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沃森离世，他曾为中国生命科学做出重要贡献

编者按

近日，本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逝世，享年97岁。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发文纪念。

他不仅在DNA双螺旋结构、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他也曾为基础薄弱的中国生命科学做出重要的贡献。

作为沃森亲密的朋友以及亚洲事务顾问季茂业博士早些年就系统地回顾了沃森的“中国情结”（2012年发表于《科学新闻》）。

沃森最近一次参加国内昌平实验室的一个活动，2023年10月21日，95岁高龄的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因身体原因未能亲临会议现场，他特定录制了一个视频，回顾了当年这一重要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的成果于1953年4月25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是《自然》杂志有史以来发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只要你不是太笨，只需要仔细瞧一下就能知道如何拷贝DNA，看到DNA就会明白双链如何解旋。当时我和克里克并没有马上解决A—T配对问题，直到那一年的某个周三、周四，我们才了解到C—G配对，并发现它和A—T配对在形状上相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双螺旋模型。”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沃森在中美“乒乓球外交事件”后，就不断接待赴美的中国学者，他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访华的美国学者，1981年沃森首次访华后，与曹天钦、王应莱等人会面后，他与中国生命科学的联系就更紧密了。此后数十年，他尽其所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那时候正在起步的中国生命科学。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 与中国几代生命科学家都有交集，如曹天钦、贝时璋、王应睐、谈家桢等 。

本文为冷泉港亚洲负责人季茂业博士的一篇旧文，刊发出发以示对沃森博士的纪念。

季茂业（冷泉港亚洲负责人）| 撰文

2006年我在冷泉港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业余协助沃森为他第二次访华做准备。一个偶然机会在实验室沃森档案馆内发现一大批沃森和中国科学家在1980年代互动的很多一手材料。包括沃森1981年第一次到北京时去全聚德烤鸭店就餐的菜单，他俩儿子和太太在北京的诸多照片，及本书所涉及的许多丰富资料。翻看时犹如进入了时光隧道回到从前。我的感觉是既惊奇，又欣慰。惊奇的是原来我所熟悉的中国高校院所同远在大洋彼岸，美国东岸的冷泉港实验室曾经有如此频繁又紧密的联系和接触，世界真是很小！但是这些“事迹”竟然不为外人道也。如果不是我在档案馆里的偶然发现，下一次还不知会是什么时候见诸天日。欣慰的是我从宏观角度看到中国科学界和国际同行是在一个阵营的，并没有壁垒分明的间隔。当时我的一个简单的直觉就是这些事应该被人，尤其是我们中国科学界所了解。

数年之后，我有次机会向陈竺副委员长讲述沃森和中国科学前辈的往事。陈院士当下就叮嘱我应该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和国人分享。惭愧万分的是由于我能力有限，加上工作繁杂陈副委员长的此一指示我没有及时落实。幸亏今春叶水送先生表示他有意撰写此书，我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和感谢。

2006年之后，沃森和中国生命科学的历史继续演进着。因缘际会我也幸运的成为了这之后历史的见证人甚至是当事人。有两个细节可以佐证沃森对中国生命科学乃至生物产业发展倾注的个人关怀。

从2007到2017这阶段，沃森担任冷泉港实验室荣誉主席期间，为冷泉港募款，对高级会议议题的设立，为某些方向的初创公司（startup）的启动等方面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但令我印象深刻，甚至是惭愧的是在他忙碌工作间，竟然对不少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却有很好的掌握。比如他注意到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杨弋教授关于细胞代谢活动分子探针技术和科研活动。为此在他的建议下把杨教授请到冷泉港的班柏里（Banbury）高级会议中。并叮嘱我认识杨教授，并跟踪他的研究。

詹姆斯·沃森与季茂业博士

两年后即2018年沃森还专程去上海走访了杨教授在华东理工的实验室。除了杨教授的工作外，沃森对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鞠景芳教授，清华大学罗永章教授等实验室的工作即熟悉又关注。

针对中国生物产业的发展如我之前提到过2006年二度访华期间特意为苏州工业园区政府班子做了关于世界生命科学和生物产业兴起及发展专题报告。同时欣然答应担任苏州生物医药产业总顾问一职。

