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湾,一份共产党特工被捕名单递到蒋介石桌上。他扫了几眼就拍了桌子,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嘴里反复念叨“怎么会这样”,怒火几乎要烧到纸面上。
可当目光落到“朱枫”两个字上时,他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名字对身边的毛人凤说:“这个朱枫,你们不准动她一根汗毛,要以最高的礼遇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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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让毛人凤愣住了——名单上全是共产党特工,怎么唯独这个女人能破例?蒋介石向来对“共谍”狠辣,这次为何突然心软?没人敢多问,可所有人都在好奇,这个叫朱枫的女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朱枫的特别,从来不是因为谁的“优待”,而是她藏在温婉外表下的硬骨头。
她是浙江镇海人,1925年在宁波读女子师范时,就敢带头参加爱国反帝运动;1937年抗战爆发,她又跑到浙东组织救亡活动,跟着丈夫朱晓光一起帮着八路军、新四军筹物资、传消息。1945年入党后,她转做地下情报工作,在上海、香港的灯红酒绿里,把情报藏在胭脂盒、书本夹层里,一次次躲过敌人的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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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把不少地下党“内线”的联系掐断了。中央急着要台湾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准备,华东局情报部挑来挑去,选中了朱枫——她有个没人怀疑的“身份”:去台湾探亲。
三个月前,她的女儿陈莲芳、妹妹朱怡云从台湾寄来家书和“入口证”,劝她去团聚。朱怡云夫妇在国民党上层做事,女婿也是国民党官员,他们压根不知道朱枫是共产党,只当她是想女儿的普通母亲。当时朱枫没当回事,可没想到,这份家书竟成了赴台的“通行证”。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登上开往基隆的海轮。站在船头吹着海风,她想起20多年的革命路,没半点犹豫——哪怕前面是虎穴,她也得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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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到了基隆,女儿、女婿、妹妹、妹夫早就在码头等她。一家人说说笑笑回了家,可到了深夜,朱枫躺在床上听着涛声,心里想的全是任务:党组织说,到台后要联系两个人,一个是“老郑”蔡孝乾,一个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第二天,她就按约定找到了蔡孝乾。这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把台湾工委的情报交给她;一周后见吴石,这位身居高位的“自己人”,从保险柜里拿出个小圆铁盒,郑重地说:“这里面是微缩胶卷,全是绝密情报,你一定要安全送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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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把铁盒藏好,三天后就在基隆码头,把第一批情报交给了华东局的交通员。情报很快传到北京,毛主席看完笑着问:“这么机密的东西,怎么搞来的?”
作战部长回答:“是一位女特派员,跟咱们的‘密使1号’(吴石)接的头。”毛主席当即说:“要给他们记功!”还挥笔写了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可就在朱枫准备完成任务返回大陆时,天塌了——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了,第一个就供出了她。
吴石急得不行,赶紧让手下通知朱枫转移,还冒险签了张《特别通行证》,送她搭军用运输机去舟山——那里离大陆近,还有她的老同学能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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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在舟山躲了几天,眼看就能跨过海峡回家,可国民党的搜查队还是找到了她。被捕时,她离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押回台湾后,蒋介石的“优待”来了——好吃好喝招待,却不审问。朱枫心里清楚,这是想让她“悔过”。她早有准备,趁特务不注意,把随身携带的金镯子吞进了肚子,想以死明志。
特务发现后慌了,赶紧用军用飞机把她送回台湾,进荣民总医院抢救。捡回一条命后,蒋介石又让她女儿陈莲芳来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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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一见她就哭,劝她签悔过书保命。朱枫却瞪了眼:“胡说!妈妈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信共产主义,跟定共产党,谁也改不了我的主意!”
陈莲芳哭着走了,接着又来一拨拨说客,有的许官,有的利诱,朱枫全不搭理。毛人凤最后亲自来,拍着桌子说:“固执到底就是死!”
朱枫哈哈大笑:“我死算什么?青山处处埋忠骨,人间遍种自由花!”
1950年6月10日上午,马场町刑场,朱枫和吴石等4人被押了过来。枪响时,她才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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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人们没忘记她。1951年,华东局给她家人送来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90年,在邓颖超的关怀下,北京举行了“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
直到今天,再提起那个在台湾虎穴里坚守信仰的女特工,人们还会想起她的话:“信仰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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