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第三人称则不然。运用第三人称叙述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约束，比较自由。作者可不露面，直接把人物的经历和事件的发展变化展示在读者面前。
在讲第三人称时，我们不妨先说其大略的发展过程。最原始的文章，如“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先女群言之首。”（《尚书·秦誓》），又如：”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左传·鲁庄公十年》）这些文字都是较客观的记事、记言。既是作者自己看的，也是给君主、长官、同僚看的，同时也是留给后人看的，并不怎么考虑笔者与读者的称谓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品体裁、样式的丰富，才日渐使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多方面地考虑人称角度的选择与运用。早期的小说，源于“说话”，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本也是人们彼此谈论故事。其内容当然只能限在讲故事的人目睹或耳闻的范围内。早期小说沿着这个路子发展，大都采用单纯叙述者的角度进行写作，因此一写到不能耳闻、目睹的情况时，作者就躲躲闪闪觉得为难。
如，《红楼梦》十五回写到宝玉对秦钟说：“一会儿睡下咱们再慢慢儿算账”，后面接着的一段文字写道：“却不知宝玉和秦钟如何算账，未见其切，此系疑案，不敢创纂。”又如，《三国演义》中第二十一回，写“曹操煮酒论英雄”一段，当曹操说中刘备心事时，刘备失惊落，借“畏雷”掩饰当时的心理活动，小说不直接描述出来，而是在散席回家后由刘备向关羽、张飞说出。
这当然有作者巧妙剪裁的关系，但似乎也都有提防着别人提出“从何而闻见之”的疑虑。这种困难，要求作家在叙述角度上必须有所突破。
我国古代小说家，因感到第一人称叙述方法的种种不便，早就作了一些突破的尝试。汪辟疆《唐人小说·李章武传》按语说，“此文叙述婉曲，凄艳感人。蒲氏《志异》专学此种。”认为《李章武传》就写了“燕昵之词，媟狎之态”。而《红楼梦》虽然声言，凡叙事人未见真切不敢创，其实，全书早已离开“石兄”这个单纯的叙事者，而改用“全知观点”了。只不过第三人称、“全知观点”这些名称是外来的，使我们更明确这种叙述方法罢了。
英国作家萨克雷，在他的长篇小说《名利场》中一再提到：“写小说的人是无所不知的。”在欧洲讨论小说技巧的著作中，把“无所不知”的小说家采取的叙述角，称为“全知观点”，依照这种叙述角，小说作者有权假定从任何一个观点上观察人物，描述人物，他是无所不在的。
一些长篇作品不能老是维持在一个单纯的叙事者角度，必须闯入人物的“无人之态”中去，采用第三人称能加强作品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作者下笔也就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了。正因为这个原因，现代小说等叙事作品大都是运用第三人称的。
第三人称有种种优越性，但也因具有客观性，也就造成某和不足，即缺乏第一人称的那种亲切感。为了弥补它的不足，叙述者常常利用人物对话或独白，即通过人物的口，讲亲身经历的事情，同样能使读者感到真实、亲切。在我国就往运用“从人物眼中看出”的叙事方式来解决。这样既像是作者在讲故事，又像是人物在念叨着自己的见闻、感受，这对增强读者的形象感、亲切感，加深读者同人物思想感情的交流是有很大好处的。
在运用这种方法时，要注意既然“从人物眼中看”，那么就必须不能违背人物的思想、性格、经历、语言、习惯，总之要从人物的各方面情况出发，予以恰当处理，如《水浒》中，对李逵夜入紫虚观一段叙述，原来是这样写的：……直到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看诵玉枢宝经之声。李逵爬上来舔破窗纸张时，见罗真人独自坐在云床上，面前桌儿上烧着一炉名香，点起两枝画烛，朗朗诵经。”后来金圣叹改为：“……直至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李逵爬上来搠破窗纸张时，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面前桌儿上烟煨煨地，两枝蜡烛点得通亮。”
鲁迅先生说金圣叹修改《水浒》，”字句亦小有佳处”，这是不错的。李逵性格粗鲁，白天由公孙胜带着他与戴宗见罗真人时，李逵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曾问戴宗：“那老仙先生说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省得这般鸟作声”。这不是丑化李逵，是合乎他的农民出身的身份的。自然，什么“玉枢宝经”、“云床、名香、画烛”也就不是他所能区分的了，现在一改，表面上似乎含混了，但更合乎李逵的眼光。这样“从人物眼中看出”就避免了第三人称的客观性，使人觉得真实、亲切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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