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为骑手交社保，京东模式和美团模式哪个更文明进步？

在《天道》这部剧中，丁元英把格律诗音响公司和农户的关系既在生产上独立开来，又在市场上紧紧联系起来，引发深圳乐圣音响公司以格律诗音响公司违反劳动法和禁止使用童工法为由，状告格律诗音响公司不正当竞争。
王庙村村民在为格律诗音响公司出庭作证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没拿格律诗公司的工资，我们赚的是利润。
在我们农村，农民种地算不算是一种生产？你见过哪个农民家的孩子没有下地干过活？这算不算使用童工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剧中格律诗公司和农户之间的这种劳动关系在现实中并不新鲜。
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大多是采用“三来一补”的代加工来发展制造业，很多大厂就会把订单派给小厂生产，小厂又把订单派给家庭小作坊生产。
过去很长时间内，用工关系都是基于“企业-员工、单位-职工”等的稳定劳动关系，只有“二分法”，是隶属就是隶属，不是隶属就不是隶属；
后来，灵活就业却创造第三种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
在这种不完全劳动关系下，劳动者用自己的时间、资源、技能和资金为用工方工作，用工方还不用给劳动者付基本工资，不用承担任何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最终以劳动者的实际绩效来给相应的报酬。
并且，这种低成本的用工制度被咨询培训行业不断鼓吹，被用工方不断盛赞，还通过各种鸡汤把这种剥削压榨劳动力的制度包装成冠冕堂皇的用工理由，其中销售行业最为典型。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外卖平台也不直接雇佣骑手，而是采用劳务外包的灵活形式，为公司节省了巨大的用工成本和经营管理成本，还规避了诸多法律风险。
所以，不管是外卖平台还是网约车平台，很难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去判定平台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是非对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道德舆论和法律法规一定会偏向于弱势的劳动方。
因为一个平台的长期存在不仅仅是以盈利为目的，还要以解决社会就业和担负社会保障为己任。
曾经在2021年7月26号，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从劳动收入、劳动安全、食品安全、社会保障、从业环境、组织建设、矛盾处置机制方面入手，全方面维护外卖员的劳动权益。
其中包括确保外卖骑手正常劳动所得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敦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骑手参加社会保险。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对于外卖行业来说，最大的现实是“灵活就业”，最大的矛盾是“灵活的就业与不灵活的社保”之间的冲突。
数据显示，骑手中高达89%为兼职，他们或是寻求额外收入的工厂工人，或是利用闲暇时间贴补家用的“宝爸宝妈”。
骑手的流动性也极强，这个月在深圳送外卖，下个月可能回江西老家开网约车；上午在美团接单，下午可能去达达送货。
为“灵活就业”的骑手上社保，其实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到底有多难，答案很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灵活就业”是一种“无雇主”的新业态，跟各国现成的“有雇主”“单雇主”的社会保险参缴机制，存在天然的鸿沟。
在国外，“灵活就业”人员通常被称为self-employed，即自雇者。
只要在实行需要个人缴费的社保制度的国家，“灵活就业”人员上社保的负担，往往比“有雇主”的人群，要重得多。
比如，在加拿大，全国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为11.9%，其中雇主和雇员各缴5.95%，而灵活就业人员却需要自己缴纳11.9%。
奥地利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雇员缴费率为10.25%，雇主缴费率为12.55%，而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率却高达20%。
我们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企业缴16%，个人缴8%；而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率为20%，尽管低于企业和个人总缴费率之和，但对于平均收入更低的灵活就业者，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2024年底，北大国发院学者一项针对3万余名骑手的调研显示：
若强制个人缴纳社保，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的骑手仅愿意缴纳月收入的5%以下，能接受现行缴费比例的骑手不到一成。
另一项行业调查也显示：
72.3%的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
如果按照传统劳动关系下的社保等政策，平台要解决100万灵活就业的骑手的社保问题，一年就要多出500亿成本，这也绝非易事。
事情越难，就越要探索。
对于数百万穿梭于城市间的外卖骑手的社保难题，2025年京东和美团就为这个复杂的群体提供了两种不一样的尝试方案。
截至今年8月19日，京东官方发布数据，京东外卖全职骑手已突破15万人，公司为他们全部缴纳五险一金且承担所有费用；
而今年10月27日，美团则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将正式覆盖全国，向全部骑手开放，美团全国骑手可凭个人意愿，选择在熟悉的家乡或奋斗的城市参保，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保障福利，向全国、全平台、全类型的骑手开放，预计将覆盖数百万人。
由此对比来看，京东选择的是一条高标准的传统社保模式；而美团选择的是一条创新普惠的社保模式。

