直书而被夷灭三族的人，也姓崔，且同样是位极人臣的当朝丞相。只不过，这个崔氏不是杀人者，而是被杀者。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主持编撰当朝国史——《国记》，并特别叮嘱“务从实录”。但是，当崔浩们如实记载了北魏皇室早期见不得光的隐秘之事，一下子惹得太武帝龙颜大怒，以“暴扬国恶”为罪名将崔浩处以极刑，其家族、姻亲家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等）以及参与编史的官员们，亦遭灭门，史称“国史之狱”。
许多人都知道，北魏虽为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却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属于较开明的少数民族政权。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北魏汉化背后的推手正是以崔浩为领袖的汉族精英。就是这样一位有功于朝廷、有恩于皇上的人物，终因说了实话而为当朝所不容。
其实，太武帝也曾对崔浩恩宠有加，比如他曾经对崔浩这样说：“卿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尽忠规谏，勿有所隐。朕虽或时忿恚，不从卿言，然终久深思卿言也。”
但是，崔浩还是惨死在最信任他的皇帝手下，可能他真地相信了那句话——“务从实录”。
正是因为这次“国史之狱”，《国记》原稿被焚毁殆尽，后世对《国记》的了解，仅能从《魏书》《北史》等后世史书中的零星记载中间接推断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资治通鉴》记载的一个故事：贞观十六年四月，李世民询问负责记录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爱卿负责记录起居注，朕可以看看吗？”褚遂良当即回绝他：“史官记录君主言行，就是要如实记载善恶，这样才能约束君主不敢为非作歹。从未听说君主可以自行查阅的。”
李世民心有不甘，追问道：“如果朕有过失，爱卿也会如实记录吗？”褚遂良坚定地回答：“这是臣的职责所在，不敢不记。”
当时在场的黄门侍郎刘洎也帮腔道：“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住。”李世民无言以对。
看，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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