十年后，即2018年最后一次访问苏州期间再度为园区更大范围的观众作学术和产业相结合的报告。也就是在这次行程最后他离开苏州时，他又特意要求汽车穿过苏州工业园区的生物产业园，以便他有一个直观的观察，而且一回到美国家里后又要我给他一个园区内初创公司的名单。我的感觉仿佛他做了一个为期15年的大型实验，他要收集数据，总结实验结果。

2018年后，沃森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祸从口出事故”后进入了他人生的静默期。我是这一时期和他及家人保持频繁联系的唯一华人。在这静默沉淀的过程中，反而使他对后半生所推动的事有更清晰的看法。他认为他之前在科学第一线的业绩可以归结为双螺旋的发现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进。

2023年11月19日我和沃森夫妇在冷泉港小镇上的“Sandbar”餐厅午餐。席间沃森总结道他后面的工作业绩主要：

1.冷泉港实验室的管理和提升；

2.冷泉港亚洲的建立及同中国生命科学界的互动；

3.发起对癌症的科学之战（War on Cancer）。

由此可见和中国科学界互动在他心目中的定位和重要性。沃森与中国的联系，最早从1950年代开始，再到80年代的亲手实施，以及现在的念兹在兹，沃森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关切真正做到了半个世纪的一如既往、始终如一。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在这段静默期，沃森对中国青少年科普工作表现出持续的关切。每次我去到他家就会聊起科学教育。他有两个计划；一是把他《基因的分子生物学》这本经典巨作加入基因编辑和免疫，核酸治疗等新技术，改写成适合高中生的版本，分别在纽约和北京的中学使用。

当然他对中国教科书的撰写和发行的规章制度一点都不了解；第二个计划就是在中国主要大中城市设立针对青少年和社会科普功能的DNA学习中心。老先生甚至表示如果开张的话，他要亲自再来中国致辞。欣慰的是这个计划经过几年的酝酿，尝试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方案和手段后目前已进入积极筹办阶段，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现实。

那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我并不理解是什么动机或原因促使沃森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如此上心和关切，我也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从他这样一个具有大战略眼光和胸怀的科学家或许可以从以下的角度去思考。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国家，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在最大范围推进世界科学的进展；其次世界公认亚洲人的勤奋和聪明才智，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当然也给科学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以上这两点出发，支持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就非常可以理解，即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也将促进世界科学的长足进展。中国可以也应当为人类科学的昌明、文明的进步作出该有的贡献。我认为这是较合理的推测，即使不然，我们也该有这样的广阔的胸襟和视野。

此外，沃森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使他对学术会议和顶尖学术培训平台的理解有更为切身和深刻的理解。2007年为支持我回中国工作，沃森专门和我一起以冷泉港的优美港湾为背景拍了一个对谈视频。在对话中，沃森侃侃而谈叙述到1948年他随博士导师卢利亚（Salvatore Lucia）

当时20岁的沃森在冷泉港好比如鱼得水，非常活跃。他说“I know everybody on the campus. And I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这种学术+社交的活跃性对他个人，乃至对科学的进展期其影响极为深远。因为也就是在冷泉港的这个学术生态体系里，沃森知道核酸，而不是其他生物大分子才最有可能是遗传物质这个关键的信息。那时的世界通讯基本靠书信往来。一封信路上走个把月是常态。科研成果的发表和分享和现在相比有巨大的时代性差异。因此核酸是遗传信息介质这个确切的信息最早知道，并确信的人很少。这个不对称信息坚定了沃森博士后的工作全部聚焦在弄清核酸的分子结构这一学术方向。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已成为了科学史上的著名事件，我不在此赘述了。此处关键的点我想说明的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往往离不开频繁、及时、活跃和高质量的学术碰撞，而善用乃至制造这种碰撞，在碰撞中捕捉稍纵即逝的智慧火花是一流科学家必备的功夫，而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则是提供这种碰撞的平台和温床。毫无疑问，这也是沃森先生如此重视办好冷泉港亚洲的动机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是：”Science is a soc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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