从美团的实践来看，已取得一些进展，这是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多层次骑手保障网：
第一层是基础保障网，是养老保险+“骑手工伤险”（职业伤害保障）+意外伤害险组成的用来解决生存与安全底线的，覆盖全国全部美团骑手。
自2022年7月试点以来，美团已累计为超过1300万人次骑手缴纳新职伤险保费超过20亿元。
第二层是进阶保障网，是由大病关怀保障、子女教育基金、职业转型教育基金等构成的进阶保障，首次覆盖全部骑手及其家人。
目前，美团的大病关怀已援助近7000名骑手及家属，发放超2亿元；“袋鼠宝贝”项目更是开创行业先河，不限于美团骑手，全行业骑手的未成年子女，遭受重大疾病或意外，都能申请这项帮扶。截至2025年9月，已覆盖13个平台，帮了1150个孩子。
第三层则是骑手专属福利生态保障网，10万家商户提供“骑手工作餐”，5.2万个“骑手驿站”能歇脚、热饭、充电；联合物业打通小区门禁，解决“进小区难”；女性骑手还能免费做“两癌筛查”……这些看似小事，却实实在在提升了骑手的日常体验。

经过不断摸索和改善，骑手这个曾经典型的“零保障”职业，现在的收入以及保障水平都已经跻身蓝领群体中的第一梯队。
《2024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蓝领群体规模达4.25亿人，平均月收入达到6150元，较2023年的6043元微增1.77%，其中月嫂、货车司机、外卖员月收入水平依然位列前三，月收入均突破7000元。
为何一度备受推崇的京东全职全额社保方案陷于沉寂，而美团的普惠补贴社保方案却得到行内行外的广泛认可？
京东和美团这两种模式的本质，是让少数人享受更好的社保福利，还是让更多人都纳入保障网络；是惠及几十万人，还是覆盖数百万人。
美团的社保模式，尊重并适应了骑手职业的流动性与过渡性，让保障成为一项可得的和包容性的权利，而非少数人的特权。
最新发布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
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这意味着，扩大社保覆盖面仍是现阶段的政策目标，特别是包括骑手在内的全国2.4亿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覆盖面。
今年全国“两会”上，人社部就宣布将落实好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的限制，系列政策包括“一放开三灵活”：
放开就业地参保限制，形成“就业地或户籍地二选一”的弹性机制；
参保地可以在就业地或者户籍地之间灵活选择；
缴费基数在当地上下限标准之间灵活选择；
缴费方式可以在按月、按季、按年之间灵活选择。
美团给百万骑手补贴社保，正是对这一政策导向的有力呼应。
美团的社保方案建立了一个多方共担的成本结构，可以让保障制度持续细水长流：
平台补贴一部分，骑手承担一部分，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同时，“基础+可选”的菜单式保障，既控制了总体成本，又满足了不同骑手的个性化需求。
这个同时覆盖数百万灵活就业者的福利保障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先例可鉴。
美团这套社保模式或许还不完美，但它成功地将“公平普惠”与“商业可持续”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它的价值不仅限于外卖行业，还可以推广普及到更多的灵活就业行业。
它为解决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直播主播等更广大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真实样本。
美团的社保模式，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更是一种勇于挑起社会责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